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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举行阅兵式和分列式。刘伯承同陈毅、肖克和肖华，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由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各个方队，然后回到检阅台。
在登检阅台的时候，刘伯承、陈毅互相礼让。刘伯承请陈毅先上，陈毅推刘伯承先上。最后，两人挽臂携手，一同走上检阅台。这两位野战大军的统帅，过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曾赤心相扶、协力等策，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今天，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上，又紧密团结、并肩战斗了。他们站在检阅台上，不时地举手还礼，向接受检阅的各个方队致敬。
各个方队以“八一”军旗为前导，迈着整齐的步伐，呼着嘹亮的口号，渐次通过检阅台。在他们中间，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各级指挥员。对于阅兵，都曾经历过多次。但是，他们感到这一次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不仅是通过军事学院成立庆典的检阅台，而且是在通过人民解放军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转折点；他们不仅是行进在普通的操场上，而且是行进在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宽阔大道上。
当晚，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军事学院成立庆祝大会。刘伯承致开幕词。他首先对各单位前来参加成立典礼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对华东军区、华北军区参加筹建工作的人员以及华东党政各机关表示感谢。他重申了中央军委赋予军事学院的训练任务，要求学员要拿出过去打败敌人的战斗精神来攻读所学的课业，日有进益，象过去历次战斗胜利成功一样，获得学习的胜利成功。
陈毅代表中央军委在会上讲话。他阐述了在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的重要意义，号召全体学员“要用苦功从事学习，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要打破轻视学习的情绪，要打破自高自大不求进步的情绪，要克服拒绝吸收新知识的保守倾向，要把战场上的突进勇气转到学习上去。”
肖克、肖华、学员代表、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也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肖克说：我是和学员同志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军训部和军事学院一样，都有研究学术的任务。刘院长不仅是军事学院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老师。我愿意和军事学院的同志们一起，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共同学习。肖华强调：学习同打仗一样，只要有决心，只要勇敢顽强，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杨勇表示：我们学员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又加上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学习机会很少。我们一定要在这次学习中克服种种困难，克服可能产生的保守观点和狭隘经验主义，努力完成学习任务。
他们的讲话，表达了全军广大干部努力学习与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的坚强决心，激起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第二十章向正规化、现代化进军
第一节建立正规制度
军事学院成立之后，刘伯承在院党委会上提出了开头3个月的中心工作：完成解放战争经验总结的任务；为学习新兵种学术而奋斗；在学习、工作中建立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政治生活的秩序；在学习、工作中加强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后来，他又把这几项工作概括为“建立正规制度”、“学习新兵种学术”两项，指出这不仅是开头3个月的中心工作，而且是军事学院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长期任务。
1951年1月下旬，刘伯承以中央军委给军事学院的赠词“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为题，在华东军区和军事学院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他指出：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他诸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斗条令，应用技术、战术，在各种情况下的协同动作。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具体他说，就是严格地制订与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使军队象一部大机器一样，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
他还指出：现代化与正规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现代化必须正规化，正规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有了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还要有正规化国防军队生活秩序的建设，才会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规可言，更无诸兵种协同动作可言。
刘伯承和学院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勇于探索的精神，首先研究制订学院的各种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一天下午，刘伯承来到基本科学员住的宿舍楼前，正好学员们下课回来。
只见百十号人的队伍竖不成行、横不成列，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又说又笑，杂乱地走着。
看到院长站在楼前，带队的值班员不知道喊“立正”口令，不知道整队向院长报告，而是用手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着，结结巴巴地说：“院长，您？？有事吗？”
“唉！”刘伯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走进了学员的宿舍——多数房间还比较整洁，可有的就显得又脏又乱。水壶、牙具到处乱放，书、本、地图横七竖八，摆满了桌面。床下塞着一团团的脏衣服、臭袜子，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看看你们住的这个屋，真象是个乱鸡窝！”刘伯承满脸不悦，扔下一句批评话就走了。
几天之后，刘伯承主持一个训练工作会议。在会议进行之中，他无意间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会场的一边坐着两个苏联顾问。他们军装笔挺，姿态规正，神情专注地听着汇报。会场的另一边坐着学院的十几个干部。他们多数衣冠不整，风纪扣松着；有的人还敞胸露怀，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使他的心里很不舒服。
刘伯承又深入到各单位，专门调查了解全院存在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学员上课时翘着二郎腿，回答教员提问也懒得站起来；有的学员听报告、看电影，正门不走爬窗户，或从铁栅栏上跳进跳出？？机关里也存在着自由散漫的现象。有的部门人浮于事，各自为政，工作无计划，职责不分明，办事效率很低；有的干部值班睡大觉，交接班时草率敷衍，出了问题互相推诿。
这种种现象使刘伯承意识到，建立正规制度，不仅在于制订一些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同战争年代的游击习气，同小生产者自由散漫的劣根性，同长期以来形成的旧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
这时，正好周恩来交给刘伯承一项任务，让他审查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共同条令草案：《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这三个条令是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指示军训部，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有的传统法规，吸取了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而制定的。
刘伯承初步阅读后，认为内容基本正确，是完全可行的。于是，他决定让全院都来学习讨论这三个条令，借这股“东风”，进行一次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一天，刘伯承再次来到基本科。在学员大会上，他首先重申了院党委提出的“建立正规制度”、“学习新兵种学术”两项中心工作。强调指出：这两项工作概括起来，一个是学“礼”，一个是学“法”。“建立正规制度”是学“礼”，就是学习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遵守的礼仪、礼节和礼貌。“学习新兵种学术”是学“法”，即学习各兵种的技术战术知识，及其协同作战的法规法则。学“礼”与学“法”犹如一个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学习了现代化的军事学术，而生活作风还是自由化、散漫化，也一定要打败仗的。
接着，刘伯承列举了全院存在的种种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现象，高声告诫大家说：“我们要搞现代化，首先思想要跟上时代，也要现代化。我们的学员、教员和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各个野战军，有的还干过游击队。以后，来自野战军的不可再‘野’了，干过游击队的也不可再带‘游击习气’了。有的人自由主义，违犯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真是‘搞臭了南北两京’，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
最后，刘伯承要求从基本科做起，来一场思想革命，人人都用三个条令对照检查自己，制订出整改措施。他把这种做法叫作“结旧账开新支，割下麦子种晚稻”。
全院结合学习讨论三个条令，进行了一场严肃认真的关于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在此基础上，刘伯承因势利导，领导建立了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训练工作制度。
队列生活制度包括早操制度、内务卫生制度、交接班仪式、升降国旗仪式和典礼阅兵仪式等。刘伯承强调，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应该具有良好的军人仪表和军人举止。他经常在起床号刚刚吹响的时候就来到操场，检查学员的队列训练。发现无故不出操者，马上命令值班员去找，及时进行批评教育。
刘伯承还深入到学员宿舍，检查内务卫生，教育学员要爱清洁、讲卫生，做到工作有定时，生活有秩序，着装整齐干净，军人仪表良好。为此，他指尔院务部建立了一个洗衣房，专门为学员拆洗被服，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
除此之外，还建立健全了其他一些队列生活制度。每天清晨和傍晚时，交班和接班人员要按一定的仪式和程序，严肃认真地交接工作。每当新的学员科成立，新学员入学或老学员毕业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典礼和阅兵，请中央军委代表或由院领导检阅并讲话。
从1951年秋开始，军事学院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学员参加首都的国庆阅兵。当这些学员赴京训练前，刘伯承总要先检阅一次，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要求他们以雄伟气概走出国威军威，作正规化的表率。1951年的首都国庆阅兵，就是由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高举着军事学院的校旗，带领军事学院的方队，走在整个阅兵队伍的最前列。他们以整齐划一的动作，雄健有力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受到全国人民的交口称赞。
行政工作制度包括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和分工负责的岗位负责制等。刘伯承强调建立健全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机关工作人员的作用，改变战争年代一切由领导者“包打包唱”的现象。为此，他提出了“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三个口号。这三个口号概括了他对于机关建设的三个基本思想：机构要精干，职责要分明，业务要精通。
建院之初，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大而全”，在机关“三部一处”（即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下面设二级部，二级部下面设科，有的科下面还设股。另外，由于缺乏经验，各学员科也照搬机关的编制，设立相应的机构，使得一个学员科就有行政管理人员20多人。造成机构庞大，层次过多，学员与教职员比例严重失调。
刘伯承对这种状况作了尖锐的批评，把它称作“叠床架屋，骈枝丛生”，好比人的手上长了6个手指头。遇有问题时，参谋、干事靠科长，科长靠部长，部长又靠院领导。就象京剧《法门寺》里告状一样。状纸一层一层往上递，官司总也打不了。他多次强调：我们现在是在城市环境中办学校，不是战争年代在农村分片办学。领导方法要适应这一变化，要学会“弹钢琴”，克服“单打一”的现象。
为此，刘伯承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裁并编制，砍掉多余的“一指”。把重叠的组织机构合并，把不必要的中间层次裁去，精简各级行政管理人员。首先，将机关“三部一处”改为训练、军事科学研究、政治、干部管理、队列、物资保障六部和秘书、保密、财务三处。这“六部三处”下面一般都不再设第二层的机构。同时，裁减各学员科的行政管理人员，改设协理员协助科主任工作。并撤销了专供演习使用的教导团。这样，使得学员与教职员的比例由最初的1：8下降到l：2。3，而领导作风进一步深入，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了。
制定各级干部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职、有权、有责，使整个机关在统一集中领导之下，经纬交织，协同动作。刘伯承把这种做法叫作“执事者各司其事”。他说：我们四川有一种风俗，办婿丧嫁娶等红白大事的时候，总要找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当司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