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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极大的毅力克制了碎话，果然就获得了成功。有一点儿颇值得一提，就是人际关系渐渐热络起来，我甚至获得了曾经令我羡慕不已的局长对于老科长那样的信任，所以才有了咱们前面故事中所提及的良好发展。
在这里，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再次提及“权威”这个词儿。应该说，人的权威的确立必需要有一个过程，只有当这个过程把人的权威树立起来的时候人才会更加信服。这么说，并不等于说到这时我岳父在我心目当中的权威已完全确立起来而让我不再烦他。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也曾提及，我们两人之间或许就是一对矛盾。
现在想起来，他所给予我的一些东西终生都能够受用，但当初由于我对于权威的错误判断而让我产生过许多咱们前面讲述曾经提及的错误想法与做法。这就是权威的评估问题。
我确曾认为权威不是终生的，而且其大小必然要受着其能量大小的影响。之前的许多故事的发展，就是建立在我岳父或许只能助我做到民政局科长的这个能力的评估之上的。这实际上就是必然地浓重的功利色彩在我身上的典型反映。
按说讲述到这里该结束了，可我总觉得有所亏欠，或许就是咱们刚才所提及的轮回吧，似乎只有“轮回”才更完整。我们不妨再次回到当时的现实——
其实，现实远非我们现在所说的这样清晰，所有的现实似乎都这样没有明确的目标性。
显然地，其时我无法说清这段经历到底对我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反正从那以后我变成了一位口齿清楚却是沉默寡言的人，任何的一位我曾接触过的人都会说，这是一位不善言谈的人。不善言谈的人，似乎就实在。这已经成为我的一项优秀的品质。
而现实也是我渐渐地就养成了独处的习惯，尤其讨厌那些碎话，而且越随着职务的提升越厉害。但如果你非要认为因为深受其害就必然会深恶痛绝之，就大错特错了。说心里话，我从骨子里并不反对那些碎话者，因为我认为碎话过多者最容易对付。
但为官者不能拘泥于成法，恐怕让人不测深浅才是至高境界。至于碎话，当然也不应超过必要的限度。人终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应当就是从政者的忍受能力。不过，这个限度确是不易把握的。这或许就是为政者所谓的功夫。
至于这门功夫，我自问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不妨试举一例，任由大家参详其中的奥妙——
这位就是咱们前面讲述中曾提及的被我的秘书选举中挤掉的那位副镇长，我们姑且隐去他的背景、机遇和主观上的放任，只说他与我那位秘书比起来虽少了些乡镇干部的憨厚，却也多了份县里委派干部的原则性。这原是我较为欣赏的一种风格，镇机关已然开始有人传言他因与我性格相近而最受我欣赏。
或许因为这传言，或许他太想引起我的注意，所以见缝插针地就往我办公室跑。
往领导办公室跑得越勤，无疑越容易引起领导的关注，但同时也越容易暴露自己的缺点，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如许多的工作需要汇报，话肯定要显得碎，给领导以缺少系统性的印象，严重者甚至会给领导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榔头不着边际的错觉。
不仅如此，同事间关于他打小报告的猜疑也愈烈了，分明地已有不少人在我面前攻击他不熟悉农村工作的弱点。所有的这些都肯定无疑地将其暂时不太熟悉农村工作的现实全部推倒了我的面前，尽管他仍一百二十个不服，但显然已经影响到我对他的使用，而他却依然尚不自觉。
按照我当初的想法，为人忠诚是至关重要的，只要忠诚，还是可以用的。但他日益暴露的越来越多的弱点还是让我决定试一试他，因为我那一阵子正得出这样一个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对错的结论：
越容易表决心的人往往就越是不可信赖的人，甚至连他提供的那些信息也多是不真实的，偶尔的真实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企图或者抬高自己。
某一次，我故作随意地让其把一条我早已用报纸包好了的霉变了的香烟顺便扔掉。
这只是一条只有村民才会视之为好烟的最普通不过的香烟，我原打算买来带给我爹，不想竟忘记了。
这样的事情连普通的老百姓也是常做的，即使被人发觉了，也不会构成对我的不力。
按照我的想法，忠诚的他绝不该做他想，悄悄地扔掉也就算了。
岂不料他居然扒开来看了，而且或许出于对我的敬重竟带到了办公室着力渲染了一番，自是免不了对我的交口称赞。
我猜想，倘若这是一条上等烟他绝不会这样做，我相信他具备这样的素质，但我反感的不是他的做法而是他的行为——岂不是其觊觎心理儿的暴露？
我当然不肯太过重用他，但又不想就此冷落了他，至少我通过他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县里的、镇里的、村里的……尽管我对这些信息进行了认真地斟别，而且又通过相应的渠道撒了出去而让他地威信一时陷入了低谷，尽管他当然不会知道。
应该说，我是矛盾的，总试图他能有所改变，心中又常顽固地涌起“我是使用干部而非培养干部”的念头。
其实，我也知道使用干部与培养干部是一致的，但我也说不清自己当时何以会如此地狭隘以致于不能容人，或许因为他过早地暴露了太多弱点的缘故，逐渐累积的印象使然。
同时，我也在想：越是有大目标期望越高就越容易获得教训，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培养吧。因为我劝过自己切不可象训斥孩子一样训人，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点拨他几句。而他却仍象不自觉似地，我猜测，或许他在自恃我对他的好装孙子，这也算是一种处世方式吧。
好也是有多种方式的，在机关就是管事吧，管事就是权，所以任何人都想管事。我常这样想，所以我认为，他之所以变得放纵或许就是对自己不管事心存不满的反映吧，且不说他多次地找过我要管事，只说心存不满通常会让人的性体发生转变。我们不妨关注一下他的放纵：
他已明显变得不爱说话，到我办公室的次数也少了，渐渐地就不见了人影。
这么说显然并非说他已开始不说话，偶尔地话反而多起来，变得象教授。当然，这要看兴致，若是兴致来了，只要有人提起话头，就不看对象，只不管不顾地说下去，内容不堪不知所云。
他已在公开场合无数次地接过我的话题肆意地加以发挥，尴尬无疑助长了我的厌恶。而在同事或者下属之间亦这样，人家显然不便于反感，但反感不起躲还是躲得起的，因为他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是直言时政的牢骚，没人肯自惹麻烦。
实事求是地说，除了这些一无是处的牢骚，他还真的没有什么违反组织原则的事儿，工作也算卖力，是镇里唯一一个关键时肯通宵达旦工作且毫无怨言的人。
所有这些自也能顺畅地传到我这里来，他公开的态度是：让老板自己看着办，反正我就是这么个干法，无怨无悔。
我感到好笑，立时涌上来不少好感，但仍抵不过他让我尴尬而产生的厌恶，况且他这句表态也不是正式会议上的发言而是私底下的牢骚。这人也真是奇了怪了，如此动听的话会议上他偏就不说，非要拿到小会上去说。他在跟我别，但从不拿工作。这一点儿，我们必须首先予以肯定。
且长话短说，时间最经不得熬，转眼间就到了届中调整的时间。因我们的一位副书记调整到外镇去做镇长，县里准备在我们镇提拔一位副书记。
副镇长与副书记虽属平级，职位却是不同的，副书记显然比副镇长有更多地继续前进的机会，所以一般人都把副镇长转副书记称之为提拔。
虽然他没有跟我谈过，或许他认为不屑，但我知道他与另一位副镇长都在竞争这个职位。说实话，到了这个级别干部的任命我是起不了决定作用的。
但两个人竞争的背景却是大致相当的，或许他们原就没有太大的背景，或许他们都忽视了以为不需要太大的背景，偏就出现了让我的意见成为了决定性意见的状况。
按照惯例，我这一票该是投向他的，因为他是第一副镇长。可考察组跟我谈话时，我的眼前尽是他教授一样滔滔不绝的姿态，就是这么一个瞬间，我已偏向了另一副镇长。
另一副镇长虽说业绩远不如他，但恭敬严谨，说话系统而又完整，而且操作这个职务事先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所以尽管我明知其人品不如他，但还是让我感到亲切，似乎就是多年的老朋友，其实是让我的自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结果出来之后，我不知其是否继续往上找过，不过，我相信他不会，因为若是不到结怨的程度人在人事问题上还是谨慎的。所以，尽管他到我办公室闹过，我还是尽力地安慰他：咱们都还年轻，并不缺少这样的机会。
现在这人事已不比从前了，弄不好就会与你耗上，咱倒不是能被吓住的人，单是因此而闹出绯闻却够麻烦的，麻烦还是越少越好吧。
我的谈话显然没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就出现了咱们前面讲述曾交代过的他长期称病不出。
我原决定继续做他的工作，正准备前去探望他时，却传来了他四处宣扬我劣迹的消息。
我甚感愤怒，直庆幸他并没有真正掌握我太多的劣迹，他的宣扬显然让我的形象高大起来，但我还是下达了禁止前往看他的死命令。
没人敢于自找麻烦，所以他称病期间可以说绝少有人去探望，直至落选。
兄弟们可能已经听出，他的落选完全是我故意放任了的缘故。若是我当时能够再大度一些，本不该是现在这样的结局。
可我为什么非要再大度一些呢？我说服不了自己，难道就为了避免领导的那一通批评？笑话了。批评未必都是坏事。我完全可以推脱成意外，尽管我没有。
说到这里，政治家显然就结束了自己的讲述，眼里竟尽是哀伤。
（六）
更新时间2010830 6：16：36 字数：6568
农村小老头说，我对碎话的看法可能与兄弟们有所不同，至于如何不同，兄弟们不妨耐心地听完我的讲述。
我的讲述不是故事，只是我个人的极个别的非典型的一段心理变化过程。
严格地算起来，这个变化的开端应该是我毕业回到老家的那一年。
前面的讲述中曾经提及，我们村可是个崇拜英雄而且也曾出过英雄一本《水浒传》大人孩子都能说上几段的村庄。
或许因为这些原因，在我的心目中，英雄村的人必都是英雄，而且曾无数次自豪地向我的同学们讲过而惹得这帮家伙咂舌不已。
可是，待我回到村里正准备迎接他们前来时，我却发现英雄村的人堕落了——尖酸、刻薄、嫉妒、斤斤计较，几乎所有不优秀甚至令人厌恶的表现村里人居然都占全了。还有，最典型的就是碎话。
提及碎话，我经常地想，或许便是因为文化素质吧。他们太不注重学习，所以甚至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说话，至少他们还有来自于说书人嘴里的武二郎的故事。
或许恰如我父亲所说，我确是学“修”了——太过重视脑力而轻视体力劳动，称之为“修正主义”。这是个在他大脑里根深蒂固的词儿。
显然地，所有这些曾经让我感到伟大与自豪的东西竟一时间变得如此渺小甚至于有点儿卑琐，当然也包括他们仍停留在“大包干”初期水平的业绩。
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愈加让我不屑——支书刘老蔫儿居然会这样：因为开始有人到镇里告他，他便组织了一次责任田的丈量。
不了解农村的人或许根本弄不懂他的用意，这农村责任田的边界随着标志的模糊总会多少发生变动，通常是村里人争论的焦点问题，只是因为这种变动一般地涉及数量不大多数村里人宁肯糊涂了事。
怪就怪在，刘老蔫儿并不把丈量的结果公开，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因为存有咱们前面讲述中提及的猫腻他当然不会公开而自找麻烦，但了解内情的终究属于少数，而且他明显不是通常的张榜公开而是采取了个别谈话的方式透露一些信息。
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村里人的好奇，相互打听猜测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最为流行的话题。尤其是他曾经谈过话的那些人，明显地一副受了侵略的义愤填膺。
他们竟是相信刘老蔫儿的观点，去丈量的显然不是自家而是还算友好的地邻家的田，对方的多了自家的则必少，这是一个似乎无法更改的事实。
去丈量别人家的田本已惹起了人家的强烈不满，而丈量的结果更是让人感到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地步。
于是，文明一点儿的就要与地邻谈判，若是遇到了火爆性子难免要大打出手，村里争吵声、哭喊声一片：张三动手打了李四多嘴的媳妇而据说是因为李四的媳妇伸手掏了张三的蛋引起的云云。
这显然是老蔫儿的计策，可待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儿时，告老蔫儿的事儿早已耽搁了一段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