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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众多复杂的关系，我创造性地提出了“先认人后认地最后摸索干部脾气”的原则并把之有效地贯彻到工作中去。——任何事情都不要一下子让他们感到满足，即使确实要给他们，也必须让他们在心存幻想中慢慢地得到，而且最好要让他们在得到的同时又能随时随地都感受到既然能够得到同样也能失去的危险，这便是驭下术。
生活中存有不少浅见的极容易被忽视的道理，如果不能及时地发现和总结，往往能给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或许生活的本身就这样，任何事情除了当事人自己，总在平静地进行，即使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变化，局外人也绝对不会感觉到。
及至局外人了解了，或许早已恢复了平静，即使内心再有波涛汹涌的共鸣，也比不过当事人的那种真切的强烈持久的感受，至多发一些世事难料之类的感叹，偶尔也会因当事人的成就而泛起一丝淡淡的妒意。
当然，这些都不会长久，别人是别人，我依然需要生活。我的努力总算有了回应，不过，这种回应与简单的“是”与“不是”截然不同，即使当事人自己也必须靠敏锐的嗅觉和对形势的准确把握及臆测来接受。
我一贯对自己的感觉甚为自信，在我的感觉中，我的仕途从没有就此止步的信号，我也绝不会相信自己的仕途会就此止步。
这感觉便来自于一次与往常没有任何不同的县委全委会，这天的县委全委会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内容却并无多少新意，只是把那些几乎天天都在讲的重要工作变化了一下名词重又讲了出来。我悄悄地排了一下，共要讲二十四个大项，每个大项有五六个分项，每个分项下面又有三至五个小项。
对于这种填鸭式的会议，方面大员们早已心生厌烦，可仔细想起来，又委实没有更好的方式来代替会议。其实，大家都明白，办事的功夫全在台下而绝非台上。
我曾经狭隘的认为，可能有的领导偏好在台上大呼小叫的感觉，非要如此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虚荣心。不过，这样的念头只能想，想不犯错误，话可不敢乱说。
前任县委书记曾试图改革这种会议方式，创造性地把领导讲会变成领导听会，刚开始的时候，方面大员们因为拘谨三言两语就完了事，县委书记便批他们不专心研究工作。岂不知现在早已不是人才匮乏的年代了，每位方面大员都有一个文字功底不错的秘书班子，从那以后，他们每逢开会都要准备厚厚的一摞材料。
有一次，县里决定听取各镇的计划生育工作汇报，规定每个人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某镇委书记讲了两个小时还没有点到正题，书记便提醒他注意时间，他瞥了一眼一贯以面带笑容来保持风度的书记，误以为鼓励他讲下去，便眉飞色舞地从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到精神文明建设到政治文明建设一路讲下去，讲得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文采飞扬声情并茂无异于一篇优美的散文，恰逢书记有事外出别人又不好打断他，只要任他讲，待他终于讲到正题后，意义、认识、措施等大项各自分列为若干小项讲了足足又两个小时。其他的人争相效仿，就这样原定一天的会议开了足足一个周还没开完，关于会议的改革自然也不了了之。
再说这天的会议中午只安排了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便早早开始了，恰值春末夏初的乏人时候，我只得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把文件材料整齐地摆到桌上，翻开笔记本，手拿着笔，低着头，状似在极认真地听会记录而实际上却早已魂游天外。这本领当然得靠修炼，若是修炼不成，又要不被点名批评，恐怕只有遭罪的份儿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书记突然提到了我，迷糊中我误以为是他看出了破绽在批评我，心中一颤，不自觉地打量了一下周围。原来，具备我这种特异功能的人不在少数，而我的同桌必是觉少的那种，他正在创作一幅牛皮吹破了气球的漫画，看得出来，他已具备了极高的造诣。
书记当然不是在批评我，我忙坐直了身体，抬起头，目光正好对上他已讲得发亮的眼。只听他抑扬顿挫地说道，人得务实啊，同志们，E镇的郑存智同志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嘛，我看，咱们县最务实的就数存智同志。之后，他又列举了不少关于我务实的例子，他的话极具感染力，把我都感动了，尽管他列举的例子有不少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干没干过，他又如何得知？
有经验的人绝不会去相信领导会议上的讲话，只要想抬你，丑八怪也能夸成一朵花；反之，纵使天仙，可能连妓女都不如，而且肯定有许多你不得不服的事实和理由。
我曾经的一段经历或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那还是我刚踏入政口的那年，我陪当时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去各村检查三秋倒茬，适逢他的一位战友回来探家，没来得及检查，他便带我去他战友家喝酒。酒喝了一天，晚上我送他的时候，他醉得两腿已无法站立。第二天，在全镇机关干部大会上，他照样把检查讲得绘声绘色，所点问题无一不切中要害，搞得一帮管区主任耷拉着脑袋禁声不得。我虽感到好笑，但对他的这套功夫着实佩服不已。事后，我趁他高兴问及此事，他毫不掩饰地说，干长了，问题在哪里都是明摆着的，再说了，即使错了，又有谁会蠢到在会上就与你争执的程度？
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书记之所以下午对我有了如此大的变化，必是因为上午他曾离开会场接过的那个极其重要的电话。
念头一旦涌上便越来越觉得象，分明就因为那个电话，要不然，他急匆匆地离开会场能去干什么？便竭力地去想象这个电话的主人和内容，莫不是我久违了的那个电话？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会议竟不再显得漫长，很快就散了。他又亲热地叫住了我，却不象有什么话要说，只脸上带着笑，两只肥胖的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放，连连说，小郑不错，嗯，不错，可要多出政绩啊。
2
要说政绩，那可是“官”孜孜以求的东西，有谁不想在自己的任期内轰轰烈烈地干出一二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呢？要说不想，那绝对是假话。然而，多数人都平庸但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任期。
我自信自己不是个平庸的人，因此从我刚做镇委书记那天就十分注重政绩，尤其是一番经历后，这种念头变得更强烈了。
这做官，能够经得住风浪的后台和机智敏锐的处世妙方固然重要，政绩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岳父曾多次告诫过我，工作一定要做到明处，哪怕只做一件也一定要让人能够感受得到。政绩是一把双刃剑，弄好了风光无限平步青云，弄不好必然要迟滞自己前进的脚步，有时候甚至会搞得身败名裂。
到目前，E镇的二十位镇委书记当中只有建国后的第三任后来提拔做了县委副书记，这是唯一一位从E镇提拔起来的干部。他带领全镇人民战天斗地修筑了大量水利工程，从而根治了E镇的内涝问题，至今仍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还在引以为豪地念叨着他的功劳。除此之外，还有几位颇值得一提：
一位是第十四任，他在E镇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计划生育，一件是消灭工业空白村。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长期的传统的小农意识中解脱出来，这两件事在当时被公认为是天下最困难的。计划生育是包括他在在内的所有人都想不通的工作，而发展工商业则只有他一个人能想得通。
他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敢说敢干，手段强硬，但绝不胡来，他认为，干部干部，先干一步，难事干部必须带头，正人先正己。所以，只生育了一个女孩，他就背着媳妇到医院做了结扎手续，一心想要儿子的媳妇自是不依不饶，他因自觉理亏便经常被媳妇抓挠得满脸血槽而落下了个怕媳妇的名声。但在工作上理直则气壮，他率先喊出了“砸了锅，戳了窝，计划生育不能拖”的口号，经过三年的高压态势，随着E镇日益膨胀的人口规模终于得到控制，他土匪头子的外号开始蜚声镇内外。
之后便是消灭工业空白村，这项工作毕竟不同于计划生育，最难做的是干部的思想工作。为此，他挪用了镇里的计划生育超生罚款率先办起了镇办工业，本想给村官们一个示范，谁曾想因市场的原因未及开业便纷纷关了门，反倒把村官们给震住了。
这是县委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不肯就此罢休，便组织镇委班子轮番带着村官们外出参观考察，村官们眼界倒是开了，也开始跃跃欲试，但没人敢去打这风险极大的第一枪。他把规模稍大一点儿村庄的支书召到镇里办班，可这些人象吃了秤砣的王八一样铁了心。他愤怒了，提出了一个“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口号，果真免去了几个在镇里颇有威望的村支书的职。见他动了真格，村官们才真急起来，只要真动，就会有办法，有一个小村的支书利用自己在沿海做养殖场场长的叔叔的关系办了一个小型塑料厂才总算破了题。
这时候，县委考察组进驻了E镇，他被调离了，原定的副县长后备人选也泡了汤，据说因为满天飞的告状信，尽管县纪委根据这些告状信对他的审查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问题。
他的后任或许是吸取了他的教训，性情温和，难得的好脾气。据说他在任期内从未向下属发过火，而且喜欢与他们称兄道弟，遇到问题多在酒桌上就解决了，各项工作竟也干得有声有色，只是带得下属单位应酬接待费提高了一大截。
他非常容易满足，常说以自己的身世和能力能够混到今天这一步也是沾了一位远房亲戚的光。因此他与世无争，善体贴人，除了好人缘，工作上既无太过突出的成绩也无太大的过错。
但由于他不善掩饰自己，班子内部便有人搞他，才做了一年书记县里就决定调他到县直部门去做副职。就在他去报到的那天，三杯接风酒已喝了两杯半，却突然接到了县委关于撤销他任免决定的紧急通知，原因是镇里有三分之二的村支书齐聚县委强烈要求让他继续留在E镇。
E镇历来就有急公好义仗义执言的传统，但他连自己也搞不清何以会有如此绝无仅有的事情偏偏降到了他的头上，因为这是官场大忌，哪方人士胆敢要挟上级党委改变已做出的决定？
他自己非常清楚，其实他并没有为他们做多少事，更没有因此去搞一些所谓的非组织活动，只是按照义气逐一跟他们告了个别。但县委常委会却绝不会这样认为，经过一番如临大敌般严肃认真地调查，没能挑出他的毛病，只好又让他在E镇呆了两年。
此后的两年中，他依旧没有多少改变，依旧是一副玩世不恭无所作为的样子，他甚至出人意料地没有去彻查背后捣乱的人，其实他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个背后捣乱的人是谁。只有当他再次调县直部门任职的时候，人们才突然意识到，镇里已进行了全面规划，修了一条在当时看来过于宽敞而现在仍略显拥挤的柏油马路，盖了邮电、影剧院和镇政府办公大楼三栋标志性建筑，摇把子电话也被程控电话所取代。
人们在为他自豪的同时，发觉自己的钱袋子不仅没有因此而涨起来，而且在这两年中户均向镇里的交款竟不知不觉翻了两番多。于是，关于他的调动便有了许多传言，最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县里原准备提拔他做副县长，可一查档案才发现他已超过了四十五岁这个该提拔的年龄；一种说法是他因自感在建设过程中造成了不少钱财的浪费便坚辞了提拔甚至做部门一把手的任命。在众多的传言中，唯独没有人提及哪怕是一丁点儿借机谋取私利的事儿，大家始终认为他是善良的，即使有错误，也只能是象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样好心办了错事，但他仍到两年前的那个县直部门去做副职却是个不容置辩的事实。
据说，当年的那个县直部门负责人还在，他去报到时，负责人只喝了半杯酒，话却甚耐人寻味：这个接风酒好难喝啊，喝了两年才总算喝完了。
我的前任是一位在与书记争斗中获胜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我曾亲自领教过，城府极深，象大海一样无边无际，总让人捉摸不透。他到E镇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卖掉了E镇所有的表面上仍十分红火而实际上早已负债累累的镇村两级集体工业。一时间，村官们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这无异于掀掉了他们借机吃点儿喝点儿捞点儿的遮羞布。
随之，他又变革了E镇已沿袭多年的不分村庄规模不论业绩大小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农村干部考核管理机制，让村官们还没从卖掉工业的尴尬中解脱出来便已得到了工资大幅提高的实惠。实惠当然不能白得，他同时决定对农村的应酬接待费实行定额管理。有的村官以为他在作秀，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古板刻薄的人，待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