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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支书刘老蔫儿顺从地低下了头，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他坐了三十年象征着我们村最高权力的那把椅子，有些蹒跚地走了，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他去世后，我们根据他的遗愿让他带走了那把椅子，或许在他见到马克思后仍旧可以坐那把椅子。
闲话少说，只说当时看着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竟莫名其妙地如释重负，压力的突然减轻，居然会让我茫然无措起来。
管区主任同样也呆了许久才自言自语道，不少失误其实也不能全怪罪到他的身上，单凭他做了这么多年支书仍不够宽裕的这一点儿，他就是一位好同志。照顾好他的生活，是我们的责任。不过，这位同志长期做一把手的经历早已把自己变得如同老牛一样倔强，为人处世不懂得变通，全凭个人喜好，这也是他丧失帅印的根本之所在。我找他谈过多次，可他至今仍认识不到，悲哀啊，我们当力戒之。
对我来说，这一天，无论如何都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午，我非要开车拉管区主任去县里最高档的饭店吃饭。他甚是感念，却没有让我叫任何人，人也破天荒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我极力劝酒，也坚决不肯多饮，边笨拙地啃着螃蟹边问我，想到过这样的结局吗？
我摇了摇头，听他讲下去，他说着已有些动气，你推荐的那个村会计更不是个东西，依我看，连刘老蔫儿也不如，为了这村支书竟然给我送去了二千元，被我当场摔到了脸上。据说，他给副书记也送了，要不是我直接去找了老大，事情还不知要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我愣了愣，眼前立即浮出村会计见到我和管区主任时的那副不阴不阳尴尬至极的表情，心生厌恶，情绪便变得起伏不定。
他又反过来安慰我，千万别去为自己添负担，我是看你可交才告诉你的，其实，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关键的时候，就得靠朋友。这就是现实，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过，也别太当真。
就象我这个管区主任，不过是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拿来混饭吃的差事，依我看，连你们这些村支书也不如：论官位儿，县里省里连他妈的档案都不给存；论经济，不独立；论工作，尽是些扯不长拉不圆的烂事儿。变着法儿整点经费吧，又有人黑地里到领导那里告黑状，如果不是内线透露消息早，真不知要整出什么事儿来。
其实他妈的这些钱还不都用在了领导身上？逢年过节、搬新家、小孩升学结婚、过生日、生病，有哪一样不需要意思？万一有哪一次意思少了意思晚了不整得你服软才怪哩。他妈的，现在这领导就是事儿多，生病也格外多。
终日里小心翼翼还不说，万一遇上哪位领导哪天心情不好，不训你一顿，也要甩你个大长驴脸，让你哭不得笑不得又说不得。所以，那些有门路的会来事儿的都蹭蹭地窜了上去，或者调到了县里。象我这样的，就只有死靠，靠到退休算完了事。
说完，他又给了我六千元的经费单子，分别是饭费、修街拉沙款、纸张等办公用品款各两千元，问我，是不是有点儿多？
仅一次不多，但如此次数多了就多了。心里想着，我没有吭声，默默地把钱点给了他。他也不容易。
3
千万别以为我很大手，其实，我从不乱花钱，甚至多少带有那么点儿小气。这是阿惠带给我的弥足珍贵的影响。但我做人有个原则，既然答应了的事便要尽力去做好，而且会一切都围绕着“做好”这个目标。
有一件事，颇值得一提，便是关于农业税款的征收，倒不是我急于收回自己垫付的税款，那时的我已不在乎这俩小钱儿，在我看来，让村民在交款中逐步懂得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遵守的天经地义的法则，本身便是对村民的教育。
未及开收，各大族长便纷纷找上门来。
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规定，本应在新一届村委会产生后随即选举产生新的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内事务实行“一事一议”，但我却固执地认为，族长会议制度在我们村更有效，由于它同时兼顾了孤门小户人的利益，所以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公开性，不仅更便于集中民智民力，而且有利于做好少数人的工作。
在农村，不少问题往往便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虽为数不多，却常常搅得工作无法展开。
各大族长所反映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儿，就是村里的农业税征收存有极端的不公平，主要由于刘老蔫儿没有严格执行土地均分政策私自预留近一半的承包地所致。
这些承包地都是村里的优质地，价格在八百元以上，高的甚至达到一千八百元。
他原以为凭这些额外的收入足以应付税费改革后村里的资金困难，不料，麻烦因此而来了：承包地多的认为自己负担过重不肯交；承包地少的则认为地价下降自己地少吃亏不愿交；待要将承包地打乱重分，少地的趁了愿，多地的又考虑到土地的预期收入以合同不到期为由不想调，情绪急躁的甚至跑到刘老蔫儿门前大发虎威。
各大族长由于顾及到各自利益，尽管我再三提醒要跳出原来的圈子去想问题，但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却又回到了老路上，各执一词，言辞激烈，一句话，就是村里目前的状况大罗神仙也没法办。
这种情况下，敢于出手就是最好的办法，我果断地表明了自己“用现金找平差距，立即收回重新分配”的态度，并解释说，天底下没有绝对公平的好事，为了今后的公平必须打破现在的不公平，理由就是国家的土地政策，只要有政策就要执行政策，政策是标准，任谁都不能违反。
族长们沉吟了许久，都感别无他法，才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
农村人都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调整是农村最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曾经有位老支书形象地把土地调整比作趟地雷，说即便炸不死至少也要脱层皮。但别无选择，若要有所发展，必须首先解决掉这个拦路虎。这样想着，便不顾管区主任“慎重，慎重，再慎重”的再三告诫，毅然选择了调整。
管区主任正忙于竞争镇计生办主任，自是无暇顾及村里的事儿。他说，镇计生办主任是个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职位，如果能够竞争成功，便是我一生最好的归宿了。
他最终没有做成，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后来居然连“片一”也没得做了，重又做起了“片三”。这是闲话，且不细说，只说出于慎重的考虑，我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与研究，最后连那些在调整中可能出问题的户都逐一进行了拜访，他们多数受过我的恩惠，自是满口应承。
临近调整时，却仍有一青年人不顾家人的坚决反对跳了出来，气势汹汹地扬言谁要敢动他的地他就要谁的命。青年人叫刘阿虎，论究起来还算是我的本家，他承包了一百多亩土地，是村里有名的种田大户。受他的影响，不少人也因为村会计的计算失误趁机闹了起来。
既然已决定了的事，我不会就此放弃。我耐心地观察了他，除了喜欢玩几把麻将外，他几乎再也没有什么爱好。所以，我一边责成村会计清理账目，一边暗暗地约见了公安派出所的崔所长。
我原本并不主张司法人员介入村内事务，认为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而且易于激化矛盾，但实在没有办法。
崔所长不愧是个老公安，时机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正当刘阿虎麻将玩到兴致时，乘机出手抓了他。刘阿虎原以为不过罚俩钱儿算完的事儿，可崔所长把其他人都放了唯独不收他的钱非要刑事拘留不可。刘阿虎熊了，百般哀求，崔所长就是不松口：要想出去，除非你们村支书来保你。他便托人捎信儿让家里人求我前去保他，并且再三叮嘱“切切抓紧”。
直到土地调整圆满结束，我才磨磨蹭蹭地到了派出所，故作恳切地求所长，所长也故作百般刁难后才放了他，他自是对我千恩万谢。
经历了这件事后，我发现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不仅帮他转包了部分土地，而且把他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培养了一段时间后又推荐他做了村里的团委书记。他工作上始终勤勤恳恳，为村里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只要土地问题解决了，村里的事便顺了，我个人的事在阿惠的打理下也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荣誉更是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其中自不乏县委副书记的善意运作，算是他对我已故岳父的报答。
当然，我在他母亲病重时也送去过五万现金，主要是为了在心灵上求得不依赖岳父的片刻安慰，也算是对岳父的一种敬重吧。
我自不会去说这段经历，便有人费力地去猜测我和副书记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少臆造出来的故事让人听起来实觉不堪，但我懒得去辩驳，便有人信以为真，连镇委书记也对我放下了居高临下的常态而以兄弟相称。
对于荣誉，我却并不象副书记那么热衷，常借故推脱而又委实推脱不掉。逢有这样的情况，副书记便问我，你学过政治经济学吗？不仅在中国，脱离政治的经济是没有前途的。
我辩驳道，物极必反，盈极必亏。
他笑着道，你既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地道的混蛋。
这世上原是古来事难全，正志得意满时，便出了《天下财富》中所提及的阿惠的事，悲伤之余，请命运等式的提出者代为算了算，说我的命运值正急速下滑，世所罕见。大师的话令我颇费猜疑，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了客户给我讲的那个关于他们村支书的故事，又莫名其妙地出了一身冷汗，由此渐生退意。
适逢我们村突然间又冒出一伙人，带头的竟是和我打小光着屁股玩到大的刘阿龙，他们以村里财务长期不公开为借口提出了质疑，其实是因为我公司的快速发展导致的心理不平衡而对我职务廉洁性的怀疑。我知道，但既以财务为借口便说财务吧。
至于财务问题，我敢说自己问心无愧，但或许我所坚持的“不少东西能不公开就不公开”的观点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对于自己的村民有什么值得保密呢？
已经有人提出了，我就敦促会计尽快理清公开，可他总以各种理由搪塞，起初我认为他必是受了我的影响，便没有深究。
久拖未果，刘阿龙他们便整成材料到处散发。必是已引起了上级党委的重视，因为镇委书记找我谈话了，看来，他对材料上的东西已是半信半疑，因为他甚是关切，但他还是安慰我说，不要怕，有问题只要说清了就是。
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必须要给自己留一个清白！便暂时打消了引退的念头，坚决要求一查到底。
书记虽感诧异，但由于我的坚持，还是同意了。
由于镇里的审计站对我们村财务的审计总是不了了之，我便建议请了县里的专业审计师。经过近一个月马不停蹄地工作，问题总算查清了，报告如是说，经查实：
刘惠民同志任职期间年均应酬接待费十一点八万元，超出镇里规定的三倍；村会计在收取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房屋租赁费过程中，通过收不入账的办法多次截留挪用集体资金；应当予以肯定的是，村集体经济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近些年不仅还清了村里的高额债务，村集体还积累了一千六百八十二万净资产；刘惠民同志任职初期，为了扶持集体经济，多次向村里提供无息借款三百零二万元，多年来从未向村里支取过任何报酬。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让我第一次有如此清醒认识的报告，但报告中提及的应酬接待费数额着实令我震惊，我曾暗中算过，原想也不会太少，却不曾料到会有这么多，这还不包括我自以为无法由村里入账而由我公司列支的二十万元。
对于这个报告，镇委书记决定不予全部公开，但我还是坚持全部公开了。一经公开，村内舆论哗然，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看一个人要看主流，毛主席他老人家还三七开呢；而另一种观点则坚持认为，功过要分开，如果雷锋杀了人，难道他就不能成为罪犯？后来，还是前一种观点占了主流。
——人们最看重的往往是最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而我这些年由此而获得的机遇和人脉资源又何尝能用价值去衡量？虑及此，我当即决定用村里向我的借款把村里的应酬接待费抵顶到镇里规定的标准，并向镇委书记正式提交了辞职书。
镇委书记恼了，撕毁了我的辞职书，问，你有问题吗？没有，叫人怎么看，想过吗？
我说，我只求问心无愧，不管别人如何看。
又问，我待你不好吗？
我摇了摇头，他又说，你让我如何向副书记交待呢？
我说，我自会交待。之后，便一心扑到了山区工厂的建设上。
书记无法，只好按我的建议任命刘阿虎做了村支书。刘阿虎上任后，免去了村会计的职务，让刘阿龙做了会计。但刘阿虎毕竟是将才而非帅才，支部换届时，刘阿龙当选为村支书，安排刘阿虎分管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并兼任村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