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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工人委员，暂时选不出合适的人选，便没有硬凑，因为共产党员就代表了工人阶级。鉴于部分委员因事或外出没有出席，刘伯承对军政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只是重申了剿匪和征粮工作。总的任务，他说留待全体委员会议再去确定。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相继建立了各个机构，认真选拔了一批贤能人才，分别承担起各个方面的领导管理工作。
对西南区所属的云南、贵州、西康、川北、川南、川西、川东等7个省区以及下属的各级政权建设，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西南局的决定，采取了军队“分区包干”的办法，即将一定建制的部队，固定在一定地区，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负责城市接管和农村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军区、军分区和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土匪，征收公粮，帮助农村春耕，恢复和发展生产。
刘伯承号召驻西南全体部队说：艰巨的任务正安排在我们面前，90万起义、投诚、俘虏的部队急需改造，7000万的群众尚待发动，土地改革必须在明冬后春完成。而当前的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和急不待缓的征粮工作，都有待于军队为主去参加完成。当我们战败了武装的蒋介石集团后，彻底消灭封建的战略任务已经放在我们当前的日程上了。
各部队紧紧抓住了剿匪这个当务之急，坚决执行“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的指示，和“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首先在腹心富庶地区与交通线两侧，集中兵力重点围剿肃清危害最大的匪帮。西南军区所属的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西康、云南、贵州等7个军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或对集团匪徒进行围剿、进剿，或远途奔袭，直取匪特巢穴，或对流窜匪特穷追不舍，不歼不止。至1950年8月底，西南全区共歼土匪40万余，有力地打击了匪特的凶狠气焰。8月以后，剿匪斗争转入大规模边沿围剿和深山进剿。以后，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的领导下，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逐步完成了艰巨的剿匪任务，从而根除了大两南的严重的匪患。
刘伯承出身农家，熟知西南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疾苦。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灾荒频仍、兵连祸结，以致千里萧条、民不聊生。他决心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广大城乡人民的生活有一个较大的改观，他在抓好城市生产的同时，抽出足够的力量逐步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除要求所有驻军起到工作队的作用外，还抽调了许多干部，动员了大批工人、学生，到农村去开展工作。明确要求农村工作必须从基层做起，盛区以下各级领导机关在春耕期间，只留少数人员处理日常工作，大部分人员逐级下去督促，指导农业生产，并结合进行清匪治安、生产救灾、合理负担、反恶霸地主、改选旧保甲，以实际行动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然后适时地筹建农民协会，向封建地主势力夺回农村的统治权，为尔后的土地改革创造条件。
经过各级党委、政府的认真领导和广大干部、农民群众的努力，西南地区农村的面貌发生了较快的变化，1950年的春季作物获得了丰收。在6月中旬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刘伯承报告说：“在农业生产方面，一般的年景是很好的，达到了七成收成，这个现象已是很好的了。由于我们西南军政委员会把生产指示和减租减息政策一公布，又有少奇同志‘五一’干部大会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农民群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生产热情，这在西南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全面工作，刘伯承于7月27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西南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中，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西藏还待解放。其他地区在解放后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特活动，又受到致命打击，大部地区业已净化。但在边沿山地，仍然活跃，需要努力加以肃清。物价虽已稳定，但财政经济状况尚未获得基本好转。开支暂时不能减少，而公粮征收仅达1949年的百分之六十，故赤字浩大，目前仍赖中央补助。此种情况如不在收入方面加紧努力，很难继续下去。由于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努力，调整公私商业关系已见成效，市场开始活跃，城乡内外交流开始疏畅，人民币开始下乡，成渝铁路开始兴筑，整个工商业已显现好转的境况。但公私工商业困难仍多，国营企业只有少数开工，绝大部分还在维护状态，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条件，尚待继续创造。农村手工业和副业在长期反动统治压榨下，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亟待政府予以扶植。农民已有初步的组织和发动。他们在长期的封建反动统治、压迫、剥削之下，已陷于极端贫困的地步，迫切要求减租减息、退押和实行土地改革，并从恶霸地主统治下解放出来。城市工人失业需要妥善地加以救济和安置，社会上的广大失业群众需要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谋求出路，少数民族热烈地欢迎和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
这一段总结，既说明了军政委员会短短5个月的工作成绩，也如实地反映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表现出刘伯承仍然保持了战争年代那种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对成绩不溢美，对问题不回避。到10月下旬他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时，虽然西南区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各项经济建设都已取得基本成功，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已初具规模，他还是谦逊地说：“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我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补课的工作还请大家来做。”刘伯承总是用很高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工作。
第三节统战工作的模范
在进军西南之前，刘伯承就在国民党川军中做了许多工作。1946年11月滑县之战，国民党军第一○四旅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源被俘。这两人系川军旧人，刘伯承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交谈中刘伯承向他们询问蜀中故旧，指出蒋介石利用内战消除杂牌军的阴谋，勉励他们返回四川，为桑梓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杨李二人深感刘伯承和蔼可亲，语重心长，表示铭记刘伯承的忠告。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官郭勋祺被刘伯承指派回川后，积极劝说潘文华、邓锡侯等人弃恶从善，对他们发动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军西南之前，为了争取四川的国民党军起义，刘伯承在南京通过关系，找到川军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的侄子、黄慕颜之子黄实，要他辗转返回四川，向川军邓锡侯、黄隐以及川军故旧黄慕颜、韩伯诚等打招呼，说明共产党不念旧恶，欢迎及时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的一贯政策。并指示黄实，将在成都建立共产党、解放军交通站，告邓锡侯等部与其联系，还将直接派联系人员去黄隐部开展工作。不久，刘伯承通过情报部门派出一位干部，携带电台联络讯号和密码，经过重重险阻，间道黔江、涪陵，于10月间到达成都。这位于部通过黄实找到邓锡侯、黄隐、黄慕颜等人，当场传达了刘伯承、邓小平对川军故旧的问候和希望，指出二野部队进川在即，川军不应作蒋介石的殉葬品，而应早作准备，归向革命阵营。考虑到四川的现状和邓锡侯等人还有顾虑，刘伯承、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一、解放军未到即宣布起义；二、解放军迫近时才宣布起义；三、不公开宣布起义，但负责保护好地方仓库和公共财产。这既体现了共产党人顾全大局和宽大为怀的胸襟，又体现了设身处地为川军人士着想的实际态度。邓锡侯、黄隐等深为感动，种种疑虑为之一扫，遂决心起义。雅安刘文辉方面，刘伯承同样派人作了联络工作，沟通了电台通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纷纷起义和投诚，减少了解放西南的阻力。
对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等部，刘伯承、邓小平也没有放松争取工作。在军事上坚决打击的同时，在政治上坚持做到仁至义尽，及时争取了裴昌会、陈克非、罗广文等部的起义和投降，避免了更大的破坏和损失。
四川解放后某些上层人物利用起义为政治资本，在筹建人民政权时争权争位。刘伯承依靠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同他们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意在排斥共产党的领导。刘伯承在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等场合，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驳。他用四川解放前军阀连年混战，人民饥寒交迫的事实，说明在反动阶级政治之下，无论刘湘、杨森、张群，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可能治理好四川。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川才能由乱到治，才有了大发展的希望。
起义、投诚部队的中下层人员，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蛊惑、欺骗，普遍担心算旧帐。特别是在诉苦运动中，部分军官惶惶不安，害怕过不了关。
刘伯承亲自出面作宣传解释工作。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接收了大量的旧公务人员、起义军人、投诚和俘虏人员。他们是后至者，他们要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我们要管饭，要改造，要录用，要整编。毛主席说：‘禹王治诸侯，后至者诛。这个政策是错的。’后至者诛，谁还敢回到中国大家庭一起为人民大众作好事呢？今天我们只要于人民事业有利，只要进步，只要愿意改造，为大众服务，就可以一齐来干。”这一席话，安定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情绪，使改造和整编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减租退押，遇到了西南封建地主阶级的严重抗拒。从原国民党旧军人、工商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到农村的中小地主，大部反对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因为这直接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而农村工作能否真正开展，广大农民群众能否发动，完全取决于减租退押政策的能否落实。刘伯承始终坚持了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在减租退押问题上跟反对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一再强调减租退押跟清匪、反霸一样，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不可缺少的步骤。他鲜明地指出：“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土地甚为集中。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用巧取豪夺的方式集中土地的过程，也就是农民破产失业的过程。农民迫切地要求上地，并从地主恶霸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但是由于西南解放较晚，封建势力特别强大，群众尚未普遍发动与组织起来，实行土地改革的条件尚未成熟。故在今冬明春期间，应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为中心。这个步骤不但可以初步解除农民的痛苦，为恢复与发展工、农、商业创造初步的条件，而且也是为明冬后春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矗”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有些党外人士对减租退押采取抵制态度。他们有的强调西南地区民穷财竭，地主实际不富，租、押一时难以减退；有的声你会引起诸多纠纷，不要自找麻烦：有的说押金己按年扣祖，不该退还；有的借口土改将行，何必多此一举。更有的甚至重弹地主养活农民的老调。一时间议论纷起，人心不定。这股歪风在党内也产生了影响，个别党员干部表现了动摇，乃至站到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在西南局的领导下，刘伯承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政策，团结认识较好的党外人士，严厉批判了反对减租退押的谬论。他针对封建地主代表人物的错误言论，斩钉截铁地说：“减租减息作为土地改革的准备条件，这是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了的，也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了的，西南人民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减租本身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打垮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如果不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如果不保障农民的佃权，其结果必然是明减暗不减，或先加后减等现象的普遍发生。同时恶霸地主和特务分子必然千方百计地造谣破坏，制造混乱，乃至组织所谓‘游击战争’，以达到破坏减租的目的。”
刘伯承大义凛然的态度，震慑了某些上层人物反对减租退押的嚣张气焰，博得了军政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热烈赞同。
刘伯承又在小组讨论会上和个别交谈中做积极的说服教育工作，规劝持错误观点的人抛开一己的私利，而着眼于国家、民族的兴旺。他亲自说服弟弟刘叔禹带头减租退押。党外人士反映共产党不是盛气凌人，而是以理服人；既坚持了原则，又避免了刺激。熊克武率先表示原来认识有偏差，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民主人士胡子昂、旧军人但懋辛关于拥护减租退押的发言，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他就及时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