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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等后梯队上来，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刘伯承的口气不容商量。
李达十分理解刘伯承的心情，他要为党的事业和根据地人民负责，要为后梯队700多人的生命负责。他再次请求：“师长，请你率领前梯队先走，我带一个排回去找后梯队。”“太危险了，找不到怎么办？”刘伯承不忍心让自己的助手去冒险。
“不能再耽搁了，部队需要你指挥。我会尽一切努力找到后梯队的，万一找不到就钻山沟打游击。”李达恳切地说。刘伯承紧紧握住李达的手，动情地说：“好，你去吧，千万要小心！”
李达走后，刘伯承率领师指挥所走向西北方的大岭。农历4月末没有月亮，周围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一踏上那条牧羊道，果然十分难走。人们手脚并用，或抓住树枝向上攀援，或斜着身子往下蹬滑。牲口经过前拉后拽才肯朝前移动。
刘伯承拄着根树棍，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行进着。一连几天的劳累，加上紧张，他的脑伤又犯了，头皮发胀，右边太阳穴阵阵作痛。他竭力稳住脚步，不让周围的人察觉出来。
过了一段几乎是直上直下的陡坡，路变得较为平坦些了，人们觉得缓了口气。蓦地，只听得“咕——咯！”一声，一个沉重的物体坠下了山崖。黑暗中有人报告：“师长的大黑骡子掉下去了。”大黑骡子驮的马搭子里，装着刘伯承的行李和书籍文件，其中有他的《合同战术》译稿，那是苏军系统论述诸兵种和空军各自的战斗性能及其协同动作的一部军事学术著作，是刘伯承着眼于人民军队未来战术的发展而在战斗间隙中精心翻译出来的。陈皓立即派侦察班班长带两名战士下山寻找。
队伍走了半夜，拂晓时抵达香炉峧。这里已远离敌人的合围中心。刘伯承让部队原地休息。一夜奔波，人们疲劳已极，许多人一进房子就倒头睡着了。刘伯承顾不上睡觉，刚坐定，马上命令电台与第三八五旅联络。
接着又问陈皓：“侦察派出去了没有？”
“派出去了。据找民兵了解，周围15里以内没有敌人。”
“敌情要切实搞清楚，警戒要放远一点。在胜利的时候更要防止麻痹，在疲劳的时候尤其应加倍警惕。长征中有些部队常常强调战士疲劳而忽视了侦察警戒，结果屡遭敌人袭击。抗战以来我们师受袭的教训也不少。今晚指挥所驻地不要放在公路附近。”
“好，我立即就去布置。”
“你告诉唐政委，把二营派出去，到宋家庄一带去找后梯队和李参谋长，要想尽办法完成任务。”
“是”。陈皓答应着照办去了。
这时，参谋前来报告：跟第三八五旅的电台联络上了，陈锡联回电说，已按照师长昨天的指示，控制了黎城至东阳关之间的公路和上、下桂花的山地，保证指挥所安全通过。
刘伯承看过电报后签了字，说：“再给陈锡联发个报，告诉他后梯队和李参谋长可能在宋家庄、王家庄一带，令他注意联络，并以一部侧击响堂铺、神头，进行策应。”
早饭过后，侦察班班长和两名战士赶回来了，他们找回了刘伯承的全部行李和书籍文件，刘伯承挨个握着三位战士的手，连声称赞说：“好同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黄昏，刘伯承率师前梯队从枣畔村越过邯长公路，到达东黄须。历时1昼夜，行程50里的难险突围胜利结束了。为了更加安全起见，队伍连夜赶到北社村。疲劳的人们很快进入了梦乡。刘伯承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心里总惦念着后梯队和李达等人的安危：“后梯队会不会遭到损失呢？李达和二营找到他们了吗？”作为晋冀豫根据地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他无时不为第一二九师直属队、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的几百号人的生命担心。因为这里面几乎包括了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部精华埃一连两天，后梯队毫无消息。刘伯承寝食不安。13日晨，第二八五旅来电报告，李达、蔡树藩率后梯队安全转到了响堂铺以南山地。当天下午，后梯队到达北社。杨秀峰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感动他说：“感谢师长派人来接应我们，见到你，心里才踏实了。”
至此，刘伯承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脑部的伤痛似乎也减轻了许多。
李达、蔡树藩向刘伯承简要地汇报了后梯队与前梯队失散及脱险的经过。原来9日夜间，在杨家庄东南的大路边，后梯队被日军的一股搜索队挡住了去路，不得己回缩到山沟里，再出来时已找不到前梯队了。队伍转了两天，一直未能跳出日军的合围圈。为了缩小目标，队伍不得不分散行动。12日夜，在李达的统一指挥下，后梯队才安全转移出来。
6月9日开始的第三阶段反“扫荡”，至20日胜利结束。
6月16日，“扫荡”太南的日军转向陵川、辉县、林县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第四期“扫荡”。刘伯承令新编第一旅及太行军区第四、五分区策应友军作战。国民党第二十七、四十军和新编第五军，由于缺乏反“扫荡”准备和不善进行游击战争，损失惨重。7月8日，日军收兵回营。1942年太行、太岳等区的夏季反“扫荡”终于全部结束。
冀南平原同样经历了残酷激烈的反“扫荡”斗争。1942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向冀南军区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在敌分割、封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广泛分遣部队，结合民众，在敌前后左右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和强化群众反掠夺、反压迫的斗争，并贯彻以政治斗争为主，以军事斗争为骨干的方针，以适应严重斗争的需要。冀南军区按照这个指示，将新编第四、七、八旅和6个军分区的基干团大部分分遣，组成班、排为单位的小部队深入日军占领的格子网内，辗转游击，打击日军。
4月29日，敌人纠集万余人突然“扫荡”冀南第四分区和第六分区。冀南军区直属队、区党委、行署机关、分区机关等，在战斗部队的掩护下奋勇突围，大部跳出包围圈，一部被冲散，受到了损失。
6月11日，日军又调集1。2万余人，对枣（强）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冀南区军政领导机关经过精兵简政，组织较前精干，侦察、情报工作得到加强，及时发现和掌握日军动向。安全转移，日军的合围扑了空。
8月间，刘伯承写出了《太行军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系统地分析了日军”扫荡”所实施的压缩合击、抉剔“扫荡”、分道撤退等三个步骤的不同特点和战术，总结了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一系列作战原则，主要包括基干军队和腹地游击集团的行动方针；用兵的分遣和集结及运用；始终注意抓住敌人的弱点，变被动为主动等问题。此外，还分别讲述了反“扫荡”作战要旨、战斗活动、群众性游击战争的组织和指挥、统率机关与集体资材的转移、情报与侦察、通信联络等问题。这个浸透着刘伯承心血，对反“扫荡”具有重大指导作用的总结，曾被晋冀鲁豫根据地一位领导人誉为“太行山的‘论持久战’”。
第三节庆祝五十寿辰
正当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的时候，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五十诞辰举行庆祝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士气。
为此，第一二九师《战场报》和太行山《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各派1人，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
迎接他们的参谋首先说：“首长非常尊重政治工作，他早就在等候你们了，现在你们来晚了！”他们一迈进办公室，立正敬礼，然后抱歉地说：“师长！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站起来，以长者风度说：“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极端重要，有时胜败在于分秒之间。因此行动的时间一定要准确。好了，你们要向我采访些什么呢？谈吧！”
“请首长谈一下自己简略的经历，我们想在您的生日公布您的年谱，让大家了解学习。”
“算了！算了！”刘伯承挥着手说：“莫谈这些好不好？你们都晓得，粉碎九路围攻过后，有个记者来访我，我先对他说：你只能写战士，不准写我。要不，我不同你谈。即使你写出来，我也要把你的稿子撕掉！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略历’。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就回去吧。我还有事哩，害得我等了半天！”
两个来访者，被这一瓢冷水泼愣怔了。犹豫一刹，然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五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
“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嘛！去吧！去吧！”刘伯承再次加以拒绝。
来访者奈何不得，只好去请邓小平政委来劝说。
“师长，我着您还是要讲啊！这是党的决定，没得略历，咋个祝寿嘛。
再说，这也是工作。”邓小平简短他说了几句，朝一言不发的刘伯承看了一眼，转身走了。
刘伯承坐下来，沉默片刻说：
“要说这也是工作，我是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的。我这人没得啥本事，是被旧社会逼上‘梁山’的。那时候，国际国内，弱肉强食，清工朝腐朽败落，民不聊生，使人不得不立志仗剑拯民于水人，于是富国强兵的念头，自然而然产生了。1912年，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将校学堂，从此投笔从戌，距今整整30年了。我是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回想起来，在此以前，我在川军熊克武部队打了不少的仗，流了不少的血，其中除开讨袁、护国、护法、讨贼等战争外，大都是打‘烂仗’嘛！”他停下来，眉头缓缓聚拢，然后舒展开来，把30年的战斗经历，尽力浓缩，扼要他讲了一番。最后颇有感慨地说：“我深切地感觉到：象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听党的话，势必一事无成！总起来说一句话，我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出污泥而不染是很不容易的。
我也没有改造好，没有为党为人民作什么工作，愿和同志们共同努力作个好党员。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政治委员既然说这也是党的工作，那就不必管它是哪一天啰！”①①柯岗；《刘帅印象记》，《刘伯承回忆录》（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49页。
1942年12月16日，清漳河畔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第一二九师宾客如云，函电似雪。除本师各部队、晋冀豫各军区及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均派代表参加外，总部彭德怀、罗瑞卿、滕代远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庆祝大会，发表了热情的祝词。他们大力赞扬抗战五年以来，刘伯承率第一二九师深入敌后的辉煌战绩。号召全师指战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争取两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天，延安《解放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转战千里、威震幽燕的刘伯承将军祝贺五十寿辰的新闻。第一二九师《战场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了刘伯承将军的略历及其亲笔题词：“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还发表了邓小平、蔡树藩等许多领导干部的祝词和诗文。
邓小平的贺文说：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仅具备这些品质，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30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工作，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同怕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那个固执己见，那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认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以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荣誉、地位为出发点，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过去的事情不用谈它，单以最近五年来说，奉命坚持敌后抗战，遵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