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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车跨山跨横海，
风枝露叶如新采。
官中美人一破颜，
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支来交州，
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
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
莫生尤物为疮痍。
风顺雨调百谷登，
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
武夷溪边粟粒牙，
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
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
致养。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
可怜亦进姚黄花。
《荔枝叹》，一首凄怆雄浑的史诗，它鞭笞着汉唐皇室生活的穷奢极欲，它揭露着现时朝廷重臣“争新买宠”的卑心丑态，它哀叹着疾苦黎庶溅血干载的惨情，它展现了苏轼一颗“忠国爱民”的赤子之心。
在苏过悲愤激越，沉郁顿挫吟诵《荔枝叹》的声浪中，苏轼闭上了眼睛，他静听着，微笑着，舒心地品味推敲诗中的字句
苏轼悄悄离去，时年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六岁。
苏过吟诵《荔枝叹》声停，“无知”和尚急唤苏轼，苏轼不应，“无知”和尚仆床而泣，痛哭呼号：
“苏子瞻，心系黎庶，至死不移，史诗传世，佛莫能比，亦人间的大佛啊”
“孙氏宅”腾起了哀痛哭泣声，亲人离去了，文星陨落了。
常州城在哀痛中，数万黎庶，举幡以哀，焚香门前，三日不歇，祭奠苏轼的亡灵。“裴氏宅”门前，老妪和她的儿子，跪地七日不起，泪尽目干。
苏轼病逝的消息传至颖州，张耒闻知，举哀行服，出俸钱于荐福禅寺修供，以致师奠之哀。朝廷知之，乃遭论列，贬往黄州。
苏轼病逝的消息传至荆州，黄庭坚闻知，设祭堂于府邸，士人往吊之，黄庭坚两手抱一膝起行独步，以致深哀。
苏轼病逝消息讣至京都，朝廷无些微反应，街巷黎庶却举祭哀伤，京都文坛哀悼连日，陈无己悲疾而亡，太学士侯秦、武学士杨选率众举衷于宣德门前，从者数百人，为苏轼祭奠招魂，在京师掀起了一场风波。
苏轼病逝的消息讣至颖昌，苏辙哀痛昏倒，停食泣咽者三日，设灵堂以祭，咽泪写出《祭亡见端明文》、《再祭亡兄端明文》，哀诉兄弟之情。并书《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蛰书，论古今
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
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
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
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苏轼之殁，苏辙杜门于颖水之滨，终日默坐，不复与客相见，如是者十年，自号颖滨遗老，于政和二年（1112年）病逝。遗有诗作一首，记暮年的孤独凄凉和当时朝政的昏暗：
闭门不出十年久，
湖上重游一梦回。
行过闾阎争问讯，
忽逢鱼鸟亦惊猜。
可怜举目非吾党，
谁与开樽共一杯？
归去无言掩屏卧，
古人时向梦中来。
苏轼之殁，士大夫作祭文、挽诗甚多。“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扔（字文叔）之祭文，颂苏轼之功业，叹苏轼之坎坷，抒自己的哀伤，流传于当世，“人无贤愚皆诵之。”
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
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囗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翌年（崇宁元年）六月二十日，葬苏轼于汝州郊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嵩阳峨眉山，与妻子王闰之同穴。
苏轼逝去了，他的诗词文字却繁星似的辉耀人间，黎庶吟诵，文坛益贵，商贾镂刻鬻之，学子、士大夫慕而学之，翕然成风，时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语。野史记载：有学子名章元粥者，娶妻陈氏，甚端丽。蜜月间，得苏轼《眉山集》，日夜嗜学，观而忘寝，冷落新妇，陈氏怒而求去，章元弼应而诺之，事后每为友人言：“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及至苏轼文字遭禁，片纸只字皆宝，一纸轻万钱，密而藏之。野史记载：宣和年间，“隐相”梁师成以三百千钱购得苏轼一幅《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从沈元粥手里购得苏轼亲笔“月林堂”三字榜名；有一士人携苏轼诗集出城，为门役查获，执送有司勘审，京尹见其诗集后士人题有一诗：“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抚苏轼诗集而神情怆然，誉士人为人之义，执酒以敬，暗纵之。
苏轼逝去了，人们怀念他，思之不得，化之为神。野史记载：京都学子莫蒙正，夜梦行湖上，见一老者，野眼髻发，颀然而长，参从者甚众，轩轩然常在人前，路人皆雀跃欢呼：“此苏翰林也。”莫蒙正趋前拜见，执礼甚恭：“蒙正为儿时，诵先生文，愿执巾侍，不可复得，不知先生厌世仙去。今何所领，而参从者若是啊？”苏轼熟视曰：“是京都太学生莫蒙正否？”对曰：“是。”苏轼颔首作答：“我今为紫府押衙了。”莫蒙正梦醒，遍传“苏子瞻今为天上紫府押衙”于京都。更为甚者，苏轼成神之说，起于皇宫：一日，宫醮，皇帝赵佶亲临之，道士拜章，忽如睡梦，久之乃起。皇帝赵佶诘问其故，道士答曰：“贫道甫伏于地，即恍惚面魂灵升入天帝灵霄官，见奎星长正在奏事，视之，乃本朝苏轼也。”皇帝赵佶惧而惶恐，遂访求搜集苏轼之文，归之秘府，南宋文学家刘克庄有诗记其事：
岭外瘴魂多不返，
家中枯骨亦加刑。
稍宽末后因奎宿，
暂仆中间为彗星。
早日大程如反覆，
暮年小范要调停。
书生几点残碑泪，
一吊诸贤地下灵。
苏轼和他的文字，终是不朽的。
篇二十二
汴京·端礼门·宣德门·繁塔寺
晨钟暮鼓，苍凉凄绝。北宋王朝灭亡了·
王安石、司马光病逝十五年。苏轼病逝一年。
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十七日清晨，雾漫泞京，掩没了皇宫里的殿宇亭台和街巷里的酒肆楼阁。京都十大禅寺的晨钟声几乎是同时响起，雄浑苍凉，猛烈地驱散着灰蒙蒙的浓雾，强烈地摇落着御路两侧桃、李、梨、杏湿淋淋的枯叶，焦躁地唤醒了京都习惯于晚睡晚起的人们，撞击着皇宫端礼门前连夜矗起的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是大宋建国一百四十二年来不曾有过的。石碑前已滞留着早朝散去后的朝廷百官，京都闻讯的文人、学子、艺伎、黎庶也从各条街巷陆续赶来观看，至雾散日出已时，已聚众数千，嘈杂、议论、喧闹声代替了十大禅寺的晨钟声，端礼门前呈现出一片混乱。
这座石碑，高一丈五尺，宽五尺，黑底白字，石工刻镌而成，额以“元祐奸党碑”五字，乃皇帝赵佶御笔，碑文乃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所书。其文曰：
皇帝即位，旌别淑匿，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摩有佚罪，乃命
有司夷列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一百二十人。皇帝命书而刻
之石，置端礼门前，永为万世之臣戒。又诏京书之，将颁之天下。臣窃惟
陛下圣神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绍先烈，臣敢不扬休命仰承陛下
孝悌继述之志。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蔡京谨书记。
下列元祐奸党名单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状，刻石而定。
文臣执政官二十三人：
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韩忠彦、范纯仁、曾布、刘
挚、王岩叟、范纯礼、蒋之奇、韩维、孙固、李清臣、苏辙等。
待制以上官三十五人：
苏轼、范祖禹、赵君锡、朱光庭、吴安持、孙觉、鲜于亻先、贾
易、曾巩、范纯粹、杨畏、吕陶等。
馀官四十八人：
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刘攽、司马康、刘安世、吴安诗、
欧阳棐、王巩、郑侠、程颐等。
内臣八人：
张士良、鲁焘、赵约、谭囗、杨囗、陈询、张琳、裴彦臣
武臣四人。
王献可、张逊、李备、胡田。
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章惇。
这座“元祐奸党碑”的出现，群臣黎庶都迷们而恐慌。这个杀气腾腾的举措，明面上是皇帝赵佶和宰相蔡京“崇尚熙宁之政”、恢复“熙宁新法”的宣言，骨子里却是皇帝即位改元后的一次大清洗：定罪为“元祐奸党”的一百二十人中，既有“熙宁”年间“变法”的反对者，也有“变法”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既有“元祐”年间“革故鼎新”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又有“革故鼎新”的反对者；而且这一百二十人中，一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文人。钦定“奸党”失去了明确的界线，只能是一种滥行权力、为欲所为的暴政。于是，群臣在这个“奸党”名单中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政敌，而是自己所亲近过的朋友，政坛纷争可伸可缩、株连之累可大可小，如若朝廷纷争再有发展、株连的圈子稍有放大，自己不也进入“奸党”中了吗？京都学子、文人、黎庶，早已对朝廷近三十年来不停的政争烦透了心，此时之所见所思，主要不是这些“奸党”的罪行，而是近三十年来这些人物留下的“遗产”，拥护“变法”者，在思念章惇、曾布、李清臣、韩维等人在“熙宁”年间的功绩和不凡表现；反对“变法”的人们，在思念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在“熙宁”、“元丰”年间坎坷的遭遇；大学的学人学子们，在思念司马光、范祖禹、司马康、刘攽等人十五年冷室著作的清苦艰辛和《资治通鉴》的辉煌成就；文坛瓦肆的文人艺伎们，在思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的才情诗篇。人们对权力滥用者的传统厌恶和对是非不分中弱者遭难的传统同情，迅速升腾为对这座“元祐奸党碑”的怀疑和反感，心中长久淤积的对朝廷不满的愤怒喷发了，变成了骚乱的狂呼嚎叫：
“章惇何罪？”
“曾布何辜？”
“苏轼连年颠沛流离，何党何奸？是非不分！”
“司马光，朝臣典范，何罪而遭此劫难，人心不服！”
“崇宁，崇宁，崇尚‘熙宁’‘熙宁之政’何在？欺天欺人！王安石地下有知，当嚎啕痛哭”
骚乱的狂呼嚎叫声，震动了皇宫，震动了京都，人群不断地向端礼门前涌来，朝廷惶恐了，大内禁卫甲戈涌出，立即控制了端礼门，皇城司的巡逻铁骑也狂飚似地赶来，控制着通向端礼门的各条巷口，人们在铁甲铁骑的包围中沉默了。
在大内禁卫涌出，皇城司铁骑狂飚而至的同时，一队黄甲禁卫拥着宦官头子童贯乘马而出端礼门。
童贯，字道夫，汴京人，时年四十八岁，因善于迎合皇帝赵佶之意图而获宠。其人外和而内狡，笑面而习心，现时虽为宦官，实际上权同右相，与蔡京相倚相援，已成为皇帝赵佶的左右手，“元祐奸党碑”之立，乃出于童贯与蔡京的“合谋共奏”。
童贯立马于端礼门前，望着含怒沉默的人群，微微一笑，手持圣旨，高声喊道：
“圣上诏谕百官黎庶！”
百官急忙跪倒领旨。
黎庶、文人、学子亦随而跪倒。童贯高声宣旨：
奸党之罪，为害社稷，实不可寡，刻石贬罚，以戒不忠不信之臣。
今再谕四事：
一、诏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备立“元祐奸党碑”以示天下黎庶共知，使奸人司马光、苏轼、章惇、曾布之辈，遗臭千古；
二、诏令焚毁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景灵东官绘像；
三、诏令焚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所有诗文。范祖离所著《唐鉴》、范镇所著《东窗纪事》、刘攽所著《诗话》、僧文莹所著《湘山野录》亦悉行焚毁。私存匿藏者，以律严惩；
四、诏令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其奸党子孙亦不得入京为官
焚书坑儒，暴秦之所为啊！童贯宣旨声停，端礼门前死寂沉静，人群默然禁口，既无欢呼皇帝英明天纵的套话，也无愤懑激烈反对之声，端礼门前似乎成了一座苍凉阴森的墓地。人们胆怯了？哑巴了？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