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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捡重要的批吧。我劝自己。
但凡是批过的，就要认真落实：首先在批时就注意对副职与下属局长的称呼要亲切些，彼此都留个面子，字倒并不一定非要严厉，关键是个语锋问题，相信他们都能明白；其次就要查一下，不需要都查，只要查几个关键的，就足以引起警惕——这个人是认真的，不要让他查到了。便是所谓的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吧。
即便这样，居然也有不落实的情况，无异于对我权威的挑战，不便于针对副职，但我相信形成个机关作风整治意见的能力还是有的，就以抓落实为核心，倒真的应了民间“抓什么就说明什么已到了最不堪的地步”的那句话。无论如何，便算是我的头三把火之第一把吧。
少有人会选择这样的突破口，反反复复地征求意见反反复复地开会，难免有的副职会认为小题大做，尽管他们都坚定地举手。
这又是正职与副职的差别，小题大做也要做，文件有了，狠话也说了，自是没有人会自讨麻烦，至少在这一段没人会自找麻烦。
这一段工作效率算是提高了，尽管不完全都这样，但总结时必要写上。这是常识。
不要以为整治时必会有人倒霉，就是整治者希望这样，虽然必须要找一个倒霉者，没有似乎更好，只是这样就显不出整治的决心，操作者也就没有了权威。并非必定如此的，偏有骄者非要往枪口上撞，那位局长竟然明知故犯，就撞上了。
说起来，这是个灵活的有头脑也有政绩的人，说中午不准饮酒，偏是拧着来，不仅不找任何借口分辩，反而非叫嚷着叫免了他。这是醉话，醉话也不允许。以为我免不了你？我知道，他与县委书记有交情，但县委书记毕竟不能非要拧着我——我是干工作的，就给了他个留职察看的处分，通报全县，尽管后来不了了之，毕竟有人开始怕我。
官当到有人怕的程度，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权威，我却不这样认为，必须要有人敬，才是最高境界。
或许因为我来自基层，所以就关心基层。干部是不能靠整的，必须要关心他们，提高他们的积极性。那又该如何呢？其实，大家都明白，就我们县目前的情况看，制约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如他们自己所说，仕途如苍蝇扑到玻璃上。也怨不得腐败，实在人太多了。只要进入了这个圈子里的人，哪一个优秀，又哪一个不优秀呢？便是这样的现实。同样，也不要以为独你行而别人不行，谁又不行呢？单是行的，也应付不了。当然也有个机制的问题，却不是我所管的范围，不妨绕开吧。
一是工资不高，还要经常地要他们捐款，难怪他们要有情绪。这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有钱谁都会说话，问题现在就这样，人多粥少，又该咋办呢？还是该长一点的，算是个心意，宁肯负债。
真是奇怪，原本简单的两个问题，竟非要搞得如此复杂，大家都这样，而我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方法。不要嫌复杂，要不是我把话已经说出去了，我坚决不会把长工资作为我的第二把火。
我是有理由这样做的，没钱算是理由，有限的财力必须用到刀刃上更是理由，怎样才算刀刃呢？我们是人民政府，自然要想着为民办事。
3
不要抬杠，你肯定要问，公务员便算不得人民了吗？他，定比人民还好过些。
不过，这话却是已经说了，我发现，提早把话说出来倒也是一种方法，惹得县委书记直翻白眼又无力反对。
就是，各管各摊，我不干预你的干部问题，你也别管经济上的事儿，不是你说的吗？难道要算放屁吗？
我肯定错会了他的意，他那意思分明是：老伙计，别自讨苦吃了。
他是个不错的人，几处干部调整都顺了我的意，而且待要落实我的第二把火又苦无资金时，他竟带头出去化缘。应该说，是他助我完成了第二把火。
有人说，他这是为了打击我，或者是为了我的背景，我却不这样认为，要不然，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呢？说这话完全别有用心。
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一心一意抓经济，他认为我是抓经济的好手，居然又有人说是为了共同的政绩，有什么不好吗？不就是想做点儿事儿吗？为什么非要分得这样清？
不过，我没负了他，经过三年地打拼，经济居然奇迹般活了起来。
看来，不少事还是需要破题的，一旦破了题，也快。单是那数十个大项目，居然有六个世界五百强的项目，大且没有污染，我从开始就坚持了这样的原则。
不要以为这样会自讨麻烦，其实，有时候能够保持尊严本身就是尊严，反而有利于提高自己。
我没有让他化缘时的许诺落空，因为我们总算拥有了自己的财政，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成就与自豪。拥有这样的感觉，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难道就不能以此作为激励干部的一项措施？我向他提了这样的建议，他甚高兴。
恰如他所说，这是一项事业，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调动集体的智慧。
我纠正了他，不，是群体，包括全县人民。这不是在说大话，确是我当时真实的感觉。
他先是一愣，继而与我相视而笑。
那一刻，我感到了默契，因为默契而扫光了心中所有的阴霾，竟是宁静，又安详。
——非是所有的人都不怀好意，也非是所有的人都在以我为中心谋取私利，尽管有的人凭想象便断定如此——我都这样，你便不这样吗？岂非神人？
就这样简单的逻辑，似乎便把人变成了神，所以便会有数不清的阻力——连你真心待他好的人都会反过来反对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中箭落马，哪怕不是公认的经济上的或者因经济而色上的，这毕竟是个高风险的行业，而我却打定了主意：不躲箭，只管前行。
只要具备了坚定的意志和高贵的品德，牛鬼蛇神都会远避。如是说，并非就否定了风险的存在，毕竟做事还要有“运”的，譬如官运商运之类。
不过，我对这里的“运”有不同的理解：显然不是通常所说的定数，里面该是蕴含了两个变化：
一是过去我会把1000元当成至宝，因为1000元能够办许多事，而现在却不同了，即使10000元又算得了什么，不单纯因为有钱了，还有一个看问题层次的问题。
另一个是，我不谋取私利，但也不是神人，相互的妥协必定会有的，因为妥协只是一种方法，而且有时候却是必需的，尽管妥协跟受人钱财一样都是针对原则的。
譬如收人2000元钱，不收是不行的，否则要得罪一圈的人，事情指不定就无法开展，只好委屈原则了，只不过处置方式倒是可以灵活些，免得赚了臊身上。
这两个变化面对着“满足了多数人的利益便不一定没有人反对”的事实，事情就显得玄乎，即“运”。对于“运”，人该是有预感的。
那一段，我总是面热心跳莫名其妙地慌乱不已，医生肯定地说，这不是病，或许太累了，为了全县父老。难免要少不了这样的阿谀奉承，往常听惯了倒也觉不出什么，现在却愈加让我慌乱不已。
果然，便出了事——新落成的商贸大厦失火了，死了三十几号人。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而且是由我亲自抓的项目。
我自信在这个项目上自己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唯一不放心的就是总经理这个龟儿子，这是个无赖，一向因了与书记的姐夫郎舅的关系而趾高气扬，我瞧不起他，却又必须容忍他，我认为这是风度。大火扑灭之后，我便差人找他，遍寻不见，我原以为这个肥猪也死了，不料这龟儿子竟跑了。
书记不是个没有良心的人，紧急常委会上他首先为我开脱了责任，而且坚决不同意如实上报，虽然也有几位，当然也包括我不同意，但他使用了表决程序，不同意的也只有同意了。这是原则。我太累了，有些稀里糊涂。
且不可等闲了传媒的作用，未及我完全清醒过来，已然传遍了全国。我感到恐惧，因为自己的前途，也因为犯罪感。
调查组来了，我莫名其妙地打了岳父的电话，打通了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岳父倒象是理解我，说他的那个关系死了，没死也不见得能保得了我，这是个坎儿，要冷静。
我必须要冷静，可又怎么能冷静得了？象是一艘船，忽而跃上浪尖，忽而又跌入深谷。我再也没有什么动作，几乎是在漂泊中等死一般度过了这段时光。
——处理决定下来了，书记的舅哥批捕了，我被调任人大主任，虽说是平调，却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比起被免职的那位副县长倒是强了许多。
据说，这个结果也是书记竭力运作的结果，他本人也被记了大过。
这已经是个不错的结局了，他比我强，竟没有茫然无措。我想感激他，却不知说些什么，只露出了比哭还难看的笑，而他却难得的淡然。
这就是水平上的差别，虽然我已许久没有肢体上的这种外露，但我终究没经得住考验，我不得不服他。
到了人大，倒是清净了许多，而且没有狗眼看人低的那种人物出现。
在这里，有必要对这种狗东西作一下介绍以便于兄弟们警惕：这种狗东西是无孔不入的，之所以称之为狗东西就是因为它时而能够象狗一样舔屁股，时而又趾高气扬起来，冲人汪汪不停，不敢下口，却惹人厌。这算是一种功能，具备了此等功能，经常地会得到好处，但长远就不行了。
这一段里肯定也不是没有，或许因为我太过恬淡而没有感觉，恬淡显然是对付这种狗东西最有效的措施。
事实上，因为恬然，我定不去求他们，又何苦要自寻烦恼呢？只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又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我不甘心，这种难得的清净无疑助长了我的不甘心。
我努力地劝着自己，这个念头却日益强烈起来。强烈起来，我也没有采取行动，因为我已无计可施了，无计可施的无奈最容易转化为颓废，颓废就颓废吧，反正无计可施。
也不是没有办法，经历分明在告诉我，心理问题必须要靠时间来医治，或许还有一点点希望吧，只是我还没有发觉。
这样的挣扎当然无助于根治越来越浓的颓废，然而，正当我欲被颓废完全吞噬的时候，却突然涌上了这样的念头：我是有罪的，这样的结果已是不错了。
既然喜欢恬淡的生活，又何苦去争呢？这样的念头虽让我冷汗淋漓，却无法说服我。
某夜，一个更强的声音突然来质问我，难道人大就不能工作吗？我豁然而醒，自此，居然也做了不少的工作，而且因为工作竟也让自己心安下来，原来自己居然还有深深地愧疚，这是个意外的发现，我在赎罪。
命运当真是不可捉摸的，千万别以为自己便能掌握了命运，尤其在我们这个行当。一年之后，我居然被提拔做了副市长，而且跨过了由县长至县委书记的角色转换。这是个不可思议的结果，直到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之后，我仍是似是而非。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运作过的提拔，可别再象现实中“代县长”那次那样。
我猜书记必是早已探知了这个结果，难怪他那几天跑人大跑得勤了，而且对我甚是讨好。原以为失火案还会有什么反复，不料竟是这么个结果！兀自惊疑不定，但分明地，我已感受到了他嫉妒的目光，因为这原是他竭力谋取的职位，反而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又忙碌起来，但我没有忘了根本，当他冲我急步走来的时候，我快步迎上去，当手握到一起时，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仍比他多站了一级台阶，以致于自己略矮于他的身材反高出了半截。
后来，据说是我岳父的那位朋友的儿子帮了我。又据说，我岳父找过他。他竟是比老子更有魄力，更讲义气。我问了岳父他的电话，我觉得自己沾了恩惠该给人打个电话。
岳父也一改常态，说全给你了。
他愈见不行了，我却说，又怎么会呢？心里确也这样想的。
电话一打即通，听得出来，这是个爽快人，他说，好好干吧，兄弟，毕竟年轻，有前途。
四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能算年轻呢？我谦虚着，却已类似于妄语了。因为他更年轻，据说，还不到四十岁，已是副部级，不过，只是相当，因为他是经商的。
他说，我才不屑做那劳什子官哩。
我沉默了，直至挂了电话。不当官？又能干什么呢？我想着，便劝自己该想想如何干了。
至于怎么干，相信兄弟们定已猜出了个八九，便不再赘述，只说我莫名其妙地又涌上了一股担忧：我正分管着全市的城建工作，与他所从事的恰一致，莫非……？要不然，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客气？越想越真，我开始恐惧起来，眼前尽是报道中的那些落马者的形象——我是不能不办的，但若办了……我不敢想下去，我甚至开始怕听电话，唯恐是他，却一直不是他，他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但我还是怕。
说到这里，政治家变得苦涩起来，自我解嘲道，反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