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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这才是我当时最真实的状态——太重视等价交换的规律，认为只要有所付出必要有所回报。
如果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渗透到骨子里的就是成为名人，而且我毫不以此为耻，倒并非因为成为名人能够更多地赚钱，而是因为我当时关于人生思考的逻辑：
首先解决温饱，解决温饱之后必然地要追求名利，利算是有了，名却显得更加紧迫地缺，这“缺”甚至会让我产生莫名的从政的渴望，只因为那最容易让人记起而且比商人更容易呼风唤雨的风光：
人活一生总不能如草木一秋，还是该留下点什么，至少到将来提及时会有人哪怕偶尔地记起自己。
所以，我更加刻骨地追求着，就与我父亲更加激烈地对峙着。
应该说，我父亲敬老院项目所遭受的挫折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虽然我父亲也因此赢得了尊重成为村里的名人与尊者。但这对我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表妹出事儿。——她的财富且不管如何地来源，已明显超过了我，而且她的公司具有更严密的系统和更强大的活力。这倒与我的观点不矛盾，有时候系统的有效运作无疑比财富更重要。这样的结局虽没有再次引起我的自卑，却引起了我思考的调整——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被查出身体出了毛病。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身体还去奢求什么？我开始悲观，悲观的时候，我希望静坐，静坐不仅有利于克服悲观，而且常常能突发奇想：噢，对了，人一生不过在体现自己的价值，价值虽有大小，但必须毫无保留地体现出来。
想通了这一点儿，居然对死的恐惧不再那么强烈。我决定，增加一些入住老人的待遇，算是对我父亲的安慰。
这个时候，我显已走了我父亲的老路，而且又如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失了我，但仿佛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又变回了原来的我，病居然不治而愈。
（四）
更新时间2010819 7：07：43 字数：7698
乡丁说，按说不惑之年该是个凡事活个明白的年龄了，可我却依然糊涂。我能够给自己找到的唯一原因，就是自己选错了职业。
职业的选择对人是至关重要的，足以影响人一生的成就，尤其象我这种必须要靠自己去拼搏与奋斗的人，职业选择之后通常面临的就是别无选择，无论所选择的职业是否适合自己的发展，尽管对于职业的兴趣常常可以培养，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奋斗获得渺小的成就而盲目地自以为选对了职业。
这样的沾沾自喜显然是浅薄的，职业最好的选择理所当然地就是有三两次的调整，选准了适合自己的目标而后才集中力量去拼搏。
但由于工作是谋生的手段这个事实上的事实，通常地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尊重这个事实而减小选择的空间。
我们选择的空间本身就是狭小的，这是由我们的背景所决定无法更改的事实，尽管里面也有人的观念所决定的重新选择的勇气问题。
从前面的讲述中不难看出，我是一个既追求热闹又喜欢安静的充满矛盾的人。我的经历让我认为，这样的性格最适合的职业应该是教师或者理论研究。我们所说的适合，无疑是指取得更高一些成就。而我却偏偏选择了公务员，而且既然选择了就一路走过来。
这或许就是我失败的根本原因，但耐心地辨别自己却似乎又不是，因为我自觉尽了力，工作也还算有些成绩。
关于这些，我并没有过高地评价自己，尽管人最难的就是客观地评价自己，而且往往会缺少必要的自信，似乎别人的看法更准确一些。
别人当然要排除敌人，这样的提法不准确，象现在这样大环境的日常生活中不应该人为地制造敌我矛盾，更多的应该是持有不同见解的人。
如果单纯地去听称之为朋友的别人的意见，难免又多了些溢美之辞。他这样说我，富有才华且做了大量的工作，却偏偏得不到领导者的赏识。另一位则更是干脆，只一句，碎话太多。
虽然对方是知交，但这话还是让我尴尬，因为尴尬而愤怒。
在这里就不得不佩服老祖宗关于“揭人不揭短”的遗训了，即使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要尽去揭人家的疮疤，倘若耐心地观察，任何人都少不了软肋。
当然，并不说要对朋友只一味地奉迎，而是应注意谈话的方式——既要将意思表达清楚，又要不伤及对方，若不然就算不得朋友了。
但朋友终究是朋友，愤怒之后还是该认真地对待他的意见。应该说，直到此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因为浮躁竟从未认真地审视过自己。
所说的浮躁，就是总自负于业绩或者才能，又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寂寞、空虚、无聊，仿佛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似地，虽竭力自抑，牢骚与不满还是会脱口而出，实际上却不象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抱有多大的目的，或许只是一种不能自抑的情感的宣泄，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者方向，有时候甚至只是一种炫耀，譬如人高贵的自尊，譬如与领导的某种特殊的关系，但领导显然地并不这样认为而反感。
这里面有个根源性的东西：我是一个自负的人，自负的人最护短，认为审视自己无异于伤口上撒盐，所以从不会认真地审视自己，或者偶尔地审视自己往往也会列举出自己不少的功绩来。
尽管如此，短处既已挑明了，而且我也已落到了即使自己仍不敢相信的这般田地，我终于肯鼓起勇气看一看自己，哪怕就是独自一个人舔着流血的伤口。
——别人说我有才，或许是假的，因为我实在看不到自己有才的方面，或者我根本弄不清怎样才算有才，我不过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浑浑噩噩的人必定无才，但人们非要说，就由他们说好了，哪怕他们是对我的尴尬的讥讽。
人常常会犯先入为主的错误，可我最终的结论却证实我选错了职业，或者说我不具备从事该职业的素质。
理由是，且不说别的即使能力和业绩远不如我的人（当然这只是我的判别）已远远地窜到了我的前面，而且他们生活似乎总是那么牛气那么充满快乐，而即使那些劣于我的人竟也活得有滋有味。
显然是素质的问题：我至今仍凡事斤斤计较，认真地如同泥瓦匠的铅绳不敢稍有出轨。
突出的表现，就是见了领导虽再三地劝自己放开些却仍然会紧张，或者跟陌生人说话会羞涩，紧张和羞涩无疑会让自己的思路受到限制而得不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另换一个角度，同样犯一个错误，倘若不幸被人点破，有的人就能做到若无其事的样子，而我却必定会臊得面红耳赤暴露无遗。
有一阶段，我或许能够算得上健谈的人，话多必有失，而一旦出现失误，我却不能象别人那样迅速地转换话题或哈哈一笑来避免尴尬，常常仍按照原来的思路积极地思索，而事情总等不及我的思索而迅速地把尴尬推倒我的面前。等等，诸如此类。
我们且不必再做简单地列举，但说若是按照如此的思路，必难以验证朋友的结论。
如此说，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其实，这也符合生活的逻辑。反正，我是下了决心的，我们不妨把眼光放长些再放长些。
还是回到我做部门负责人那会儿，且不去再做无所谓的重复，只说前面讲述中曾提过的我居然善于抓住效益这个中心环节而让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部门成为乡机关关注的焦点。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一心扑到工作上，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儿。不妨这样描述我当时的状态：甚至希望每一天都有收入进账或者工作有所进展，偶尔有一天或是会计忘了报账，我就会坐立不安夜里连觉也睡不踏实，其实我也没有睡过几个囫囵觉，夜里通常要去查岗，而且我因此而变得婆婆妈妈，唯恐有一丁点儿闪失。
如果没有意外发生，自负的人通常不会自觉。待我意识到这一点儿，大概已是前面讲述提及的靠民主评议票多少我居然排到了全乡所有部门的末位。
我实在搞不懂，直到一位快嘴的朋友告诉我，人们居然以为我得了额外的好处，天地良心。这位朋友还告诉我，好处是要大家赚的，逢年过节必要打理一番。
我不相信，朋友也并非领导所看好的人。但我还是尝试着按朋友所说的去做了，前面的讲述也曾提及这方面的我的尴尬。
事实是，从那以后我才真正发生了变化，或者按朋友所说我开始可以称得上一个官人了。
不过，我这个所谓的官人实在太过渺小，却很快就习惯了指派人。
指派人，是官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据我娘说，我从小就喜欢指派人，言语行动模仿的都是电影里的官儿，村里人都戏说“这小子是块官料”。
如是说倒并非我天生就喜欢指派人，而是喜欢指派人的感觉，指派人的本身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也没甚不好，起码凡事可由着自己的思路。这恐怕算是人生最幸福的感觉之一。
有些东西，人是不可以尝试的，一旦尝过了味道，就会苦苦地留恋与追求。
不知不觉中，我在调整着自己——不再拒收任何礼物而赢得良好人际关系的现实无疑让我把逢年过节看望领导当成了天经地仪的事情，尽管我仍是矛盾的，我这样为自己寻找理由：中国人最讲究礼仪，来而不往非礼也，邻里之间尚且如此。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真诚的，我牢固地坚持着“决不动用现金”这条原则，我所要表达的是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情，决不给领导添麻烦，尽管我知道自己这么做也是违反原则的，但我自信以我坚持的数额也不会给领导带来什么麻烦。
所以，尽管领导总以家里不缺货物为由再三推辞，但推辞之后还是能够愉快地接受，而且对我的态度明显友好起来，开始能够亲热地象呼曾经让我羡慕不已的人那样喊我。
渐渐地，我就习惯了，似乎只有看望了领导才能安心，否则就会感觉缺了太多礼数。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正起着变化，就是看望领导所带的礼物越来越难掂量，因为我已不止一次地感觉到领导对我的礼物不满意，有的自以为关系铁的领导甚至干脆了当地说“不要再搞XXX东西，还是给弄点儿XXX吧”或者直接给几张单子报销了事，如此倒省了我的心，反让我倍感亲切与信任。
或许这世上不少事原该糊涂的，太明白了反而不好。我与领导之间的关系改善显然并非完全靠这种看望来维持的，但人们却不这样认为，而且甚至连我自己也因为与领导有了这种看望而自觉关系近了许多，事实上也不尽然。但既然人们有了如此看法，必已把我看成了领导最亲近的人。
凡是领导亲近的人，话必分量重，尽管其实我了解不了多少内幕，却是只要我说出来的话人们就肯信，而且会认作最高机密。
这种事少有人去说的，偏人就具有这样的心理：越是不说他越认为你了解内幕，甚至会把你的无知当成了深厚，总是想方设法或引或逗或激地诱你说话。
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偏好这一口儿，哪怕是领导在酒桌上不可自抑地放了一屁他也能咂摸出许多滋味来。
事实上，领导确是神秘的，其实，人都是神秘的，只不过因为领导往往能决定或者改变人的命运而让人倍加关注而已。在我没有与领导交往之前，确是其说错了一句话也算是一个秘密，尽管领导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可亲可爱的凡人。
当然，我也不会忽略这样的事实：只要稍稍透露一点儿自己与领导之间的哪怕是无伤大局的小情节，就足以太高自己的身价。毋庸置疑地，这让我养成了嘴上把关不严的习惯，尽管我从不肯公开地承认。
对我来说，碎话实际上就是嘴上把关不严，虽然通常地要把正话反说，而且偏要非说不可，事实上的显摆成了名义上的泄密，即碎嘴子，必是被讨厌的，即使分辩，恰中了招，正泄了密。
说起来大家或许不信，我非是那种对金钱有着刻骨追求的人，对生活的要求也简单，只要能温饱，唯一的念想就只剩下了让自负的才华得以充分的展示。
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思想，长期地自以为的成功让我骄傲而确觉得自己实是做官的天才，因为任谁也否定不了我是最年轻的部门负责人这个事实，而且诸多的获奖证书也表明我的业绩不俗。
人同此心，或许领导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与领导之间的这种含混不清的关系一直没有突破心中的那条标准，或者说我没能成为政治家所说的那种领导的亲信，我甚至连类似这样的朋友也没有，更不可能了解太多的内幕，尽管有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大家都不这样认为。
所以，如此实况并不妨碍大家关于我与领导具有良好关系的猜测，更何况待有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士试探着夸奖我与领导之间关系如何如何时我总是糊涂以对，人便具有象小猪一样偏喜欢拱土宁肯伤了嘴巴也在所不惜的怪毛病，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