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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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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各路部队,现已到达泸城,从事整理一切,除分别呈令外,合行布告军民一体知照,此布。总指挥刘伯承。”印刷后广为张贴。
  他在原泸县道署建立总指挥部,使泸州城的军政财务大权,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为融洽各路司令,定每日午后,在道署内集体办公。大批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以带动和影响整个起义军。2月中旬,在校场坝举行的大会上,他到会作重要讲话,庄严宣布总指挥部成立,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彻底革命,“决不挂羊头卖狗肉”,“要搞三民主义,不能不要民生主义,而搞二民主义”。同时,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五、六路司令。
  中共中央、重庆地委先后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员陆续到达泸州。刘伯承将他们分派到各起义部队。第四、五、六路设政治部、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担任。总指挥部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公文,须经政工人员签署,方为有效。1927年2月25日《国民公报》报道:“刘总指挥对陈、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极为注意,除由政治部进行外,本人随时监督。”刘伯承深入起义军各部进行检阅,检查部队素质,督促训练等各项工作,准备迎接新的斗争。为着培训基层官佐和革命骨干,刘伯承还积极筹办军事政治学校,亲自兼任校长,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充任教员。
  泸州本是川南重要商埠,每月单盐税一项就达8万元之巨。李章甫占据泸城以后,百般搜刮,弄得民穷财尽,百业凋蔽,钱粮款项早已预征到1931年。加上泸城兵满为患,更使民众负担倍增。起义爆发,双方交战,又给财政带来新的困难。各部所需军费往往不如实上报,互相之间分派不均,义引起重重矛盾。不良分子乘机从中贪污作弊,制造混乱。为此,财政问题愈显突出,威胁着泸州军民的生计。为克服财政困难,刘伯承令县署及征收局借垫21万元以裕陈、袁、皮二部伙响。并果断运用政权力量,全面改善税收、财政机构,同时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和贸易活动,使沪州经济渐渐复苏,市场也慢慢好转,商民称便。在起义军内部,实行财政公开,每周将收入总数(主要是护商处的收入)开会公布,然后再照各部队实有人数发响。虽然收入不多,但分配公平,各部尚称满意。
  由于刘伯承号令严明,措置得当,在两个来月的时间里,就使混乱的泸城面目为之一新。革命的泸州,声威远播,引起川中各界瞩目,吸引着反帝、反军阀的各种力量。四川军政、教育、文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纷纷发来函电,表示对泸州义军的崇敬和支持,附近地区的许多有志青年,也纷纷前来投效。
  在泸顺起义之初,刘湘就坐镇重庆,指使川军各部先镇压顺庆起义军,然后荡平泸州。1927年3月31日,重庆市民万余人,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在打枪坝举行大会。刘湘派军警特务进行镇压,当场打死打伤革命群众1000多人,随后又派遣刽子手到莲花池党部、省农会、市总工会等处进行搜捕,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杨闇公等惨遭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关于这一惨案,1959年刘伯承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重庆‘三·三一’惨案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的一场尖锐剧烈的斗争。
  它是蒋介石反叛革命,勾结英、美帝国主义,拉拢全国各地军阀、地主反动集团,执行屠杀政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刘湘在重庆等地施行大屠杀、大搜捕之后,又派兵向泸州进逼,从4月13日起,先后占领小市、排山拗、滩尝胡市等地。贵州军阀毛光翔师早已占领泸州东侧沙湾一带。形成了对泸州的包围态势。
  “三·三一”惨案以后,中共重庆地委被完全破坏,莲花池国民党左派党部被彻底摧毁,紧接着又传来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革命处在极端危急之中。4月中旬,泸州召开军民大会,愤怒声讨刘湘的反革命罪行。
  刘伯承在会上讲话指出:单单悲痛是不够的,应当奋发起来,战斗下去。这时的泸州确实变成了四川革命的中流砥柱。重庆地委的领导重担自然落在刘伯承肩上,莲花池省党部的工作,实际也转到了泸州。
  4月21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先呈请讨伐与蒋介石进行勾结的四川军阀刘湘,呈文历数刘湘依附北洋军阀荼毒川境,易帜后阳奉阴违,压制爱国民主运动,尤其秉命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三·三一”惨案等罪行,表示:“呈请中央政府,免其军职,明令讨伐,执彼鬼蜮,交民审判,扫除革命魔障,而为死者复仇,职等秉总理之遗志,誓效忠于党国,愿率所部,报命前锋,临阵激昂,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5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讨伐檄文时加了前言,严正指出:“刘湘与蒋逆勾结,肆意屠杀民众,极反动之能事,业经中央免职,交刘伯承等拿办??刘伯承为川中将领之最革命者,其于刘湘之种种反动行为,早已怒发冲冠,有必讨伐之决心,观其日昨致中央呈文,可见一斑。”
  领导泸顺起义是刘伯承参加共产党以后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泸州守城战,则是对他最严峻的考验。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刘伯承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友诸方的情况,召集各路司令及营以上指挥官会议,反复讲清利弊,认真进行商议,决定先依托“铁打的泸州”据险防守,等形势发展,再作下一步打算。这时,除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外,第二十二军马昆山师已进驻兰田坝,第二十四军张仲铭旅也迸抵龙透关。围城敌军增至28个团,共约7万人,比起义军兵力大10倍。
  刘伯承迅速作出防守部署,他在总指挥部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第四路陈兰亭部从小关门起向东沿长江岸防守,阻止敌人从两江交会的管驿咀渡河攻城。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敌从沱江渡河攻城。第六路皮光泽部,防守龙透关城墙脚下,阻敌从陆路进攻。河中大小船只二、三百艘,均为起义军集中控制,并在大、小河沿岸一带,挖掘战壕,安置刃钉。城内各街日用砖石砌成坚固工事,并用柜台做成活动障碍,准备进行巷战。
  5月8日成都《民力日报》曾有如下的报道:全城“昼夜警戒极严,不准普人行走,会津门已用铁条封锁;南门澄溪口安设机关枪三尊,大炮一尊;小河枇杷沟安设机关枪两尊,小关门机关枪、大炮各一尊,会津门机关枪一尊,钟山安设大炮五尊。龙透关警戒更严,由该处至钟山不下二十余层。”
  当时正是枯水季节,沱江是城防的薄弱部位。袁品文部共产党员许剑霜团在这里布防,从大河街管驿咀至枇杷沟一线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沿河岸设置散浮木等作障碍物。又在大竹篓中装进石块沉入河底,使敌船无法靠岸。
  刘伯承在视察阵地后,对许团防务表示满意,同时又指出加强夜间防务的办法,命令证集全市煤气灯,挂在城墙上,在城外堆积木柴多处,必要时点燃,使敌无法靠近。随即又派人找来电影放映机,改作“探照灯”,亲自教该团掌握使用,并在该处加强机关枪两挺,迫击炮3门。入夜,“探照灯”光柱四射,敌军竞讹传是“苏俄的新式武器”,“照后不死即伤”,一个个望而却步。
  龙透关是通往城内的唯一陆地通道,地势极为险峻。敌军先后20多次前来抢关,每次都遭到起义军的英勇抗击,溃败而逃。4月下旬,敌军又组织2000多人的“敢死队”,猛攻龙透关,并以数团兵力和肖镇南的民团沿岸佯攻,企图一举攻占龙透关,拿下钟山,敲开泸州大门。刘伯承侦知敌军诡计,遂将预备队移龙透关加强防御。为控制关下的一个“死角”,伏击敌人,他命令夜间派出一个连到关外的隐蔽构筑工事,潜伏等敌。第二天拂晓,当敌人“敢死队”张牙舞爪地攻到关下,起义军营长聂文清率部奋勇出击,与敌肉搏。此时,埋伏在城外的连队纵身而出,夹击敌军,接连三次打垮敌人的冲锋。敌“敢死队”弃尸200余具,抱头鼠窜。
  赖心辉虽然深知刘伯承用兵厉害,但总以为依仗强大兵力,便可攻下泸州。不料接连惨败,弄得十分狼狈。于是,他一面加强攻势,一面派大量奸细混入城内,进行策反。这些奸细混入城后,窜到各部进行秘密活动,先后被起义军揭露和破获。在核实情况之后,总指挥部下令立即镇压。汉口《民国日报》5月21日刊登的刘伯承泸城来信中说:“前赖(心辉)部派来奸细,混进城内,煽惑军民,意图乘机滋扰,已于本(4)月17日发觉,将主谋者十余人处决矣。”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纠集反革命武装,企图以武力颠覆武汉国民政府。新旧军阀更紧密地携起手来,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5月22日《国民公报》报道:“拥蒋各军又认刘伯承为心腹之患,若不消灭亦寝馈不安。”5月12日,刘湘再次发出“讨伐”沪州革命军的《通电》,声言“湘于数月前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对起义军极尽诬蔑之能事,宣称“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夺。”“现已同二十二、二十四两军出师讨伐,并知会邻近驻队,一体兜剿。”随即又调集大批部队向泸州增援,妄想一举扑灭泸州义军。为加强进攻火力,刘湘倾出老本,拿出最新的装备法造路易式大炮、重机枪等,对泸州展开猛烈的进攻。
  5月上旬,经过吴玉章的一再努力,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闻命更感责任重大,继续坚守阵地,指挥起义军英勇作战。中共沪州组织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也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守城。市民们行动起来,帮助运送弹药、物资,收治伤员。运输行业被组织起来,分别成立运输队、担架队、木船队、预备船夫队等。城内各团体携带慰问品分赴各部队医院和前线,热情慰问伤病员和前线官兵,鼓舞沪州军民殊死战斗。
  沪州已是一座孤城,粮食和弹药极为困难。但由于加强了内部的政治教育,及时粉碎了反动分子的破坏,一直保持着较好的革命秩序。起义军不占民房,不取民众财物,实行公平交易。老百姓说:“沪州自古兵如穿梭,没有一次不成灾。只有刘伯承的革命军,不拿、不抢、不抓夫。”1927年5月30日汉口《国民日报》报道:“沪城虽被围困而人心并不惶恐,军民感情,异常融洽。”
  不久,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证实杨森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这样,重庆军委会利用杨森牵制刘湘的打算已落空。他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撤退方案。但陈兰亭、皮光泽对撤退表示冷淡,因为他们早已与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换取高官厚禄。
  5月中旬,刘湘又以5万元巨款,悬赏通缉刘伯承。陈兰亭等谋叛日急。
  在沪城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见刘伯承处境危险,一再劝他先行出走。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派人与张仲铭疏通后,于5月16日偕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金(均为中共党员),从龙透关脱出包围圈。至富顺时,反动军队搜捕极严。刘伯承见机折回,改向隆昌、荣昌走去。此后,刘伯承等夜行晓宿,旅途极为艰险,恶虎挡道,土匪抢劫,真是九死一生。他们经大足、铜梁至达县,又由达县越过秦岭,到达西安。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幸得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将军接济,才由西安转郑州,于1927年7月11日抵达汉口。
  沪州顺庆起义,是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战斗167天,为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重庆“三·三一”惨案以后,特别是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沪州守城战,实际上具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屠杀的性质。当时的舆论称沪顺起义“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 
 

第四章南昌起义的参谋长 
   
  第一节待命武汉
  1927年7月11日,刘伯承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武汉。在他临时下榻的汉口大智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车水马龙,宾来客往。其中有川军的袍泽故旧,有武汉的党政军要人;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共产党人,也有蒋介石、汪精卫的说客。据7月12日武汉《民国日报》报道:“刘氏为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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