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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划的实施过程却完全暴露了我的幼稚，或者说以我当时的能力和经验还不足以完整地实施这样一个计划，正是因为这个计划实施的失败才最终导致了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我的那一段落魄，且听我慢慢道来。
现在看来，一个慈祥的如同农村小老头似的山村小学校长或许根本算不得什么，甚至还会有点儿卑微，但对于当时的一个不安分的且学历已经开始不占优势的山村小学教师来说，却无疑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不仅管着十几号山村学历最高的人，更重要的他是唯一能够跟乡教研组甚至乡里的领导接触得上的人。
所以，见了面尽管他总是笑眯眯地招呼，而我却总象做了亏心事似地心里紧张得要命，虽然我不会放弃任何一次跟他接触的机会。
相对这样的状态来说，或许任何计划都能够轻易地做出，实施起来就难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按照计划我必须去拜访他的第一次，自周一就开始盘算直至自己决定必须要去的周六仍没能拿定注意：
先是去时到底带不带礼物，空着手去显然是不合适的，可又带什么礼物呢？太多了，自己拿不出；太少了，人家肯定会瞧不起；带烟吧，他不吸；带酒吧，人家家里必定少不了，引不起他的注意，甚至待我走后，他或许会说不清到底是谁送的；我认为，最好的礼物当然是他所喜欢的经常玩弄能够经常记起送礼人的那种。
可他又喜欢什么呢？我竭力地去探听观察，似乎他是个一无所好的人，实际上却是我根本无法了解得到，因为我与之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少——天底下难道果真存在一无所好的人？
显然地礼物还没有确定，“到底什么时候去，饭前还是饭后”的问题又来了：饭前去不合适，总不能耽误人家吃饭，尽管耽误了人家吃饭或许能引起注意，而且可以掩饰自己的窘迫，但常常也会显得泼皮似的招人反感；反复地考虑过了，饭后去也有饭后去的坏处——人家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难免扫了人家的兴。
随后便是敲门应保持怎样的节奏、开门的人是谁、见了面的第一句话该怎么说总不能说我想成为您的亲信吧、带来的礼物人家不要怎么办岂不要多尴尬又多尴尬，等等，一系列地问题。
反正，待时间已到晚上快九点我必须要去的时候，所有的问题我居然一样还没有决定。
我或许就是这样的人，或许事情的本身就这样，事到临头往往就有了注意。那一刻，我有了一个或许也能算得上决定的决定：或者去或者该怎么办一切到九点再决定。这是我当时经常使用的也是最有效的处事方法。
于是，我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桌上的时钟，当指针恰恰指向九时，我认为去与不去已不是今天该讨论的范围，去是必须要去的，而且必须要带一点儿东西，就是两瓶酒了！
酒虽算不上好酒，却是山村里最贵的，共需用去我二十五元钱。
不要小瞧了这二十五元，相当于我工资的三分之一，只要有过了这么一次，我本月将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人家还不一定就能看得上。
就这样思想着，眼瞅着又要发生总是自己为自己找理由的变故，我终于狠下心来，用力跺了跺脚向小卖部走去。
这种酒因为销售少的原因，小卖部里不常有，我已于两周前就通知让人给捎。货刚一到，店主就一天三遍地催，唯恐我不要了似地。这一天催得更厉害了，扬言如我再不取货就要卖掉，仿佛我已失了信用，而他则将要赔掉家底似地，烦人不烦人？！
因此，当我担心自己再次改变主意急不可待地先把已攥在手里许久因汗而有些湿润的钱递给他时，他早已喜上眉梢，两眼却在不停地打量我，那意思分明是：哥们，买这等高档酒干啥？送礼？给谁？我一句话也没说，他却仿佛已看透了我的心事。
这个可恶的小店主！由于我经常去他店里买烟，就熟络了，这是一个说话如同放屁的家伙。
——那个时候我抽不起好烟，买的多是三毛八分钱一盒的“蓝金鹿”，这显然已经不是年轻人的消费档次，所以我总要买两种烟装到兜里，私底下的时候抽“蓝金鹿”，公众场合就抽档次稍高一点儿的或者用来应付那些尴尬的讨烟者。
——分明自己兜里装着烟，偏要向你讨烟，待你误以为他缺烟而真诚地掏出递上时，他却已然从兜里掏出或跟你一个档次或略高于你一个档次的香烟点上，要你有多尴尬有多尴尬。
偏是这可恶的东西多嘴，逢到买烟，必要多嘴一番。
尴尬的事儿或许不说就不会尴尬，而若要说出来往往就成了埋汰人，要知道这种事儿原本人在心里便如同理亏似地。
有心不再去他的店买东西，学校周围却偏偏就只有他这一家，尴尬的可恶的东西！
他分明看透了我的心事儿，要不然他的笑会那样诡秘？此时，我象当众被他扒光了衣服似地，虽然他只是笑而破例没有将粪一样的脏话吐出来，我还是贼一样飞快离开了。
直到我确信他已看不到我时，我才停了脚步，我不能忘记自己今晚的使命，但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居然战战兢兢起来，完全可以说，我是一步一步挪到校长家门口的，原先设定的敲门频率竟一点儿也没能用上，而是焦躁地极没有礼貌地敲响了校长家的门。
幸好开门的是校长夫人而非校长本人，这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女人，她只瞥了一眼我手中的红色塑料兜，脸上的愣怔立即就被热情所取代，不仅让人丝毫感觉不出传言中的诸如校长被他驯服的常给她洗脚捶背之类的泼皮，反给人以热烈的亲切感。
正是她的这种亲切感让我把所有精心准备过的应答之词都忘得干干净净，虽竭力地想，却是一句也记不起，只好尴尬地笑着，机械地随她进了屋。
校长正在家看当时为数还不多的彩电，见我进来，态度同样热情，却没有站起来，眼睛甚至没有离开电视，只随意地问了一句“来了？”就不再言语。
这样的态度显然不是待客之道，但当时我却认为，这或许就是一个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看似随意地热情地招呼却往往给敏感者以更大的压力。
据说，有不少领导的威信都是靠这种夫妻间的巧妙配合而争得的——老婆无比地热烈，而男人则保持着足够地清醒，一唱一和，恰到妙处，尽管离了这种场面老婆仍然是公主而男人照旧是奴才。
且不啰嗦，只说我显已紧张到了极致，手足无措，茫然地点了点头，也不知对方是否看到。
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为了应付这种沉默，我伸手去摸烟，这是我当时一贯的做法，只要点上了烟，紧张才会稍稍缓和些，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吸烟的绝妙。
可刚一触到烟，我立即就想到他不吸烟，此时吸烟显然不礼貌只好选择了放弃。
这个时候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静待对方来问，因为面对带着礼物的下属校长应该也是紧张的，如果保持必要的沉默，必同样能够给对方以压力，从而尽快地改变这种沉默。
但我当时无疑是幼稚的，幼稚的就会如痴似傻。我显然是羞涩地看了看两眼只顾盯着电视形象却甚高大的校长，结结巴巴地说，给您带了两瓶酒。说着，扬了扬手中的兜。
他恍若没有听见，眼睛仍盯在饰演陈真的那个演员上。我误以为他没听见，竟是连说了三遍，至今想起来仍后悔不已，因为连说三遍之后，我感觉自己似乎不应再放在手上却又不知置于何处，而且后面的“别嫌少”的客套话也只能省略了。
正劳心劳力地尴尬着，赶巧夫人进屋，就随手硬塞给她，她一边瞟着毫无反应的校长一边埋怨着“这人都看入迷了”，校长此时“啊啊”连声不知是对谁的应答，她就伸手接了，却又故作害怕似地说，他不允许这样。所以，我仍尴尬，或许这个时候最好任何的意外插曲都不发生才不会让我的紧张进一步升级。
直至当时流行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一集放完，他才终于回过了头，恰恰也是他老婆接过礼物之时。他微笑着，轻轻地象是责备道，来就来吧，带什么礼物嘛？
我正欲客气，他却没容我客气就接连问了我一些单位里的事儿：大家最近还好吧？有什么意见没有？老张没有再骂人吧？老李都跟一些什么人打交道？老徐老婆的病好了吗？……
其实，大家每天都在一起，他应该比我更清楚呀，我的思想转得飞快，未及疑惑进一步蔓延，我仿佛已明白了：如此或许才能更好地突出“我是领导”这么一个无人怀疑的事实，而且通过我的回答就能够看出我的态度。
但据说这也是领导不自信的表现，正因为不自信才喜欢一些道听途说。
我可不敢这样认为，应该说，我是诚惶诚恐的，我显然地不想给他留下不能容人或者搞不好团结的印象，所以就一味地说好。
说好当然不会犯错误，也容易掩饰自己的观点。这却是一般年轻人常犯的错误——总喜欢在领导面前有好的甚至是自以为无可挑剔的表现，又往往因为幼稚而不善说谎，常常给人留下言不由衷的印象，反而得不到领导的信任。好了，不卖弄了，现在只说一连串的问答之后，另一集电视剧又开始了，他的眼睛又粘上了，我正好趁机告辞。
及至告辞出来，我才发觉汗水已浸湿了我的衣衫。此时已值初秋，凉风一吹，竟无比地惬意——我仿佛刚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创举，兴奋！
我不想立即睡觉，我必须要重温一下刚才的谈话，竟是一句也想不起，大脑一片空白。
管他呢，反正“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只要他能收，就说明信得过咱。如此想着，心就宽了，脱水似地喝过两大杯凉开水之后甜甜地睡去了，竟是累！
也不知睡了多久，一个愣怔醒过来，大脑象是恢复了记忆。
耐心地细致地反复地回顾着每一个细节和自己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正感得意，悚然一惊：校长对自己的表现应该是满意的，但对自己的回答似乎不满意。
竭力地想回到其中，但过去的已经过去，永远也不可能了。
或许这句该那样回答那句该这样回答，咳，当初……心下愈加惴惴不安，便想睡觉，睡觉似乎是解脱最好的办法。
大脑却异常清醒且活跃，如此三番地折腾，渐渐地有了怒气，校长接待上级领导时的奴才相竟然一下子就跳了出来。
可不敢有这样的想法，我尽力地劝着自己，直到天明。
习惯于贪睡的我居然早早地起了床，而且破天荒地去晨练，因为我知道校长有晨练的习惯，迫切地希望能见到他察看一下他的变化。
偏偏他那天没有晨练，事后听说他去参加青年校长培训班了，直到三天后才又见到他。
天哪，我的这种情绪居然整整持续了三天！——他依然笑眯眯地，待我问过“校长好”之后，他还是那句似乎永远都不会变的“你好”，但我能感觉出他的这句“你好”已明显不同往昔，里面透着浓浓的甜味。
我该算是校长的亲信了吧？！我幸福地想着。
从那以后，我理所当然地就把自己当成了校长的亲信而自鸣得意着，尽管当时我与校长之间除了这次之外甚至再没有一次完整的谈话，但我更相信那种心意相通的交往。
我无疑已把获得校长的信任作为自己唯一重要的目标，隔三差五地就要给校长送一点儿诸如五月单五的粽子清明节的鸡子之类的小礼物，尽管我经常看到校长门前的垃圾箱里有似乎象我购买的东西，但我还是要送，因为再去送已经没有第一次那样紧张，而且气氛也地活了许多，渐渐地，校长夫人不再总去支应会计而是象当初招呼会计一样总支应我去帮她诸如换水龙头耕种院里菜地之类的小活儿。
2
这便是我自我感觉的最有力的证明，我会象上学时又得了满分一样兴奋，尽管这耗去了我不少的钱财以致于我对自己的父母逐渐悋懎起来，而且经常地需要向父母蹭钱或者向同学借钱。
这岂不是孝，一种比对自己的父母更重要的孝？偶尔泛起的这样的想法常常让我无地自容，因为“孝”这个字太过扎眼，但我很快就能让自己得以解脱——当我终于肯向父母说明原因时，父母不仅埋怨没有了，反而甚是高兴。
我知道，父母是希望我有所成就的，尤其象我当时的这种尚十分困难且毫无背景的家庭，父母的希望早已超过了渴望，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我。
不少事情由于加入了父母的支持往往会变得容易，却又因为父母的渴望最易转化成压力而变得不轻松。所以，我必须要竭力地维持这种来之不易的好局面，按照我的理解，亲信或许就这样：他扔他的，我送我的，扔掉的只能是物品而绝不可能是赋予其中的意义。
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明面上我也必须时刻注意维护校长的权威：不仅自己不去说做一些不利于校长形象的话与事，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