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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由于我不屑地努力，弥勒佛终于肯给我信任了，他开始让我把一些拿到厂里财务无法报销的费用藏到车辆维修和燃油费里，在我提醒他此项费用过高后，他又让我造了一些撞了张三家的牛压了李四家的猪之类的单据拿去报销。难道这便是信任？虽有些想不通，但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做了。
天地良心，因为我自以为理解他所说的现在社会办事不易的理由而更加盲目地理解他，尽管后来听说这些钱都被用在了他赶“找小姐”的时髦上而让我反胃，但在当时我绝没有谋取一丝一毫的私利。
他却分明在怀疑我，我认为，这不单纯因为他或许听说了我那些对他不利的话，而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个致命的弱点：容不得别人犯半点错误，说白了，就是气量太小，只要他看不顺眼的人，他总会给你挑出一些毛病让你麻烦不断，而且长期做一把手的经历让他根本无法顾及到下面人的感受。
我们的矛盾由此开始了——我赶在春节前请假已让他甚是不满，我能理解，春节正是厂里忙跑关系用车最多的时候，但我莫名其妙地非要请假去探望战友的父母。因为得知了刘嫂的死讯，他勉强应允的假期显然超了几天，不难想象他火冒三丈的愤怒和我已糟糕到了不可理喻程度的情绪，因为情绪，我开着厂里新买的桑塔纳轧坏了王姐的自行车。
他居然不问青红皂白便当众训斥了我，而且容不得我有任何地辩解，只粗暴地要我个人赔偿王姐，搞得几位副厂长都捂着下巴装牙疼。因为羞愧，我原准备接受任何处理，但他的处理显然已激起了我的逆反，虽然我接受了处理，我不服却也是个事实。
事情的发展让我们必须要再次提及王姐了，因为当我把二百元赔偿交给她时，她坚决拒绝了，必是因为弥勒佛的处理意见早已不知被哪位副厂长悄悄透了出来而传得沸沸扬扬，惹得同宿舍的人都在为我愤愤不平，甚至开始有人讥笑我的忠诚为软弱。
自弥勒佛从政府部门调到厂里，厂里素有炒作之风，芝麻粒儿大小的事儿往往也能被夸大成西瓜。于是便有专事刺探消息者，而具有相当级别的高层则因心怀鬼胎常以说漏了嘴为由甘当信息源。所以，该保密的保不住密，不该保密的又常常故弄玄虚，弥勒佛却美其名曰：以静制动，乱中取栗。
这便是当时必要的背景，即使这样的背景，王姐的态度还是让我意外，再三要赔，她说，如果实在要赔的话，便给我十元钱的维修费好了，省得日后总难为情。说着，怕我不信似地指了指车棚里那辆更加破旧的自行车。
后来我才听说，那正是王姐最需要钱的时候，而其时的我虽不缺钱，但因决定给战友的父母寄钱，手头也不宽裕，便给了她十元钱了事。
这便是我与王姐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也是我入狱前唯一的一次接触，虽然她也是我们宿舍最早关注的女人之一。
她的大度确让我折服，不仅体现于这一次，更体现于我出狱后她对我的救助。那一阵子，由于父母双亡，我彻底失去了依靠，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自是没什么脸面可言。
上面所说的，如果非要拉倒脸面上也没什么不妥，脸面就这样广泛地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但要说让我真正感受到脸面的极端重要性并激发我不择手段去谋求脸面的事件，还是蓝毛被抓的那一次。
那时，我还刚刚起步，员工不足五人，公司的进项远没有出项来得快，我们甚至没有一间象样的办公室，公司的办公会议常选在公园或广场的角落召开，所认识的人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连一个能够帮着沟通联络的人也找不出。唯一不缺的，只有兄弟们的信心和热情，他们强烈要求由我出面立即前去营救蓝毛。
就这样凭着一腔热情，我们来到了公安派出所的大门口。门卫爱搭不理地问，找谁？
我躬了躬腰老老实实地答，找所长。
门卫僵硬的脸总算有了丝热气但仍生硬地问，预约了吗？
我答，没有。
他举起电话，那，你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我哪里知道什么鸟所长的什么鸟电话，自是破绽百出被顶了回来。兄弟们对这样的结局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须得把我包装一番。
如何包装呢？首先得有个身份，总经理吗？太小，不如董事长大，就叫做董事长吧。公司倒是现成的，但如何定名呢？讨债公司？不行，太露骨，商贸最时髦，不妨叫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吧，再冠以新人类三个字，既体现了公司的宗旨又不致让人瞧不起。
还有，董事长必得有一副行头，这事只有靠胡子了。胡子是出了名的“三只手”，生得没有一点儿能够惹人注目的地方，他能够在瞬息间或暴怒不已或温顺如猫或慈祥的如一尊佛，只要相中了的东西顷刻间就能手到擒来。公司成立之初，虽然我们已有了坚决不再干明显违法的事情的约法，事急权且再试一把，但事后须得再设法退还给失主。
第二天，我们便坐着胡子弄来的桑塔纳2000又去了派出所。我西装革履戴着墨镜便是董事长；胡子身着港衫提了盛着王姐东拼西凑来的一万块钱和几包“软中华”的真皮公文包便是董事长秘书；长发和秃头则故意把名牌西装的扣子系错了位便是董事长的保镖，虽经胡子多次提醒，多次进局子的经历仍使他们的两腿打颤。
果然，当胡子把印有新人类商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晓晨的名片递上时，门卫恭顺多了，当即就为我们开了大门，胡子又故作潇洒地把那包兄弟们开了封争相尝了一根的“软中华”甩给了他，喜得他在我们离开时仍频频地向我们招手示意。
所长的办公室宽大却因沙发的无序排列而显得拥挤，他正躺在宽大的老板桌后面的转椅上看中央某台全国时装模特大奖赛泳装的现场直播。他肥肥的两腮的肌肉明显垂了下来，估计不会超过一米七零的个子，胡子操着港音连喊了几遍也没能把他的眼睛从窈窕的女模特身上喊回来，而且显然因为有人打扰了兴致而甚是不满，冷冰冰地问，有事吗？
废话，没事来干嘛？但胡子却快走两步递上了我的名片，而我则捅了捅被名模所吸引暂时忘掉了紧张而原形毕露的秃头和长发。
新人类商贸公司？他轻轻挠着头自语着，显是闹不清何时又冒出这样一个公司。
胡子操着港音解释说，我们是新开办的啦，有一个兄弟被所长老板的部下抓啦，看怎么样办啦。
必是顾及到外事影响，他眼睛终于肯从电视屏幕上移过来，逐一从我们四人的身上滑过，最后在我的身上停下来点了点头，语气变得颇友好地问，你是老板，犯的什么事？
他的眼光好毒啊，我不仅打了个冷颤，浑身不自在地同样点了点头，而我的两位所谓保镖则紧张得如同两根木头，却误打误撞正应了保镖的模样。总算胡子见机得快，他指了指自己的嗓子说道，我们老板的嗓子，得病啦，我们的兄弟玩小姐啦，在香港是不犯法的啦。
他严肃地说，这是在中国大陆，不是在香港，交罚款吧，一万元人民币。怕我们听不懂似的又强调了一下，便自抽屉里掏出了一本搓揉得已卷了起来的单子。
钱是没问题的啦，能不能优惠一点点的啦？胡子拍了拍手中的公文包，适时地掏出两包“软中华”递过去，近乎献媚地问道。
他用手轻轻地推了推，翻了翻原是白眼珠多于黑眼珠的眼珠儿斜视了我们一眼，象最后下了决心似的说，好吧，照顾你们一点儿，五千元人民币，再没有余地了。
事后，我们才了解到，此类案子罚款的上限便是五千元。蓝毛总算救出来了，四个人身上却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此，在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二十万元之后，便全部交给了蓝毛和胡子去打理关系。
2
可过了约摸半个月的光景，仍迟迟不见他们有什么行动，便追问他们进展如何，却不料两人一脸愁苦满腹委屈，无从着手呀，老大，我们俩先是各自去想，人员、范围、从哪入手，倒是有了个大致眉目，可后来两人一碰头经互相提醒竟又犯起糊涂来，商量来商量去就是理不出头绪，咳，实在无计可施。
我知道，两人素喜互相辩驳很难形成统一意见，而两人一旦达成一致，必严丝合缝无懈可击。面对二十万巨款，两人准是又绕进了死胡同，便启发道，区区二十万不足挂齿，花掉了等于没挣，你们俩不必想得太过复杂，凡事只要开了头就不难了，不妨从最常见的事想起。
吃！两人突然击了一下掌，异口同声地喊着，算是终于达成了一致，这是他们久已形成的习惯。
虽说民以食为天，吃却最不易，这个“吃”当然不是胡乱地自己混吃，而是要请人吃，首先得有人肯吃。
别不信，叫花子请吃肯定请不到市长，这里面也有讲究，就象政治家所说的官，讲究层次。蓝毛和胡子所能请到的，自然尽是些公安的联防队员。
不要小瞧了他们，凡是人，只要还在这个社会上存在便有他独到的作用，象我们这种经常有纠纷的活儿还真的离不了他们的照顾，他们虽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明里暗里都能帮你，又不是那种一言九鼎式人物所能取代的，而且这帮人也容易打发，只要“一桌酒席两条劣质烟”就能乐得屁颠屁颠的。
不过，这帮人必须得有一言九鼎式的人物镇，否则必会疯狂起来，而我们当时最缺的恰是能镇他们的人。
还是要利用他们，这也是别无办法的办法，有了他们便不愁没有所长指导之类的相对分量较重的人物参加，一个理儿，慢慢地就会有副局长局长，因为他们无疑也希望他们的上司能参加他们的局，而他们的上司因为平易近人的需要，只要邀请的次数多，必会半推半就地应承，我们不需要太多，只要一次就足够了。
这实在是一条太长的战线，蓝毛和胡子变着法儿折腾了两个月，钱花出去不到二万，以酒缸自诩的两个人已然喝得脸色蜡黄双眼长满了眼屎，亏得两人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气概。
渐渐地，总算有所长参加了，按照约定，逢有所长以上级别的人物参加时，我都作陪。
其时，我已拥有了自己的轿车，坐轿车的老板离不了骑摩托车的所长，这是现实，我们那个地方讲究做派也是现实，不妨看一下帮了我大忙的我的做派：总要慢他们半拍入席，又总是借口事儿忙再三致歉，偶尔地但绝不经常地，编造一些与某局长对饮的趣闻以博大家一笑。酒自是不能多喝的，话也要点到为止，而且还要达到预期的效果。不去说这让我太伤脑筋，单说那始终保持如一的儒雅风度倒是折服了不少人。
有一个人偏不信邪，便是抓蓝毛的那位所长，他不依不饶地非要跟我拼酒不可。与人拼酒有时候确能增进感情，但必须心甘情愿真诚而不能弄虚作假，只是所有的酒场都有必须拼酒的理由，似乎不拼酒便没有真诚，而人若是总这样认为，非出毛病不可。幸喜蓝毛和胡子痛定思疼都已喝成了精，猝不及防间便为我换成了凉水，心中有数便能豪情万丈，直到把他喝趴下为止。
比较起来，他办事干脆利落从不挟私报复，反倒比那些欲言又止欲决还休的君子可交。他喜欢别人夸他酒量大，所以凡认识他的人都说他酒量大，事实远非盛传的那样大，一杯酒下肚便已脸红耳赤，愈加豪爽直率，却非要给自己找一个能喝的理由，说，女的、吃药的、脸红的，喝酒都不可忽视，最不能忽视的就是象他这种先红后白的。跟他喝过的次数也不少了，可我从未见过他先红后白的变化，当场喝趴下倒有不少，而他仍有理由，说，该装醉的时候装醉，是一种最高明的策略。
且不过多地说他，只说水到渠成的时候，我激他约局长出来坐坐，他当即拍着胸脯说，局长咱不敢说，副局长咱呼之即来。果然，他骂咧咧地打了一通电话，公安的三个副局长竟都陆续赶来了。他的酒胆愈壮，顾不得副局长的劝阻，又给局长打起了电话，语气自要恭顺了许多。局长居然也来了，只好换了酒席重又开始，而此时的他却已口不能言，两眼直直地只顾瞅着局长的嘴，局长的话肯定一句也没听进去。局长也不着恼，只哂笑道，好实在的东西，且不去管他，我们喝。
据说，他后台的资历级别居然比县长还高，但县官不如现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及至搞定了县建设局长，我发现了官场里的一个或许对兄弟们有用的现象：似乎里面的每个人都被一条或几条线拴住了手脚，只要抓住了其中的一个环节，处于同一条线上的人就会不约而同地聚拢而来；若是要斩断某个环节，其他的人都会疯狂地扑过来，直至将断线人撕裂，除非断线人能够跃出圈子独立地拨弄着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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