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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我只知有三分之二的机关干部在上访，却并不知其中的缘由，所以虽有同感，却是无法表态，而书记显是刚才受了冷落，心里正烦，低着头，不肯说话。
见无回应，部长接着说道，我今天可是捧着尚方宝剑来的，这样吧，我只问一句，咱们这届班子到底还能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话意明确，意即生杀全凭他临机处置。
虽如此，既不知原因，我也只能沉默以对。
此时，书记抬起了头，态度坚决地说，能，我们向组织保证，一定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我注意到，他说的是我们，而不是我，显然也包括了我。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部长不相信似地把目光转向了我，他看我的目光始终是友善的，这是我做镇长以来的第一次，让我甚是感动，未及思考，便坚决地点了点头。
几天呢？见我们两人都表了态，他的语气友好了些，轻声地追问。
我正思考着，书记已先开口说话了，至少得一个月吧？因为，因为我明天便要出发，到上海开一个招商会，跟县长一起，恐怕得十多天的时间。
提及招商引资，他又变得眉飞色舞起来，因为县委刚到思乡镇开了现场会，重点对思乡镇的山区综合开发项目进行了观摩，并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由于综合开发项目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工业做支撑，而思乡镇既无资金上的优势又无技术上的优势，所以只能靠招商引资。
尽管其时县委已开始号召招商引资，他却始终认为那是一种卖国行为，并无多大热情，完全是一副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架势便是出了任何问题本人概不负责。一旦项目得到了县委尤其是书记县长的一致肯定，他又把功劳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毕竟他是思乡镇的一把手，功劳自都是他的。
我不得不佩服他态度转换的速度，自那以后，他便把招商引资牢牢地抓到了手中，三天一个招商会，五天一个洽谈会，花了钱，不仅没有招进一个项目，而且据说还受到了正全力抓招商的县委的一致肯定。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次机关干部上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招商引资——花了钱，不见外资，机关干部的工资不长，领导干部专车的档次却在蹭蹭地往上升，美其名曰工作需要，岂不成了搞腐败的挡箭牌？“淘金者”态度激烈，却失之偏颇，其时招商引资确十分不易。
再说部长沉思了一会儿才说，一个月？不行，绝对不行，不过，招商引资也很重要。我曾听说，部长跟县长是同县老乡，自然不会反对县长的决定。于是，象下了最大的决心似地，他继续说，我看还是这样吧，书记抓招商引资，镇长抓稳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书记两手对搓着，似乎还要再说什么，但被部长用眼色制止了。书记自是要反对，他总是对我不放心，唯恐我捅了他的漏子。
我相信，他应该知道，上访主要针对他，正如他向县委所汇报的那样，部长必定认为果真是我煽动起来的，这应该是他来之前而绝不是现在才做出的决定。——谁点的火，就叫谁去灭，是一招妙棋。
那一刻，我的大脑特别灵光，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但这毕竟是我做镇长之后接手的第一项任务，而且是由上级组织部长亲自委派的，组织部长可是吃罪不起的人物，尽管我意识到其中可能有诈，但还是勉强点了头。
见我点了头，部长难得一见地笑了笑，却加重了语气说道，不过，一个月可不行，我只给三天时间，记住了，只三天，至少不能再到县委县府去。说完便欲离去，书记便挽留他吃饭再走，而我却只陪着笑，愣是不说话，因为我上厕所时听到了他秘书与司机的小声议论，说是临镇的书记刚从欧洲回来，中午邀部长前去，让书记作陪。
书记不明就里，死拽硬拉非要强留，部长嘴里说着“忙”，脸上已是不好看了。
我便劝道，吃饭，还是下次吧。
或许因我帮他解了围，部长脸上愧疚稍现便已隐了去，哈哈大笑，说还是镇长明事理，待招商引资和稳定双丰收时，我一定前来，大干三百杯。话里难免夸张，人已是登车而去。
我和书记对视了一下，竟莫名其妙地觉得他有些可怜，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毕竟是他为我创造了一片发挥作用的空间，便善意地冲他笑了笑。
未及回转，他的电话便响了，我自是知道原委，却见他接过电话之后，一脸的神秘，随即又神气起来，道了一声“忙啊”，便登车绝尘而去。
我突然感到好笑，笑他人，也笑自己，便放纵地哈哈大笑起来。
既已应承下来，便要努力做好。这是我一贯的处事原则。我原以为，凭着我和“淘金者”之间的交情，没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事情，尽管我还不知道是谁为何上访，而这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这样我更能保持客观的态度。
先从组织者入手，犹如战争中的“擒贼先擒王”。我很快便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大思路，不仅暗暗自得。先有一个大的框架和具体实施的计划，是我做事的习惯。
或许由于太过顺利的原因，那时候，对于解决农村问题，我不仅不象书记他们那样悲观，反常常为自己解决农村问题的能力而感到自负。
我认为，农村原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大事，因为农村人是善良的淳朴的，只要真心待他们，遇事肯同他们商量，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多尊重他们的愿望，尽管他们的认识水平很低不容易达成一致。
这主要是我们工作的问题，习惯于命令而不屑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其实，只要思想通了，常常会事半功倍，因为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你，心都肯掏给你。这是我当时对于农村工作的一点儿基本看法和做法。
这次却不同了，原因是：按照部长的要求，书记必须把上访情况向我做全面交待，他却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我负责解决上访问题的消息给捅了出去，因为他原就希望我那位做副书记的同学去管，并不希望我插手，我认为，除了我刚才提过的原因，便是他不能让我太过突兀，似乎我的突兀对他是一种威胁。
如此，我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我根本无法了解到真实的信息，他们明显在躲着我，偶尔碰上了，出于交情实在不能不说话，也尽是些吃了喝了哼哼哈哈之类的事儿，从不肯多说点儿什么。
但我坚信，这只能是一时的误解，截然不同于我那位做副书记的同学——他见机最快，我当选镇长后，他是第一个向我表示祝贺的人，尽管我们是在厕所里似乎是偶尔碰上的，但我敢肯定他必定是故意跟来的，因为他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打开了水龙头把水弄得哗哗地直响，他只轻轻地跟我碰了一下，话也只有一句两个字的“祝贺”，他表现得如同做地下工作一样，人也很紧张，或许因为当时刚出了结果，情形还不是很明朗，他在公开场合的面是冷的，似乎我们之间毫无干系，话自也是不肯说的。
及至县委按人代会选举的结果宣布了我的任命，或迫于形势，也可能出于嫉妒，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便形同陌路了，他因此得到了书记的信任，俨俨便在做着镇长的工作，可以说他是实际上的镇长。
迫于无奈，我决定利用晚饭后的时间去找老贺。老贺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对发展山区经济颇有一套，却偏喜说怪话，揭领导短。他们毕业的那个年代，正是人才极度匮乏的时候，他的同学都已纷纷做了领导，唯独他还在原地踏步走。
想到这些，他便心理极端不平衡。因为在他看来，他正是按照自小便接受的“实事求是”的教育去做的，他甚至可以称得上这方面的模范。他想不通，长期养成的习惯又改不了，更何况此时的他早已声名在外，想改也是不可能的了，于是破罐破摔，更加怪话连篇。倘若老贺有一天不说话或者请假一天，人们立马便会觉得咄咄怪事，仿佛缺少了什么似地。
不过，老贺却也为一般干部挣得了不少利益，譬如有一次机关分苹果，由于分管机关的副镇长得了好处，供货商便只给领导们准备了几箱大的，一般干部则只能吃小的了。帮忙卸车的老贺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秘密，说是意外，其实不少人早就发现了，却都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说，有人便做了个套，故意让老贺“意外”发现。老贺立即大叫起来，迅速地把消息扩散开来，搞得副镇长无地自容，只好要求供货商全换成了大的，暗中自然也要把吃到嘴里的一千元好处费如数退还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既如此，自有不少人暗中支持，老贺更加肆无忌惮了，吃亏的却只有老贺自己。到了书记这一任，倡导自由组合，有人怀疑主要是针对老贺的，因为老贺总是让领导心里犯堵，嘴上又不好说，撵又撵不走，治又治不了，自是让人上火发急。事实是，对于老贺这方面的“特长”，不少人暗中鼓励归鼓励，自由组合却没人肯要，老贺便带着工资失业了。
人其实是世界上最低贱的动物，因为其思想，短时间的无所事事或许还能够逍遥自在，时间一长，问题便来了——有人发现，老贺变得沉默寡言了，终日里只绕着镇政府转，头发白了一片，却也无法：各部门都是自由组合的，没人肯要，除了怨自己不争气，还能怪谁？
恰于此时，我向书记讨了管区主任的差使，便组合了老贺。这当然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老贺感激万分，书记也因为正担心老贺闹事无法处置而打心眼里喜欢。
与老贺一起共事，我才发觉，老贺其实是蛮有思想的，心肠也软，只是说话嘴不应心，略显直露了些。所以我特看重他，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终究远胜于今，他后来果然为山区开发项目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我们成了挚友，尽管他对我说话同样不客气，但作为一名老同志，他打心眼里还是蛮尊重我的，而尊重往往是相互的。
所以，我决定去找老贺，原是有十分把握的。谁知，敲了半晌门，门才开了，见是我又咣地一声关上了。我不明就里，边用力地敲着门，边高喊着老贺。这时候，屋里的灯也灭了，我便疑心他喝了酒，因为他开门时便满面酒气。可只过了一会儿，屋里的灯却又突然亮了，随即又灭了。如此反复了几次，蓦然传来了他婆娘“没良心”的骂声。
老贺在外面人五人六地象条汉子，在家里却是十足的妻管严，这骂声显然是针对他的。山乡的冬夜是寒冷的，冻得我直发抖。原来两口子在吵架！我咕噜着，本欲再次敲门问个究竟，想想两口子的事还是少管为妙，古语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
5
正要离开，院内却响起了老贺一惯地踢踏踢踏地脚步声。临到院门时，他的脚步明显放轻了，但没有开门，而是透过门缝向外张望着，声音也仿佛怕人听见似地压得极低，镇长，你走了吗？
我故意吆喝着，没走，快开门。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镇长，门，我是不能开的，您的来意，我清楚。我正感觉要解释点儿什么，他又接着说，什么也别问了，镇长，我是坚决支持上访的，有什么事儿，你最好明天去问小苏，不过，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镇长，我要睡觉了，对不起啊，害你受冻了啊。临末，他又加了一句，他显然是穿着单衣出来的，我甚至能够听得到他牙齿的不断抖动。说完，他便踢踏踢踏地回屋去了，途中传来一声夸张的喷嚏。
我细细地琢磨着老贺的话，分明已明确地告诉了我，上访的组织者就是小苏。
小苏是跟我调来思乡镇的同一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据说父亲是县城一家私营企业老板，县城里有房子，住单身，虽然说有些才气，但何以会有如此的号召力，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及至见到他，更让我吃惊不已：只见他不修边幅，胡子不刮，头发未理，与其说是一个朝气蓬勃有文化的年轻人，倒不如说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小老头。
此时已近上午十点，他却刚从县城赶回来，据说自从他竞争答辩某站所负责人失利之后，便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仅上班经常迟到，而且对镇里的工作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似乎没有一处能够合他的意。
关于那次答辩，发生在我做管区主任的晚期，曾有人撺掇我去参加，我知道，那是一个握有实权的部门，但同样也是个业务性较强的部门，我是绝对不能胜任的，我从来不去做没有把握的事儿。因此，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认为只要我答应了的事儿，可能就是能，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其实不然，前面已提及的后来所发生的事也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儿，只不过我说的少一点，便显得有些高深莫测的样子，水平高低，具有自知之明的人自己还是应该清楚的。
事实上，小苏确是最合适的人选，却被另一位据说是书记不论远近的亲戚占了先。
书记的这位亲戚据说最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