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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还缺乏管理城市的知识和经验，工作人员大多是刚放下枪杆的军人，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各项工作处于草创阶段，许多事情都需要刘伯承亲自决断、处理。那些天，各种会议接连举行，各种人物川流不息地来仿或要求接见。刘伯承都一一出席或安排接见。还有众多的群众集会和座谈会，仅从5月13日至18日的6天之内，工人、学生、文化、工商各界座谈会就开了近10次。各界人士忠于对新市长的尊敬和爱戴，所有会议一律要求他出席，甚至提出到会见见面也好。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劳累不堪，一再劝他少参加一点会议。他回答说：“从目前来讲，会议就是一种实施领导的形式，我作为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怎么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职责呢？群众要求见我，并不是我刘伯承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只是表达了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情和希望。”他把出席工作会议和群众大会，当作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极好时机，总是一丝不苟地起草和准备发言稿。有时在办公室忙到曙色临窗，接着就开始第二天的工作。每天傍晚，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大声招呼警卫员：“装茶。”警卫员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用茶解乏的老习惯，只要喝下一大缸苦涩的浓茶，他又会显得精神抖擞，继续伏案工作。
5月9日，坐落在市中心的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院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块印着“南京市人民政府”字样的闪闪发光的大牌子，被人们抬进办公室。明天，它就要悬挂到市政府大楼的门墙上，庄严宣告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工作人员来向刘伯承汇报庆贺典礼的准备情况，他边点头表示同意，边微笑着诙谐地说：“我这个市长走马上任，理当有一篇就职演说吧。”当天，他专门召集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开会，发表了一席精彩的讲话。他首先指出：“南京在4月23日解放了，从这一天起，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就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南京的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这一天起由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了。国民党集中表现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南京永远被消灭了，从此南京将永远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因此，23日这一天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接着，他对当前革命性质和有关政策作了深入的分析：“今天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说无产阶级领导的，就是说无产阶级是司令员，是领导力量，没有无产阶级这个司令员来领导，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如果不依靠工农为基础，团结人民大众、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所以，如何组织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如何争取尽可能多的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合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重要的一环。我们所以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合作，不仅是使反革命孤立的问题，而且在于团结一致努力于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稳步走向工业国，因此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与我们合作，要在思想上确定下来，工作上确定下来。
谁要是忽视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问题，谁就会在工作上犯错误。记住我们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那就要严格地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要明确认识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即使有时也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他们，决不是打倒他们。？？我们在分清营垒及对有关政策问题处理之时，必须调查研究，谨慎小心。”
在谈到当前尖锐复杂的斗争时，他的语调变得严肃起来：“现在我们是胜利了，敌人是失败了，但敌人失败不等于完全停止抵抗，相反地，是企图从各方面继续抵抗。现在敌人一般是由集中的公开的转为分散和隐蔽的斗争形式，来反对中国人民争取中国成为独立自主、富强繁荣的国家。尤其是南京解放不久，潜伏的敌特会用各种办法来反对人民的统治，如造谣破坏、挑拨离间，尤其是要利用各种合法名目一面掩护活动，一面破坏我们和民主人士的合作。所以在实行军事管制中必须加以警惕。不仅要注意公开的拿枪的敌人，而且要注意隐蔽的不拿枪的敌人，以确保人民民主秩序迅速建立。”
作为市军管会和中政府的主要领导，他着重讲述了人民政府的任务和职责，提出：“我们今后要做什么？首先要进行生产建设并作为中心工作。自然，我们军管会首先要把南京顺利地接下来才能好好地管，而管就要把官僚庞大消费的南京逐渐变为人民生产的南京，这就是如何实行毛主席指示我们的经济纲领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里首先就要解决国民党在南京造成的失业问题，而发展生产与恢复生产必须依靠工人，要依靠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从唯物史观去看事物。了解公私工厂生产情况，即原料制造、销路情况，如何恢复与发展生产，如何对国民生计有利，对工人有利，对资方有利。工厂恢复了，资方有利可图，工人生活有保障。工厂生产发展了，资方利润大了，工人就以劳资两利的方针适当地改善生活。同时农村也要恢复与发展生产。必须使城市供给乡村以必需的工业品，而乡村则供给城市以粮食和原料，且逐渐使之向工业方向发展。其次，要进行教育文化建设，培养大批知识分子科学人才，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使之参加生产恢复与发展的工作以及政治、军事、文化各种建设工作极为重要。”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刘伯承认为关键在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政策和策略观念。他继续说：“用政策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向他们解释南京解放的意义，解释党的政策，经过群众路线，使其一道来执行党的各种政策，建设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南京。应分头召开各界座谈会宣传与解释党的政策，耐心征询意见，特别欢迎他们对我们的各种批评，知道他们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给以合理的解决，使人民大众从自己生活体验中认识今日的天下真是人民大众的，而来拥护我们，使政权巩固起来，而不要使他们把共产党看成恭敬的神象，犹之乎农民对玉皇大帝那样。如果玉皇大帝三年不下雨，农民也会把它搬出庙来晒太阳。假使共产党做事未为人民有利，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我们说依靠工人、联系群众，但工人是否一定让你依靠，群众就一定让你联系，这就必须加以主观的努力，贯彻我党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于群众才行。”他这是把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伸到人民政权的建设上，并且深刻指出人民政府的生命力在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否则会有被人民抛弃的危险。
为了进一步说明群众路线是人民政权的根本路线，他又指出：“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就要解决群众必须解决的问题。古人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其意也在于此。我们要以毛主席的作风在群众工作中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要犯官僚主义的错误，把群众路线当作口头禅。须知脱离群众是非常危险的事，我们的敌人经常在窥伺我们，一发现我们脱离群众就要来攻击我们，企图打倒我们。？？同志们对此须再三警惕。”
他还联系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说：“农反革命的首领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
对于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中滋长起来的严重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甚至腐化堕落的现象，他毫不容情地批评说：”我们的干部一到南京，骄傲蜕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于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尤其要以此作为教训，丝毫不能放松，让它们发展。”
他号召大家说：“由解放区南下的同志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首先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做到组织上、政策上、思想上的会师，共同坚持党的政策，认真地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果能这样做得好，我们就能把消费的南京建设成为生产的南京。”
最后。他以简洁的口号作为结束语：“学习毛主席的作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虚心学习，不骄不躁，艰苦朴素，以树立新的人民作风。”
刘伯承平稳而又宏亮的声音，一再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聆听者一致称赞这是一篇出色的“就职演讲”，人民政府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至应注意克服的倾向，都全面而深刻地进行了阐述。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觉得，刘伯承的施政报告一如他打仗时发布的作战命令，敌情、我情、任务、条件、薄弱环节，交待得清清楚楚，使人完全明白以后该怎样去执行和落实。另外一部分来自地下党的干部，则为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对政情民风的了解而深深折服。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南京市长遴选得人！南京的治理与建设大有希望！
恢复生产是一项最为繁重的任务。解放前，南京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鲸吞豪夺的指挥中枢，久已形成畸形的、消费城市的特点。它的特点是工厂少，衙门公馆多；工人少，公务人员多。少数“国营”工业，多属官办消费性质，半殖民地色彩尤为浓厚。解放后，官僚企业陷于停顿，公务人员闲散街头，私营企业开工不足。致使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要求就业、复业与救济的比比皆是。
在刘伯承主持下，南京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首先抓紧接管和复工工作。接管主要是对官僚资本企业进行的。军管会一开始工作，就立即组建了财政接管委员会，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农村部等12个经济机构实行了全面的接管。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自上而下地、有系统地了解各企业的情况，掌握了主动权。同时自下而上地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接管，帮助整理、清点帐本、物资，还尽力争取厂方人员给予必要的协助。刘伯承和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等人，亲自参加各系统旧职员座谈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讲解接管的意义，宣布解放军约法八章及接管办法，较快地解除了这部分人的顾虑，使他们较积极地协助接管工作。由于深入发动和争取了公私企业劳资两方面的人员参加，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历时一个月即告结束，为复工准备了有利条件。
对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官僚资本企业，财政接管委员会根据其现有条件，使接收工作与复工同时进行。华中矿务局等单位采取接收与复工并进的办法，工人、职员情绪很高。因为接收快就是复工快，他们即将有工作可做，生活也就有了保障。
对复工的全面领导工作，市军管会组织了生产设计委员会来负责。该委员会的成员以市政府指派为主，吸收职工代表和适当数目的工业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制订出3个月恢复生产的初步计划。刘伯承特别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和骨干作用，他多次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讲解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他还注意虚心听取工人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在一次工人座谈会上，他诚恳地提出四个问题请大家研究如何解决：（一）怎样从被统治者变为统治领导者来管理自己的城市。（二）怎样使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三）怎样使城乡矛盾变为城乡结合互助。
（四）怎样过物质生活和学习生活。这几个问题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工人们纷纷向他表示：我们一定要努力恢复生产，拿出主人翁的姿态，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和劳动纪律，争取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支援国家建设，支援解放军。
生产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组织硫铁矿、机械厂、兵工厂、被服厂复工，使之为战争服务。
由于公私企业的相继复工，解决了一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但工厂企业少是南京的固有弊病，对于庞大的失业大军来说，仍然存在着僧多粥少的矛盾。在刘伯承的直接关心下，生产设计委员会主要以组织转业与开办工人学校来解决就业问题。转业是为了调剂各劳动部门之间劳动力的不平衡。开办工人学校则是贮备产业大军，以适应祖国建设事业的大发展的需要。
经过这样的综合治理，短短3个月内，主要工厂企业的生产基本得到恢复，失业问题也大体得到解决。不仅工人和市民群众皆大欢喜，而且一些民族资本家也感到满意。
紧接着是解决职工的工资问题。这个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刘伯承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