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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给我接风的人，我真的好感动。因此，我多次向所长提及去胖子家时购物用款的摊派问题并主动要求凑款，主任黑着脸说，说你年轻，你不信，不该问的就别问，今后有场合，只要叫你，不要问理由，更别充有钱人，只管参加就行了。
我知道他仍在为那天的事儿生气，便不再多问，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的花费早已由所里全部报了销，而且据说胖子到他们村又报了一份儿。——人的地位不到连探听的资格也是不具备的，当然主要是怕年轻嘴不严，不少事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当时的我只管没脸皮地吃或者即使知道了也只能充作不知才算上策，然而这不是我的性格。
由于那个时候的同事一天当中只有在早晨点名时才有唯一见面的机会，所以攒了许多话要说，支书因为村庄是乡里数得着的村庄自然也是乡里数得着的人物，性格又随和幽默，所以那天的气氛甚是融洽热烈。
果如所长所介绍的那样，支书当真是了不得的人物，两杯酒下肚，酒场几乎成了他演说的场合，说了不少他与乡里大人物一起喝酒交流的趣事，听得出来，除了乡长和书记，其他的乡领导他没有几人能瞧得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当真能瞧得上的人物，必是换命的交情。听他数过来数过去，连同调走的也不过那么三两位，其他的根本不值一提。当然，这三两位都是乡里推荐或选拔他做支书的主要领导。
边演说边喝着，支书很快就没有了声息，转而被悄然而起的响鼾所代替。他喝醉了，大家便手忙脚乱地要扶他回家休息，他不知所语地咕噜着什么，还是回家了，好实在的家伙！大家都感叹着。
乡长出事后，他因对抗调查组的调查背了个开除党籍的处分，他不服。
据说乡长与他及邻村的支书正合伙做一笔玉米种买卖，那时候全县实行对农村统一供种政策，乡长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一笔毫无风险的买卖。因他们村经济状况好，由他们村负责投资，邻村则负责库存和销售。
缺少了乡长的支持，玉米种全部变成了猪饲料，因此亏损了一万五千多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原信誓旦旦地与他共同承担责任的邻村支书来了个干脆不认账，他自是有苦难言，但由于他仗义实在，虽被开了党籍，乡里仍安排他主持村里的工作。
据说，乡里他那些铁杆朋友汇报时都说他实在太冤，比窦娥还冤，连老百姓都这样认为。
到年底换届时，境况便不同了，因他已不是党员，村里的党员要选他做支书也无能为力。从一个领导降为被领导，他显然是不乐意的，便主动辞了职去乡里开饭店，生意异常火爆，据说他一年就赚了十几万，因为仅开业他便请了上百桌，耗资达万余元。
几年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重新入了党又重新领导他的村民，不料却没了往日的雄风，很快就被村里的反对派弄下了台，原因是区划调整后由于各方面的投资加大村里的积累资金明显减少，他便自作主张地提高了承包费。正如他自己所说，又没有装到自家的腰包里，仍是冤。
及至再次下台，他再次去开饭店，亦同样是风光不再，尽管他的开业费比第一次翻了三番，饭店仍在不断地赔，至今落了个四处躲债的下场。
且说当日酒场他离去后，人们终于透了口气，总算有了说话的机会。然而，没说多久，所长便因我不喝酒的事儿与“林老”吵了起来，说来也怪，两个人见了面总在不断地吵。
所长说，你怎么这么不长人样，跟年轻人去计较，年轻人喝不喝尽可以随意。
“林老”说，你别总是这样压人好不好，俺又没说什么，不就是劝碗酒嘛。
我知道两人又在借我说事儿，便不去言语，但经不住胖子和瘦子从中撺掇，端起“林老”推到我面前的酒杯便一饮而尽，再去看争吵的两人，“林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所长却一脸的不屑。我记不清自己那天喝了多少酒，只觉只要一张口，酒就要自肚里整个翻上来，便强自憋着不说话，连忙用菜去压，终于压不住喷了“林老”一身。
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关于我能喝酒的事儿第二天便已在乡机关里传得沸沸扬扬了，遇有好心人向我证实时，我居然莫名其妙地涌上一股自豪。事情既然破了头，便再也禁不住人们热情似火智计百出地劝酒。我喝酒从不会藏奸，而且禁不住激，因此逢喝必醉，自也没少误事。
且不说书记为此对我提出了警告，单说我醉了肚里便翻江倒海似地难受，必要吐。刚开始张口就能吐，吐出来的全是足以呛哑嗓子的酒；后来便要把手指伸到嗓子深处去扣，吐出来的便成了混合物，连肠子都似已塞到了嗓子里要吐出来；再后来扣也吐不出来了，酒非要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时才能自动吐出来。
其实，我不宜喝酒，量也不大，喝酒对我来说，绝非那种“吃香的喝辣的”的享受，更多地象一种灾难，尽管偶尔的我也会有超常的发挥。——只要喝了酒，便会面红耳赤，浑身紫红发痒，常抓挠得皮肤出血，眼珠儿仿佛要滴出血来，典型的酒精过敏！
耐心地总结一下，我喝酒的过程大致要经历禁不住劝酒的热情与殷勤、惴惴不安总担心喝醉、几杯下肚便激情高昂说过头话、吐酒抓破皮肤、酒醒后无边地后悔、死不悔改地重复前面的过程等六个阶段，因此往往多喝了酒反倒赚个不实在的名声，尤其在我做了所长之后，因畏惧酒便不断地逃避而得罪了不少人。
有人说酒是练的，纯他妈的胡扯淡，我历练了如此多酒却偏偏不上瘾。难道当真如安宁人所说“有量不一定当官，当官必定有量”？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凡我所认识的成功人士，尤其是我所能接触到的大官，多有不容忽视的酒量。
这或许是我至今仍一无所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算是命吧，命中便不具备这样的潜质。
（五）1、2
更新时间2009111 7：04：18 字数：10413
1
政治家郑存智说，下面，我带兄弟们一起去关注“官”的烟酒的讲究——
其一，“官”的烟酒印象
就本身意义而言，烟酒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只要过了身体所能承载的量，烟酒的刺激必然会引发出一系列与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对当前状况的满足感相适应的异常行为或语言。如果能够耐心地去品味，或可以惊奇地发现人最真实的一面，或会因一时间不适应而恶毒地演绎出许多故事。
只要认真地考察一下烟酒的过程，便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生活的真实总是在不断地给羸弱的身体加压，结果便是让身体陷入无尽的喧嚣和浮躁，尽管这种喧嚣和浮躁有时能够让人明确地感受到，有时根本无法感受到，但无论如何它都客观存在着，在人的身体里不断积蓄着，让人的身体不时就会泛起几欲胀裂的感觉。
人毕竟是有意志力的动物，凭着意志力压制着这种急于泛滥的冲动，让人便有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些特征。泛滥与压制是一对矛盾，也是一种斗争。只有激烈的斗争得以成功化解，人才能最终获得幸福感。
堵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必要的疏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为意志力无论强弱都无法承受如此强烈持久的消耗。烟酒应该就是这个疏的过程，随着能量的逐步释放让人得到尽管短暂的平衡而富有魅力。人永远就处于这种平衡与不平衡的交织中，正因为不平衡，追求平衡才是人一生的目标。
这是我对烟酒的基本印象。
在触及正题之前，非常有必要首先对题目中的“官”字做个大概的界定。关于这个“官”字，在前面的故事中已多次提及，再次提出难免有重复絮叨之嫌，但这个“官”字实在是门太过深奥的学问，虽身处其中也难以将其真正地弄懂搞通，即使当真有了一些想法，也多是一些臆测和感觉。尽管我有公认的口若悬河且条理清晰的口才，要想把如此复杂的问题讲清楚，也不得不空自慨叹文才的匮乏。
按照我最初的想法，“官”必定是一言九鼎的，所以说只有一言九鼎的人物才能真正算得上官。这个最初的被顽固地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印象，是从我们村支书那里传过来的。
那时候，我特崇拜村支书：一天到晚，他总高傲地背着手，紧绷着脸，绕着村庄东瞅瞅西望望，遇上人打招呼虽心里想笑却总要强自压抑着只悋懎地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伴着一声几乎毫无意义却是任何问题回答的“嗯”，还会再加上一句“难哪”，似乎他总有解决不完的难题。支书的这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从没有改变过，而且越是遇上难题，这种姿势越标准，让人觉得从里到外都透着潇洒。
大约到我小学毕业那年，支书的这个被村民们所熟知所习惯让人感到敬畏却常给他们带来好运而引以为荣的习惯，在大多数人眼里开始变得别扭甚至害怕，因为村里正在搞规划，只要他看上谁家的房子不顺眼，谁家的房子就立马要被拆掉。这就是权力。他是一个一言九鼎的人，包括他的家人在内，只要他发了话，便没人敢再去反驳他。在我当时的心目中，这绝对是一个大得可以撑破天的官。
最让我不能忘记的，当数我娘牵着我，提着半年来生病都没舍得吃一个才积攒下来的鸡蛋，去他家送礼时他生硬得石头一样的话和冷得没有一丝热气的傲态，那是因为某一天他突然发觉我家的老屋该拆。既然他说了“拆”，我娘便和村里其他拆迁户一样认为必定无疑该拆。
但由于我娘坚持要让我们兄妹四人读完初中才能下学，所以家境便比同样不宽裕的人家更困难些。倘若按要求拆了老屋，单凭村集体的补贴，我们家根本无力建造新房，一家八口将陷入无处栖身的境地，我娘虽觉胆颤心惊还是决定去求他。
拆是必须要拆的，他冷冷地瞄了一眼正手忙脚乱地从竹篮里往外拾鸡蛋的我娘说道，不过，你们家里的情况，咳，村里人都知道，拆，拆吧，拆了以后搬到营房去住吧。
营房并不是部队的营房，而是我们村长期闲置的一套房子，因其宽敞而被称作营房。营房是我们村二地主留下的，据说这套房子风水极坏，二地主刚建好还没来得及住，我们那个地方就解放了。二地主抛下自己的小老婆跟着跑去了台湾，小老婆怪营房给其带来了厄运便跑到营房里上吊死了。之后，营房便长期闹鬼，无人敢去居住，据临近的人家说，夜里十二点的时候常能听到女人的哭声，待开了灯仔细听却又毫无声息，刚一关灯哭声又起，有的人甚至听出了女人在呼叫二地主的名字。
因此，营房虽比我家的老屋宽敞了许多倍，我娘当然还是不情愿，待要再去哀求他时，他只说了一句“就这么定了”便已背着手踱出门去了。
人穷志短，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家只好搬进营房住上了全村最为宽敞的房子。刚搬进去的当天，我娘下午太阳还有老高的时候便招呼我们吃了晚饭，然后一家人开着灯簇拥到新垒起的土炕上彼此拥抱着静等着女鬼的到来，或许是我娘烧掉的两大捆烧纸发挥了作用，女鬼并没有出现，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连我娘多年来久治不愈的失眠症竟也不治而愈。应该说，实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多少年后，我娘终于了解到，支书是听信了风水先生的话，说是我家老屋的风水盖过了他家，总有一天他的后人要归我们家人所管，唯一的破解之法就是拆掉我们家的老屋让我们搬进村里人人恐惧的营房。
这一段发生在我少年时代的经历让我第一次认识了“官”，第一次接触的东西往往记忆最为深刻，有的甚至能够影响人的一生。及至自己有幸进入了“官”场，却怎么也无法找到支书当年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尽管不少事情还是支书那种“一言九鼎”的方式来得更有效。然而，这种方式少有人能够做到，凡事总会有许多牵扯阻碍，而且“官”越大，这种感觉越明显。这或许是一种境界吧。刚开始，我常以“官”小来试图说服自己，时间久了，这个理由竟逐步成了我前进的动力。
千万别笑，请原谅我妄自使用了这个“官”字，或许我所从事的根本就算不上“官事”，但它在所处的环境中又实实在在地就是“官”事。即使在我所处的这样的环境中，也恐怕只有到达乡委书记这一级以上的“官”才能真正算得上官，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对“官”字最低层次的一种界定吧。
我历来反对一些凭想象的故事把乡长书记讲得那么卑微琐屑的做法，他们所做的事或许真的有些卑微琐屑，但他们的“官”和他们的人却未必如此。或许处于相对发达地区的原因吧，在我们那个地方，不仅他们，甚至连一些相对发达村的支书村长都严格遵守着一套“官”场规则。
这或许又算是一种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