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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作战部署，文电交驰，疲惫不堪。待周恩来到作战室，命令已经抄写清楚。
刘伯承汇报了一夜来敌情的变化和己方的处置，周恩来看过命令，不觉眉头舒展，布满血丝的眼球里闪出了光亮，他欣然表示同意。作战命令交电台发各军团和独立作战单位。这时候已经是晨光熹微了。
由于部队早先已北进就敌，红一方面军指挥部在部署上就方便多了。这个部署是：第五军团、第十二军和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队，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九师，并向新丰市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队，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地区之敌，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第二十二军为预备队。
根据命令和部署，20日夜，红军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21日拂晓，红军发起了攻击。在草台岗方向，敌第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团长宋瑞珂，正率领营、连长在雷公嵊侦察地形，研究如何配置兵力。忽然，了望哨报告：“红军大部队分路来攻。”宋瑞珂举起望远镜观察，只见晨雾中红军从西南方象潮水般涌来，东北方高山顶上也出现了红军的身影，他明白，草台岗己处于大包围的态势。于是立即向师长肖乾报告。肖乾也发现形势不妙，命令各团坚守草台岗环形阵地，作困兽之斗。红军以猛烈的冲击缩小合围圈，至中午，夺得若干高地。第十一师是受蒋介石宠爱的嫡系王牌，军官顽固反动，驱使士兵作殊死顽抗，一个连打得剩下十几个人，还能继续战斗。过午，第五军团首先突破南面霹雳山敌第六十六团阵地，敌第十一师在草台岗的环形防御体系被开了个缺口。接着，第三军团也将敌雷母山阵地突破。敌各团侧背受到威胁，遂全线动遥师长肖乾负伤，敌失去统一指挥，更陷于混乱。至黄昏，蒋介石的这个王牌师全部瓦解。除肖乾外，伤敌旅长l人，毙敌团长3人，营以下官兵伤亡惨重，被俘3000多人。在霍源幸免的敌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五旅以及第九师的1个团，受罗卓英派遣，企图保持东破与草台岗的交通线，被第一军团歼灭大部。陈诚在抚州听到第十一师被歼的消息，急得吐血，急令吴奇伟率前纵队向南丰撤退，罗卓英率后纵队残部，向宜黄撤退。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被打破了。
1933年9月，第三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奥托·布劳恩由上海来到瑞金。为保密和称呼方便，取中国名字李德，又名华夫。在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驻地沙洲坝附近，专门修了三间独立房子，作为李德的住所。刘伯承派伍修权和王智涛作李德的翻译。就第三国际的主观动机来说，是来帮助中国进行革命的，但事与愿违，由于李德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军事上瞎指挥，和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相结合，实际上帮了一个很大的倒忙，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李德进入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9月28日黎川失守。10月初，在李德的住处“独立房子”，召开了有党和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出席的军事会议，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到会。朱德、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未参加。会上，由代理军委主席项英作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李德建议：“通过地方武装，以阵地战把敌人牵制在北部赣江和旴江之间，并且如一年前所计划的那样，把五军团（1个师）放在黎川以南进行防御，命一、三军团继续向东北方面挺进。”①李德这个建议被采纳，并作了相应的决议，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战略方针。根据李德的意见，10月中旬，中革军委令第三军团贸然进攻黎川以北敌人的巩固阵地哨石，未获成功。10月下旬，又令第五军团第十三帅去打黎川东北敌人的巩固阵地资溪桥，又遭到挫折。为急于恢复黎川，第三、五军团辗转于敌人堡垒之间，陷入被动。
从1934年起，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朱德、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总参谋长刘伯承则①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7页。
成为李德的幕僚。
李德是怎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呢？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要先送“独立房子”，由翻译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照地图查找大体方位，将敌我态势标在地图上，送给李德看。李德阅后提出对策和处置方案，再由翻译译成中文，送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给前方下达作战命令。
李德情况不明决心大，又管得很具体，连迫击炮的放列位置都在地图的等高线上标明，强令部队执行。部队调动，不管白天黑夜，山路平路，只按比例尺一标，就下令限时赶到。不问工事坚固程度和兵力兵器如何，下命令死守一地，造成很大伤亡。如此指挥作战，焉得不败！
因为李德越俎代疱，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作战指挥方面已无事可做，只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事情。刘伯承从一开始就感觉李德的指挥不对头，可李德权威已立，他只得对李德敬而远之。李德五次到前线视察，作为总参谋长兼通俄语的刘伯承一次也没有陪同，总是找个借口避开。
5月间，一次中共中央负责人指定刘伯承陪李德到会昌视察，刘伯承以脑贫血为由请假，荐作战局长张云逸陪李德走了一趟。通过第四次反“围剿”的实践，刘伯承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认识到毛泽东对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的堡垒主义和阵地战、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战略战术，他心存疑虑，未敢苟同。
从1933年10月到次年10月开始长征，终第五次反“围剿”之局，刘伯承对李德的一套，不参不谋，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忐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提出：“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特别在广东，敌军没有连续的碉堡）的间隙，而进入其后方交通路上，实行穿袭。有些边区游击队就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展开游击战争，以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这种用深入敌人后方的办法来打破敌人“围剿”的杰出主张，可以说是他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敌进我进”思想的最初萌芽。9月10日，他又发表了《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强调：“游击队在芽过敌人封锁线后的活动，如遭受敌人强烈压迫时，只有勇敢地再延伸，向敌人深远的后方挺进活动，这是容易达到吸引敌人后退的目的，不应企图缩回苏区，折转到封锁线上碉堡地带，恰人敌人陷阱，回旋无地，遭受严重的打击。”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上述主张。
他一再提出的到敌人深远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威胁敌人根本重地，迫敌回援，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思想，无疑是十分可贵和正确的。这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的主张，可谓互为补充，异曲同工。这也说明刘伯承的思想已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跟毛泽东一样，刘伯承的这些意见并未得到中共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和采纳，相反，刘伯承因此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李德当面训斥他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刘伯承哈哈一笑，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又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的无名火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刘泊承是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的人，李德训斥自己，他看作是工作上的争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理应忍让，他也能够忍让。这次发生的事件，在刘伯承心目中是洋人欺负中国人，联想到在苏联学习时受到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对待，他终于怒不可遏，当场跟李德吵起来。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悻悻然而去，到中央局书记博古那里告了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博古找刘伯承谈话，把刘伯承降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这是他第一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证明这时的刘伯承，已经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站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第六章长征
第一节智取遵义城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刘伯承由瑞金红军总部赴第五军团上任。第五军团军团部设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等热烈欢迎刘伯承的到来。虽然中革军委通知明确说刘伯承是来当军团参谋长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当作总参谋长看待。第二天下午，在庙宇的大殿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由刘伯承作部队转移的动员报告。本来应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刘伯承新任军团参谋长的身份，可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却说：“现在请刘总参谋长讲话。”刘伯承听董振堂这样介绍，略一迟疑，本想把自己被贬职的经过跟大家说清楚，转念一想，这里面涉及到和顾问的争论及中共中央上层的一些事情，不便于讲，于是改了话题：“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象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啰。”这一生动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战术上的失策。大家频频点头，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他继续说：“任何军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蒋介石几乎控制了全国地盘，有几亿人口、几百万军队；而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只有300万人口、十几万红军。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不顾条件地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规化的阵地战，这样，实际上把主动权送给敌人，使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年来的战争事实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要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这就是刘伯承就任第五军团参谋长的第一席讲话。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从中央苏区出动，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一连几天，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约8。6万余人，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廷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零都出发，向贡水与信丰河（桃江）之间突围集结地区开进。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留下项英、陈毅等，率1。6万余武装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突围方向是西进湘西。横亘在面前的第一道障碍，是国民党军陈济棠部沿桃江东岸修筑的碉堡封锁线。21日，红军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左、右两翼展开，红九军团、红八军团分别随后掩护跟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陈济棠原是由广东地方军阀归顺蒋介石的，他一直提防着蒋介石削弱和吞并他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开始以前，中央红军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这种矛盾，曾与他进行过秘密谈判，缓和了双方的关系。因此，红军在务一道封锁线没有遇到大的抵抗，25日，全部顺利渡过桃江。但已暴露出行动迟缓和指挥混乱的严重弱点。本来8万之众的长距离转移，又要对付国民党军沿途的围追堵截，理应作必要的准备和精简，然而红军仓卒上路，又缺乏周密的行动计划，还携带了大量笨重物资器材，占用许多人力，影响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