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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从朝鲜前线来信，谈到了他率领部队参加第五次战役的情况。还谈到了作战指挥、通讯联络、后勤保障，以及战斗的整体性、机动性和争取时间等有关战术思想的一些问题。
以后，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也从朝鲜前线给刘伯承来信，谈到了五次战役后，在西线指挥两个军担任防御作战的情况。信中说：“我军在攻防战术上亦有进步，首先从干部思想上扭转了不愿指挥特种兵的问题。
现在都嫌炮兵配属太少了。在步炮胁同与炮火运用上，组织严密，发挥了炮火的威力。现在我军在技术上基本克服了零敲碎打的现象，并以坦克炮及山炮抵近打点，对摧毁敌工事也起很大作用。”
信中又说：“在防御战斗中，近来出现了不少典型战例。如果连一个排，在冶洞阻击战中，由于阵地选择适当，工事伪装良好，使山头、山腰、山脚的配备密切结合起来，构成绵密火网，曾打退敌两个步兵连在18辆坦克掩护下的集团冲锋，以伤3亡1的代价，毙伤敌100余名，而且阵地寸土未失。”
刘伯承看了杨得志的这封来信，非常高兴，立即指示学术研究室加以整理，刊登在学院《军学生活》报上，作为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资料，供全院学习。《军学生活》报在刊登时，他还指示要加按语。按语指出：“所有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学院目前的训练工作是有极大参考价值的。如果过去有人认为所学与朝鲜战场不符合的话，现在应该得到解决。全体学员教员应该接受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来努力加以研究，争取学习的胜利。”
7月1日，在学院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大会上，刘伯承作了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与军事学院训练工作的长篇报告。他着重强调了军事科学与战争实际的特殊联系，指出：“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战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孙子兵法》第一句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地，不可不察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军事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
然后他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志愿军在朝鲜对美军作战迫切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一）军事上要大大提高一步。
侵朝美军不但有制空权与制海权，而且其陆军的装备也占优势。目前中朝军队的装备与这一敌人比较起来，则是劣势。然而在五个战役中，敌人都被打败了。这是因为中朝方面是正义的战争，因而它能够军民一致奋斗，军人能以自我牺牲的勇气作战，而其统帅则能在现实的条件之下发挥其主观的能动性以取得胜利。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已成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则困难必少，代价必小，而胜利的日期也必垼АＲ蚨驹妇寤岬奖匦胧视π碌那榭觯诰律洗蟠筇岣咭徊健�
（二）兵器物资要送得上去。
朝鲜是一个半岛，地形狭长，岛上河川很多，在敌人掌握着制空权与制海权的情况之下，铁路、公路不能畅通，物资等的前送、后送常受限制。因而部队战斗必需品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发生了困难，他们站在全世界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最前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之下，在残酷斗争之中取得了不断的胜利。但由于供应困难，却使他们受到了不可想象的艰苦。我们军事学院做的事，就是研究他们的斗争情况，以改进和充实自己的学习。这里就要求我们大力学习后勤工作。
（三）兵器物资要用得上去。
在兵器物资拿上去之时，志愿军同志便考虑如何用得上去的问题，这就明确地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如何组织与指挥诸兵种协同动作等问题。我们学员的战斗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某些新的技术兵种，则缺乏应有的知识。毛主席给军事学院的题词是“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并且为我们聘来了许多军事科学专家，就是让我们学习以上问题的。我就是带头学习的人。我们必须专心学习，而且一定要学好。
（四）前方与后方要密切协同。
现在来看一看我们抗美援朝的前方与后方是不是密切协同呢？我们说是协同的，但是未达到密切的程度。？？今后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更要进一步研究朝鲜战争中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写成材料。各教授会则应将有关的经验加以仔细研究和科学分析，融化于上课、作业之中，有些情况还应做出模型陈列于专修室内，以求学习得合于实际。
为了更好地把教学同朝鲜战争结合起来，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效果，刘伯承连续派出了赴朝见学团，到朝鲜前线实地考察、参观见学，吸取这场现代化战争的丰富养料。
第一次是在1952年3月，由陈伯钧任团长，带领12名领导干部到朝鲜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参观见学。刘伯承反复强调，出去的目的是为军事学院“搭个桥”、“接上气”、”填好空子”，把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学到手，并运用到学院的训练工作中。
见学团到了朝鲜，先在志愿军司令部听了彭德怀关于朝鲜战场形势的报告，然后分头到各个部队见学。当他们来到杨得志所在的第十九兵团兵团部时，杨得志花了4个钟头时间，将敌我双方战术特点及其演变情况，作了一次详细报告，使见学团收获很大。
见学团在朝鲜，既见学志愿军的战役战术，也见学志愿军的政治工作。
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仲曦东写的专题调查报告，全面总结了志愿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至今，仍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
见学团还在阵地上办学讲课。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陈庆先，多次给志愿军团以上干部讲授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理论概则与指挥艺术，受到志愿军中、高级干部的热烈欢迎。
第二次赴朝参观见学是在1953年9月。见学团由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联合组成，以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戴润生为团长，以系和教授会的领导干部为主。主要是学习志愿军上甘岭防御战役和金城战役的经验。见学项目包括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后勤保障，装甲兵、炮兵运用等许多方面。
这是朝鲜停战以后，刘伯承组织的一次规模较大、范围广泛的战地参观见学活动。
见学团11月10日回到南京。戴润生等人向刘伯承汇报说，在朝鲜的两个月中，所到之处，看到志愿军的许多干部都在学习军事学院的教材，力求按教材的基本观点指挥作战和指导训练。一些在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志愿军中、高级干部，也向见学团反映，所学的内容对他们有很大帮助。
听了戴润生等人的汇报，刘伯承感到十分欣慰。过去，他曾经为那些未完成学业就被调到朝鲜前线的干部感到惋惜。现在，他又为这些干部经过初步学习之后，即能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而感到莫大的鼓舞。
这两次见学之后，刘伯承组织和指导见学团编写了《朝鲜战地见学报告》和《朝鲜作战经验汇集》。并组织和指导这一年暑期入学的志愿军学员编写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例汇集》，一共有10余册，100多篇文章。这种前线与后方的密切合作，部队与院校的相互交流，既升华了志愿军的作战经验，同时也给军事学院的教育训练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第四节送“金钥匙”的人
1952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部队训练以科学文化教育为主的指示，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犹如一次伟大的战役一样，很快在全军打响了。很短时间，全军就调配教员5万多人，开办速成小学200多所，速成中学60多所。
200多万干部战士投入到学科学、学文化的战常这一年，军事学院的科学文化教育则以新成立的海军系、空军系、政治速成系以及高级速成系第二期为重点进行。刘伯承决定对这4个系实行半年预科制。首先补习半年文化，然后转入正科学习军事和政治。对在职干部，则开设文化补习班，实行半日工作半日学习。
在教学准备会上，刘伯承对教员们说：“工农出身的学员，他们的文化都是从战争年代的识字牌上学来的。数、理、化从未学过。这就给他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带来了困难。世界好比一间大房子，里面博大精深、万物皆有。但是，这间房子是锁着的。没有开门的钥匙，只能从门缝窥视。这样看就很狭窄。有了开门的钥匙，就能打开房门，走到里面去看，就能看得宽广，看得深远，看得全面。什么是开门的钥匙呢？科学文化知识就是开门的‘钥匙’，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金钥匙’。我们要把这个‘金钥匙’送给学员，让他们打开房门，入室登堂，去攀登现代军事科学的高峰。”
其实，从军事学院一成立刘伯承就坚持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入门教育”和“基础教育”，以此推动整个训练工作。当时，学员们来自“胜利之师”，都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中、高级干部。他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作战经验比较丰富，二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两个特点使得一部分学员对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以“大老粗”为荣，以没进过“洋学堂”为荣，认为国防现代化，主要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用不着多高的“文化水”。
刘伯承很快察觉到这是学院训练中的重大障碍。他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语重心长地指出：“不懂科学，没有文化，是旧社会在工农身上刻下的愚昧伤痕，是套在工农头上的一副枷锁。这是我们的耻辱，而不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要奋起医治这个伤痕，打碎这副枷锁。我们如果只在政治、经济上翻身，而在文化上不接着翻身，不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保卫国防，要实现‘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疮是有困难的，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了现代化国防的。”
刘伯承还深入到学员中间，给他们讲述1905年日俄战争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学习科学文化对于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他说，那时，沙皇俄国尽管花费了亿万卢布购买和建造军舰，但由于俄军的统帅和将军们都是些不懂科学、不学无术的庸碌无能之辈，军官和士兵们缺乏训练、愚昧无知、目不识丁和孤陋寡闻，结果被日军打得大败。正如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必须有质量高的人才。”
通过反复教育，学员们认识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稳定了学习情绪。但是，在课程进行当中又出现了问题：有些学员对军事课、政治课感兴趣，能坐得住，听得进去。而对文化课，特别是数、理、化课，一讲什么公式定理、结构式、方程式就头疼，尤其是念那拗口绕舌的各种外文字母，更是感到如同念“天书”一样难。慢慢地，学员们开始叫苦了，坐不住了，听不进去了。课堂上也乱哄哄地不成样子了。
刘伯承认真分析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他感到主要是学员们对学习数、理、化没有产生兴趣。而产生兴趣的关键又首先是坐下来、学进去。于是，他坚持到课堂上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实际上是进行“督阵”。
老院长来听课，犹如一鸟入林压百音，课堂的秩序与往常大不一样了。
思想“开小差”的没有了，交头接耳的没有了，念外文字母出怪声的也没有了。学员们个个坐得端端正正，教员讲课也格外有劲。慢慢地，学员们从坐不住到坐得住了，从学不进到钻进去了，逐渐产生兴趣了，感到学有用处了，因而学习的劲头也越来越足。
看到课堂上的变化，学员们学习上的变化，刘伯承愉快地笑了。有人问他是用什么办法促使学员们发生这种转变的，他风趣地说：“我这是砂锅炖肉，炖不烂而蹲烂了。”
1952年8月，毛泽东批准了总政治部关于全军科学文化教育座谈会的报告，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全军文化教育应该采劝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刘伯承进一步调整了军事学院的部署，强调要抓住重点实施教学，在打基础上下功夫。即“按正规的理论系统，以速成的方式，结合部队实际，养成学员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以适应其学习军事科学及政治理论的需要。”
在具体实施中，刘伯承要求按照学员的文化程度安排恰当的教学内容。
并注意有所取舍，“重点课目要窄而深，非重点课目要宽而浅，不重要的课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