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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以及种不同华人团体的抗议，有些甚至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罢免齐藤邦彦的官职。我也通过传媒，邀请这位日本大使先生在国家电视台公开讨论我的书，但至今未得到对方的回应。”在后来与这位日本大使一同接受“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电视访谈时，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张纯如当场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国人感到愤怒。她还重申了自己写作《南京暴行》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日本政府从未为南京大屠杀做过认真的歉；二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学校教科书中从来就是掩盖、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杀。纯如说，只有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不过，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迄今还没有一家日本出版社敢于出版《南京暴》的日文版。
2001年7月31日，张纯如和洛杉矶民权律师费希尔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日本政府拒绝向成千上万遭受日本军人之害的慰安妇道歉赔偿，还言辞激烈地批评了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罪行的姑息养奸。张纯如和费希尔指出：“人们都会认为，一个对冲绳妇女遭强暴感到愤怒的国家，会非常关心其自己国家士兵在二战中大规模强暴妇女的历史。但到今天为止，日本政府拒绝韩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修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要求。这些教科书掩饰日本在二战时的侵略暴行，其中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对慰安妇的大规模的强暴。”文章指出，当年日军强迫来自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等国的二十多万妇女和女孩子充当慰安妇。慰安妇每天最多要为四十多名日军提供性服务，尝试逃跑的慰安妇惨遭杀害，许多慰安妇自杀，幸存的慰安妇一辈子都生活在身心创伤之中。张纯如和费希尔指出，从二战结束到1994年，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承认慰安妇的存在。但是，据历史学家发现的历史文件，1932年起就有慰安妇的政策。历史文件还揭露，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之中，有2至7万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暴。在此之后，日本政府才不得不面对慰安妇的历史事实，但拒绝向慰安妇做任何赔偿。
四
在纯如辞世前，正在进行她的第四本书的工作。这本书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日军作战的美军坦克营官兵，他们后来被日军拘禁并残忍虐待。在一次去菲律宾做调查的旅行中，身心崩溃的纯如患上了郁症，曾一度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她一直承受着抑郁症的折磨。许多学者认为，从《南京行》到她新近写作的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受日军虐待的历史，都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这些内容也与张纯如的病因不无关联。在《南京暴行》的写作过程中，纯如就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也有人说，对人类的绝望是纯如自杀的主要原因。张纯如曾说，写作使得她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既有做出最伟大事业的潜能，也有犯下最邪恶罪行的潜能人性中扭曲的东西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在瞬间变成平常琐事。读过她的书，许多读者会对人类的兽性和丑恶，产生愤怒与绝望。作为作者，纯如是在长期忍受这种愤怒而又绝望的煎，她的忧郁症也许早已埋下了根苗。
纯如辞世后，她的出版经纪人苏姗·拉比纳说：“我和她经常通话，最近她告诉我，她无法继续完成这写作计划了。很显然，她感到很悲伤。”纯如的丈夫道格拉斯也认为，是工作害了她。她多年来调查日军二战时期的暴行，从《南京暴行》到她近来准备写的新书，接触的全都是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历史事实，一个个悲惨故事反反复复地让她陷入痛苦深渊，加上艰苦的采访和写作，最终导致她崩溃。道格拉斯还说，纯如是工作狂，工作异常投入，“她总是把自己推向极限，经工作到累倒为止。”张纯如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她每天下午5时起床，晚上等丈夫睡觉后开始写作，直到丈夫早上8时上班，她才去睡觉。这样，她可确保写作时的投入，不受任何外界影响。2004年8月，张纯如飞往肯塔基州采访，但一抵目的地就病倒了，住院治疗三天后飞回旧金山。工作不顺让她很沮丧，她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但她放不下手头的工作，很快又埋头整理写作材料。此后，张纯如精神状态时好时坏，9月就有过一次自的苗头。到了10月，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恶化，无法照顾幼子，夫妇俩将儿子送到伊利诺伊州的外公外婆家照看。但是，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纯如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要求家人记住她生病前的样子，她说：“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遗体葬在加州洛斯盖多圣安东尼牧场的天堂之门公墓，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家，人权斗士。”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