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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地接触高层领导，除非要竭力地去巴结他们，尽管他们也常深入到具体的单位，但接触的多是中层领导，守着自己的领导见自己领导的领导总是要避嫌的，如过不想穿小鞋的话，千万别被他们亲热的称呼所迷惑，那不过是一种姿态。当然，有时候领导故意摆出的姿态也是一种态度。
副书记亲自送我去位于党办后排的距离绝不会长于党办与政府办之间间隔的按照调令我应该去的镇直部门时，两间平房的外间聚了十几个人说是在开会。
开会的人肯定在不停地抽着烟，地上已被扔了许多烟头，屋内烟雾缭绕且掺杂着浓烈的旱烟味，我们推门而入时，几乎看不清屋里人的面孔。
他们不约而同地起了身，脸孔多是恭维地冲向副书记，纷纷打着招呼，及至副书记介绍我时，他们只是冲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而后又象有一种外力似地把他们的脖子扭向了副书记，尽管副书记的话并不多，他们还是仰视着他，直至他随意地说了句“你们忙”便欲离开，我注意到十几双脚都在挪动，至少已作出了挪动的姿势，虽然副书记再三劝阻，他们还是把他送出了门，似乎不这样便亏欠了什么似的。
副书记离去后，其中的一位老者便把我让到了他原来的与主持人对面的位置上，我当时并不懂这样做是极不礼貌的，便心安理得地坐下来准备听会。
由于我的意外加入，位置明显紧张起来，他便讪笑着往已坐满了人的排椅上挤，大家虽一再挪动懒得挪动的屁股，他仍然只能有半个屁股放到排椅上，人们便说，委屈所长了。
他显然不是所长，而且反应极快，顺口就是一句“龟儿子才是所长呢”。
另一位老者，必是所长，立即痛迎了一句“所长不是你爹吗？”。
不是所长的老者见说漏了嘴不好收场，自我解嘲地说，日他姥姥的，守着驼子不敢说矮话。
恰所长个子不高，常常引以为憾，此话当然又触及了他的隐痛，脖子上已然青筋突兀，面红耳赤，反骂道，“日你姥姥，矮个子还强不过驴脸？”
我仔细端量着，让座老者果然脸较常人长出了许多，他待要再去反驳时，主持人板着脸已在说“继续开会”，这场欲要持久的争论只能以让座老者吃了亏而收场。
会议主持人便是农业副乡长，与老者沾亲带故，但凡在我所经历的场合中，农业副乡长总是偏向于所长，这或许只是一种姿态，即使这样，让座老者也常常牢骚满腹。
与会者则多是从各部门临时抽调的人员，副乡长宣布会议重新开始的话音刚落，会议的气氛立即又热烈起来，其中的一位公鸭嗓子嚷得最欢，此刻他的光脚已从拖鞋里逃出来放到了排椅上，他边咔嚓咔嚓地剪着脚指甲边东一句西一句地发着言，旁边的一位则悄悄地把他的拖鞋踢到了桌底下，以致于散会后他满屋子地找拖鞋。
会议气氛虽热烈，但由于发言毫无秩序和节制而显得有些乱，让突然加入的我一时间难以适应，默默地耐心听了许久，我才渐渐地辨出了其中的味道。
原来他们在研究农村的三角债清理兑现，说是农村的三角债已到了非常严重非清理不可的程度，前面已过了宣传发动、调查摸底和各村自行清理三个阶段，其时研究的是镇干部如何介入以及镇干部的奖励政策，会议已接近了尾声。
读大学的时候，曾听有过农村基层经历的老师讲过，乡镇政府是共和国的最低一级政府，工作研究的多是“如何做怎么办”而不是“为什么做”的问题，问题多、事情杂、漫无头绪的乱是乡镇工作最大的特点。老师讲得明白，学生也觉听得明白，却怎么也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明确的印象。
就这样毫无准备地一下子便参与了其中，我感到好奇、新鲜、兴奋、激动、跃跃欲试，竭力要跟上他们的节奏，暗暗地虽费尽了脑力，始终也无法把这些零乱的毫无规律的发言和信息聚拢到一块而形成一个方案，万一要我去整理这个方案怎么办？我必定会茫然无措而颜面尽失，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正独自担心，激烈的争论已渐渐平息，坐到紧紧拼凑到一起的三张办公桌的其中能够显示出主持位置的一张后面同样在认真地听着的副乡长便咳了一声，认真地在一个精致的小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每写一会儿，便要抬头问一句“是这样吗？”，得到的回答当然是众口一词的“嗯”“对”之类的判断词。待副乡长记完了，会议便散了。
3
果如老师所言，即使开头再困难的事情，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乡镇确有数不清的类似这样的活动，譬如计划生育、提留征收、消灭工业空白村、集体出工、土地调整等等，日后的经历让我渐渐发现了这样一个被顽固而严格坚持着的固定程式：拟定方案——试点——推广——总结，其中的四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某一阶段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哪怕是走过场也必认认真真。
最不能缺少的是材料，材料不仅是用来读给人听的，而且是工作成果的结晶。由于当时打印机在乡镇尚属稀罕物，因此，一手漂亮的字配之以流畅的材料是当时乡镇机关工作者最重要的两项素质，而且漂亮的字往往比流畅的材料更重要，因为材料必须通过字来给人以第一观感，美好的第一印象常常能够起到“一俊遮百丑”的作用。如若不信，大家不妨去辨一下用打印机打印和一位能写漂亮字的人手抄的同一份材料的观感。
只要具备了这两项素质，在乡镇便能顺理成章地被推崇为“才人”，常用“一支笔”来形容。这让我感到好笑，在我看来，材料不过是写作者按照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在对事物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简单至能够说清楚问题的文字表述和记录，反映的不仅是写作者的文字功底，而且代表着写作者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人的肚量和品格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难以想象，一个气量狭小品格低劣的人能写出优秀的文章来，所以称“用心写作”。
肯定是从这个角度讲，搞材料是机关里公认的最为枯燥乏味的工作，少有人愿做，连秘书也是不做的，材料多推给了前面讲述中提及的通讯报道员，后来又成立了乡文化站，叫做文化站长，文化站长便是乡里的“一支笔”。
我常常想，这主要是由于人的素质所决定的，那时候的乡干部有三分之二是临时工合同工，余下的三分之一正式干部也多是部队专业或接班或就工或通过其他途径转正的，尽管他们大多有着中专甚至大学的学历，但翻开他们的第一学历，能有个全日制的高中学历已算是相当不错了，初中高小之类的更是比比皆是。这当然怪不得他们，是国家高等教育一度出现断层的必然结果。
随着国家成人高等教育的兴起，他们纷纷获得了高学历，虽然他们的学历只要集体为其垫交足够的学费甚至勿需上学便可以轻松获得，但他们毕竟已是具有高学历的干部了，即使有再高的学历限制，也不能影响到他们的提拔使用，眼瞅着有不少人蹭蹭地升了上去，虽然绝少有人冲破副县级这个关，毕竟曾主政一方不虚此生。尽管如此，他们确是那个年代忠实执行党委政府决议的一群人。
我很快便发现，自己忽视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个至关重要的哲理，文字功底当然是可以练的，而能力的提高则必须得有经历，在经历中不断地磨练。
能够让我尽快地认识到这一点的经历，当数在我刚获得书记赏识后的那一段。应该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得上获得单位最高领导赏识更容易激发年轻人的热情，尤其是这种完全凭能力和才华而非时下流行的依赖金钱等物质因素而作为获得方式的赏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居然是我思想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急于喷发的热情和因此而引发的沾沾自喜纠缠到一起，一扫紧紧罩到我身上的阴霾，让我的心情如同自己的脚步一样变得轻松起来。
但如果当时能够象现在这样耐心地品一下，便可以发现其实我整个人都是自相矛盾的：目标仍然模糊，我甚至说不清自己到底意欲何为，朦胧中有一种接触领导的愿望，细想起来，又不是别人理解的那种急于投机钻营的心理在作怪，只觉得能够紧跟在领导身边便是一件荣耀无比的事情。至后来，目标清晰了，接触领导的机会多了，这种感觉反而不见了，总喜欢有意无意地躲着他们。
或许这只是个例，我原本就是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人，只希望自己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便已经足够。于是，便有人当场作难，还不是**的工资让你衣食无忧？如果让你象下岗工人那样断了工资，便不会有如此想法了。
当真去想象了一下没有工资的生活，无非是吃糠咽菜，生活苦一点儿，苦一点儿又有何不可？思想上或者说骨子里还在牢不可破地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有才华，就没有人能压得住，尽可以恃才傲物，经常用来支持和安慰自己这一思想的处世格言是：粗重的铁棒能够压死巨象，但要压死蚂蚁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行动上又急于表现，企图不放过任何一次能够引起书记足够重视的机会，嘴里却喊着“我无所不能，一切都无所谓”，甚至常常为此与人做一些无所谓的争论。
自相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引发人的变化，我的心理开始变得脆弱，情绪极易起伏不定，突出表现为：患得患失，常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
那一段，我必定如此地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逢晚上临睡前，必要把一天经过的事情放电影似地过一遍，大到方向问题，小至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愤怒，否则便强迫自己绝不能睡过去。
幸亏这一习惯坚持得并不长久，仅那么一小段的时间便已搞得我睡眠明显不足，长期下去会患上精神衰弱症，因为我已明显感觉到这种费尽心机的思量过去之后，显然已激活了脑细胞，要么长久兴奋愈是想睡反而睡不着，要么即使睡过去也总在漫无边际地做着梦，醒来后累得脑袋生疼睡了反不如不睡。越是这样越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负担，常常会因为一件小事情而让自己惴惴不安好长一阵子。
这无异是天真的和幼稚的，由于自己的风头，一种暗中较劲无暇预料也无法预料地发生了：显然是感觉我撼动了文化站长“一支笔”的地位，一向跟我甚为投缘的他变得对我不冷不热起来。
至此，我方才意识到，工作是有分工的，盲目地抢风头，哪怕是多做了工作也会侵犯别人的利益。我敢说，随后发生的一件不起眼的事儿必定让他找回了自尊，因为他看我时的笑是那样的狡黠、诡秘与自得。
那是某一天的上午十点，正是乡里搞社会主义教育的休会期间，书记突然找到了我们俩，安排他下午欲作的一个报告的撰写。由于时间紧迫，报告被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由我负责，下半部分则由他负责。
有了上面的文字，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我当时的心情，这不仅是我第一次独立地去完成在我看来是这样重要的任务，而且是书记亲自安排的，那里面可是透着多么重要而又严肃的信任、鼓励和支持。我被一股神圣的使命感充盈着，决心要把自己的水平十二万分地发挥出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报答书记的知遇之恩。
看得出来，他同样在激动不已，毕恭毕敬着，勉力克制着自己不让内心的冲动表现出来。我暗暗讨厌他这种做作，他是一个让我无论如何都感到小气的人，似乎一枚树叶就能够打破他的脑袋，我认为这便是临时工的通病，尽管他后来转了正，但仍保持着这种风格，甚至从来不敢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他这样分辩说，何谓小事？机关里压根就没有小事。
以我当时的水平当然无法理解他话中的含意，只注意到他把接受这样一次任务赋予了更多的对比与竞争意义上的安排，比我更加重视，虽然他仍是一脸轻松，甚至近乎自言自语地跟我东扯西拉了足足有二十分钟。
我早就听人说过，他年纪轻轻便已修炼到了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火候，是安宁乡机关里的年轻人当中最有前途的一位。
这本是他实实在在地优于我值得我认真学习的方面，却因为这样一段经历总让我瞧他不起：大约是我在工委的那一年，县委尤其重视宣传工作，把在县报的发稿量当成一项硬性指标分派到各乡镇。乡党委政府便相应制定了鼓励到县报投稿的奖励政策，规定每在县报发表一篇稿件除报社的稿费外，再奖励现金10元。
为便于管理，同时规定凡是关于乡里工作的宣传性稿件都需经过他手。其时正值消灭企业空白村喊得最响的时候，关于乡村工业发展的稿子自是最易见报。不料，他居然把我的稿子改头换面以自己的名义拿到县报发了。
当时，我的目光被不知天高地厚地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