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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编中，妥善处理了编余人员，保证了部队的稳定和将来发展的需要。
太行、冀南两区共调出干部2000余名，一部分派到地方武装和区级以上武委会中，一部分送延安、抗大和陆军中学深造。同时将660多名年老体弱的干部交地方政府安置。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共安排了6000余名战士退伍，家在根据地的即回原籍，不在根据地的则介绍到地方安家落户。转业和退伍军人一般都转到民兵、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组织，发挥作战和训练的骨干作用。
军队的精兵带动了地方简政。晋冀鲁豫区党委、边区政府根据民力负担对政府脱产人民的限额，规定了简政方案。精简中，贯彻了多减上层，加强下层；调整干部，加强领导干部；多减事务人员，加强区对村的领导等原则。
对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进行了调整或合并，减少了机关，精干了人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仅太行区在8月以前，县级以上政府工作人员就减少了百分之十八，节省经费百分之三十八。
晋冀鲁豫根据地和第一二九师系统的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得普遍而彻底，取得了显著成效。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称赞晋冀鲁豫边区“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在精兵简政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与边区政府负责人一起，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是中共中央为打破日伪顽的经济封锁，克服解放区严重的经济、财政困难，而倡导的一项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迅速发展生产的运动。1942年底毛泽东发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是解放区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标志。晋冀豫太行、太岳、冀南根据地，由于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大生产运动是与抗灾救灾、生产渡荒结合进行的。
太行、太岳区山地起伏，水源奇缺，历来易闹旱灾，但象1942年和1943年那样持续两年的大旱，是多年所仅见的。
当1942年春旱情刚露头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就十分重视进行抗灾救灾，指示师部制定了一个帮助群众春耕和部队生产的规定，立即下达执行。
规定的主要内容为：
一、旅、军分区设指导和帮助春耕的组织，团设领导助耕的组织，连成立助耕队，排以下为助耕小组，要做到不荒一亩地；二、切实帮助群众警戒，解决牲口、农具等问题；三、春耕期间停止群众支差，严禁强迫租地、强借农具、欠租不还等现象。
此外，规定还要求助耕部队必须做到：一不吃群众饭食，不要报酬，严守群众纪律：二不遗失损坏农具；三要创造助耕英雄；四要随时对群众宣传。
规定并下达了部队各级的生产指标：旅以上每人当年生产达到120元，团以下每人60元。
规定发布后，部队各级成立起助耕组织，组织指战员帮助群众抗旱春耕。
为了不违农时，师直属队在李达参谋长的带领下，突击运肥送粪、构筑漳河堤坝和平整河滩地。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不顾一臂残疾，坚持参加锄地。在他的带动下，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个个奋勇当先，百十号人一星期就整修好河滩地50多亩。春耕结束，第一二九师机关和直属队跟群众一起整修了1000多亩河滩地，修筑了用工1。9万多个的堤坝。
进入1943年，太行、太岳、冀南3个地区旱情更加严重，自春至夏未下过一场透雨，田地干得寸草不生。
刘伯承、邓小平以更大的精力率领部队帮助群众生产渡荒。4月1日，他们令政治部发出“关于帮助群众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体指战员“与民同命，战胜灾荒”。他们率先垂范，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包片开垦荒地。在驻地赤岸村旁的清漳河畔乱石滩上，移石填土，围堰打埂，浇水点种，硬是造出了一块5亩多的田地，并及时种上了玉米和蔬菜。
刘伯承、邓小平带头垦荒的模范行动传到各部队，指战员们群起响应。
他们纷纷奔向田间地头，帮助群众耕作。春夏两季，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耕地、锄地、收割庄稼达2。9万多亩，其他出工5万多个。冀南军区部队在耕牛大批被敌人抢掠、民间畜力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用人力拉犁耕地，帮助群众解决了燃眉之急。
秋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军民全力转到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的工程中，以从根本上加强根据地的抗灾和夺丰收的能力，争取经济和财政的全面好转，为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矗冀南军区部队协助群众堵筑河流缺口，培修残堤险岸，修复和开挖新旧河道，总长达934里，打井1万余眼。太岳军区仅第二军分区部队就帮助群众开渠40里，浇地4000亩。太行军区部队帮助群众修筑成了漳河三渠，共长37里，可灌溉土地9800余亩。
这漳河三渠，在上年冬就开始修筑了，太行区政府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灾民进行施工。其中位于赤岸村附近的“漳南大渠”，直接凝聚着刘伯承、邓小平的心血。修渠方案，是他们会同有关人员，利用工作之余熬夜赶订出来的。随后，他们又会同地方政府，召开各种会议，研究确定了施工方案和经费问题。为了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问题，他们派人从石匠之乡——河南林县请来几十名打石好手。还派人从敌占区购来一台测量仪器，指定师政治部两名懂行的干部用它专司测量。开工那天，刘伯承、邓小平一大早就来到工地。邓小平对民工们当场宣布：“为保证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干活，每人每天由部队发3斤小米。”这大大鼓舞了民工的劳动热情。刘伯承、邓小平拿起工具，加入了抬石头、垒石堰的行列。以后，他俩常常深入施工现场，边参加劳动，边解决各方面的难题。全长27里，途经8个村庄的“漳南大渠”修成后，清清的渠水流向田间，淌入村头。老百姓饮水不忘开渠人，满怀感激地称它为“将军渠”，以永久纪念刘伯承、邓小平的功绩。
漳南大渠的修建，启发和推动了晋冀豫根据地军民治水抗灾的积极性，把抗灾救灾、生产渡荒的斗争引向了更高的层次。太行、太岳、冀南迅速掀起了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的热潮。到1943年夏秋，抓住雨水充沛和根据地军事斗争形势好转的有利时机，军民共同奋战，水利工程的规模更大，质量更好，许多设施并已初见成效。这有力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生产渡荒和对敌斗争的信心，成为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转机。
一灾刚平，一灾又起。1943年，豫北、冀西相继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刘伯承、邓小平又指挥部队投入了虫口夺粮的战斗。各级指战员配合地方政府和群众，群策群力，采用多种办法灭蝗，有的组织剿蝗队，集中人力对蝗虫进行分割包围，捕捉扑杀，且多利用早晨露重蝗虫飞进不易的有利时机出动。
有的黑夜大张灯火，下设水缸水盆，引诱蝗虫飞扑灯火，落水而亡。有的在荒芜的田野里放置干柴禾，吸引蝗虫钻入避寒，然后火烧。更有的挖掘虫卵，断绝蝗虫的生长繁衍。军民协力灭蝗，捷报频传。一次军民出动3000余人捕杀蝗虫8。4万余斤。另一次一夜火攻，烧死蝗虫无数，仅落到纵横十几里长的“封锁沟”里的虫尸，竟达7寸厚。挖卵灭种的工作也大见成效。边区政府因势利导，发布了挖1斤虫卵换1斤小米的奖励措施，动员了千家万户，老老少少一齐上阵灭蝗。
除了发展生产外，节约也是根据地党政军民抗灾救灾、渡过难关的一项重要措施。刘伯承身体力行，带头紧缩开支和节约粮食，掀起和推动了第一二九师上下的节约运动。
从1943年7月起，刘伯承、邓小平连续发出指示，要求第一二九师和各军区所属部队必须坚决节食节用。粮食方面，基干军队由每日1斤半小米逐步减为1斤，地方武装由1斤1两减为15两（16两制），机关由1斤减为13两。普遍以野菜代粮，一日三餐以稀为主。每人每日1角2分的菜金，每人每月1元5角到5元的津贴费，每个连队每月近百元的办公费，从10月开始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
刘伯承坚持在师司令部机关吃大灶，天天跟大家一起啃又黑又硬的“赛砖头”。这是一种用红高梁或豆面加野菜、树叶，混合后蒸成的菜馍馍。因其坚硬难咬，有人戏称它为“赛砖头”。刘伯承年过半百，身有多处创伤，又要为作战、工作日夜操劳，加上营养不足，脸颊日见消瘦。李达怕这样下去，会把他拖垮，就劝他：“你是一师之长，要是躺下了，对工作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革命利益和抗战事业，你应该吃点好的，加强点营养，这是全师同志的心愿啊！”
刘伯承摇了摇头，诚挚地说：“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在这种时候，以身作则的作用就大了。你看我的身体不好，我的适应性可强呢。
我这个人哪，也怪得很，条件好，能过；条件差，也照样能过，我在四川时，打瞎了一只眼睛，头顶也受了伤，后来腿又受了伤。我这身上的血不知道换了几次。天晓得，我还是活下来了！在苏联学习时，整天面包、香肠、牛奶，回到上海，组织上千方百计地给我弄药。后来到了苏区，那里去弄补药，这不是也过来了吗！现在能吃到南瓜汤、菜馍馍，就蛮不错了嘛。我们还是不要一点特殊化。”①为了尽可能节约开支，日用品的消耗降到了最低限度。灯油比以前节省了三分之二。司令部有位参谋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白天多做事，夜晚少点灯。”刘伯承听了大为赞赏，指示宣扬、推广。他惜纸如金，笔记本仍沿用内战时期存下来的那种黑皮本，封皮是软的，纸张黑而粗糙，他已用到第5本了。文电用稿，他提倡一纸四用，即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连信封也是就地取材，用旧报纸糊，或用旧信封反过来再用。他的模范行动，带动全师上下养成了节约的风气。
在刘伯承、邓小平等的领导下，晋冀豫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有力地支援了战略反攻和夺取抗日战争①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82页。
的最后胜利。
第五节开创敌后武工队
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密不可分的两大环节。
晋冀豫根据地开展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的重大胜利，大大增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实力，也把对敌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从1943年起，根据地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时期。
刘伯承、邓小平不失时机，全面、深入地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组织和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小部队向敌后挺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彻底扭转了主要依托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的被动局面。
晋冀豫根据地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发展的过程。
早在1940年4月，北方局黎城高干会上。刘伯承作《党军建设报告》，就明确提出：“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打磨盘应摸敌人的屁股。”这就是说，针对异族侵略军的重兵“扫荡”，再不能光用敌进我退的老方针了，应改变为与敌对进，用深入敌后之敌后的办法来打破敌人的合围。这也是他1934年提出的用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打破敌人“围剿”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1940年12月，他主持编写《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又专门列出了“敌进我进”一项，并作了具体的说明：“如在根据地内无消灭敌人机会时，小部分部队应积极打击敌人，主力应迂回或转移至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运输线，并趁敌归巢时打击其一路或二路。”
1942年3月，刘伯承总结了二月反“扫荡”的经验，再次提出要执行敌进我进方针，指出：必须派遣武装工作队、武装便衣队，不断浸透到敌占区活动，一方面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阻止敌人向根据地发展；一方面则鼓动敌占区民众的抗日情绪，领导和帮助他们展开反抓壮盯反配给制度的斗争，广泛发动和繁殖那里的游击战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这是把敌进我进方针又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包括了政治、军事等全面对敌斗争的内容，对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具有根本的、全局性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肯定了这一创见，并指示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