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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冥”者何？李士宁神情慌乱，惊恐异常，拒不吐实，
仅以“异气养生”四字对之。王安石生性疏狂，一贯
藐视天命异说，人所共知，何独钟情于士宁之术？奈
何安石现居高台，朝制护身，逍遥事外，致使狱案疑
窦难明。乞谏圣上明断，以解狱审蹒跚之急
邓绾写就“奏表”，并携带李士宁的“供词”至吕惠卿处报功。
吕惠卿为急取宰相高位，不惜置人于死地，除指使其亲信官吏散布消息于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以扩大影响，造成舆论，并指使邓绾将其弹劾“奏表”迳呈同平章事韩绛处理。他要一箭双雕地借机把韩绛也拉进这桩“谋反案”之中。
王安石从韩绛处闻得讯息，大惊失色，欲哭无泪，欲诉难吟，泪水往肚子里流：“种瓜得豆啊，自己亲手提携的两个门生，却合伙谋取自己的老命了！”他含恨忍辱地咬着牙关，不予理睬，仍集中精力奋而推动着朝廷这架粘满锈斑的马车，等待皇上自己做出裁决。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却不似王安石那样的糊涂和宽厚。“小圣人”毕竟是经过七年“变法”风暴陶冶的，他有着年轻人的敢爱敢恨、简单鲁莽，有着年轻人敏锐的判断力和强烈的报复心。
二叔王安国的愤怨而死唤醒了王雱对吕惠卿“奸巧阴毒”的警觉，父亲再起后尴尬的处境引起了他对吕惠卿“反目相噬”的憎怒，吕惠卿欲置父亲于谋反案的丧心病狂引起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凭借着父亲的人望，活动于谏官、御史之中，暗暗进行着反对吕惠卿的串连，并赢得了御史蔡承禧等谏官御史的支持。并以“讽刺”、“威逼”、“利诱”等手段，制服了依附于吕惠卿的御史中丞邓绾，为吕惠卿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月二十三日，在延和殿午朝上，御史蔡承禧上呈奏表，突然发难，率先向吕惠卿进行弹劾：
吕惠卿弄权自恣，朋比欺国。如章惇、李定、
徐禧之徒，皆为死党。曾（日文）、刘泾、叶唐甏、周
常、徐禧之徒，又为奔走，此奸恶之尤大者
蔡承禧一举震动了朝廷，不满意吕惠卿所作所为和同情王安石的谏官、御史纷纷起而响应，午朝成了揭发吕惠卿的控诉会，延和殿里掀起了一股弹劾吕惠卿的浪潮。同平章事韩绛推波助澜，挺身而出，也把一份弹劾吕惠卿的奏表放在皇帝赵顼的面前：
惠卿奸巧，路人皆知。执政两载，党羽已成，
现朝政中梗而难以上通下达，乃惠卿布局之密，风雨
不泄。臣深感惶恐
吕惠卿在突袭的风暴中大为慌神。
皇帝赵顼把审视的目光移向了吕惠卿。
御史中丞邓绾，为了避免与吕惠卿一同下台，借机向王安石表示“一度背叛”的忏诲，在宰相韩绛站起弹劾吕惠卿之后，他便转过头去向吕惠卿“反目相噬”，又揭发了一起惊人案件：吕惠卿兄弟弄权贪污——“华亭弄权奸利案”：
“变法”过程中，吕惠卿与其弟崇政殿说书
吕升卿、曲阳县尉吕和卿，乘新法推行之机，与华亭
知县张若济狼狈为奸，以权强借华亭富民朱华等人钱
五百万，用以私置田产五百顷；并使其舅父郑膺强夺
民田，使僧人文达强夺王竺僧舍。此种阴行其事，以
权谋私、共为奸利的卑劣行径，已失天下黎庶之心
吕惠卿傻眼了，连反击的勇气也没有了。
这是“变法”七年来最大的一桩弄权奸利案。而且发生在一个主持“变法”的大人物身上，朝野哗然，百官震惊。皇帝赵顼大骇，立即诏令“置狱鞠之”。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吕惠卿之舅郑膺、富民朱华等人进了牢狱，吕升卿调离京都，吕惠卿也居家“养病”。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标志着吕惠卿人格的破产。在富民强国口号掩盖下“弄权奸利”的倒行逆施，自毁了“变法者”的名节。至此，“变法”已失去原有的魅力。权力成了朝臣关注的中心。人们不再为新法的利弊、黎庶的苦乐、国家的兴亡而争执论战，而是热衷于权力和私欲的钩心斗角。“变法”人物也随之纷纷失势与消失。王安石因涉及“李逢、刘青谋反案”，成了群臣私下议论的中心，他主持朝政，已无人真地听从；吕惠卿因“华亭弄权奸利案”所证实的“执政踰年，所立党派不一”的“结党营私”，已成了御史谏官弹劾论政的主题。章惇、李定、徐禧、曾（日文）、刘泾、叶唐懿、周常、徐申等忠诚于“变法”的大小官员，都处于吕惠卿“死党”的地位，都被列入未“置狱”而“鞠之”之内。“变法派”几乎人人都在经受着勘审，个个都在心惊肉跳地等待着审查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理想破灭了。吕惠卿“反目相噬”的诬陷，使人们看清了官场风波的险恶和世情道德的衰微。如此官场，能给国家带来强盛、能给百姓带来幸福、能给社会带来祥和吗？吕惠卿的“弄权奸利”使人们看到了财利迷心的魔力和以权谋私的恐怖。人们突然感到“法度”变更的无力和悲哀。人的灵魂的净化决非“法度”的变更所能完全替代的。特别是官们的灵魂净化也许更难更难；
沉寂已久的前副宰相张方平借机上呈的“奏表”，要求弹劾新法：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匡二可悉
法既未协，事须必改，若又弹劾，人将不堪
吕公著也开口说话，他请求皇帝赵顼迷途知返：
古之为政，初亦有不信于民者，若子产治郑，
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然
与人之诵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
馆阁校勘王安礼的疏谏也摆在皇帝赵顼面前，对“变法”中出现的“以权奸利”提出了警告：
乘机射利者，用力殚于沟瘠，取利究于国夫，
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
沉寂数年的反对“变法”之风又借机刮起，皇帝赵顼心寒了，对这些反对“变法”的言论，不再暴跳如雷。他对这些疏奏不加任何谕示地转交于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举目茫然，既无力反驳，也无心反驳了。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使王安石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不敢过问“李逢、刘育谋反案”，因为他已是此案的涉嫌者。他不敢过问“华亭弄权奸利案”，怕陷于更为可怕的纷争。他心神紧张地为南北边患的夹击忙碌着：北面辽国侵犯黄鬼山边地，朝廷已派天章阁待制韩镇去河东与辽国使者谈判，若谈判失败，将于黄鬼山北失地东西七百里，北部边防之险将失之尽矣；南面交趾的兵马已在围攻邕州城，知州苏缄正在悉力拒守，朝廷已派无章阁待制赵离为安南招讨使救援，若援兵迟至而城陷，则邕州城里五万黎庶将尽遭涂炭！他在默默地克尽一个宰相的职守与臣道，同时等待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两案相继折腾了半年之久，皇帝赵顼因此而心力惟淬。特别是这两个案件所反映出吕惠卿与王安石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使他寒心至极、失望至极。而在这两相倾轧中所显出的王安石、吕惠卿各自拥有的力量，更使他寝食不安、提心吊胆。“变法”，竟然“变”出了群臣结党、拥权坐大、谋反有形、贪读惊心、祸国殃民，而且蒙蔽朕于鼓中！一颗天生的帝王猜疑心终于越来越重。以至他的性格都变了，变得喜怒不形于色，变得言不由衷、深奥莫测。他不再相信任何臣子，“变法”不再是梦魂萦绕的大事，翦除吕惠卿和王安石的党羽，成了当务之急。他的行动举止也变了，变得奇特诡戾、不可预测、不可捉摸。在“华亭弄权奸利案”尚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便运用帝王的御臣术，开始了对吕惠卿、王安石势力的突然贬逐：
熙宁八年（1075年）四月，罢陈升之枢密使之职，以镇江军节度使出判扬州。以吴充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五月，赐宗子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死。李逢、刘育碟于市。道人李士宁决杖发配永州。将作监主簿张靖武、御史郝士宣等贬离京都。由于同平章事韩绛“颛处中书，事多稽留不决”的偏袒保护，王安石得以解脱。
八月，罢韩绛同平章事，出知许州。
十月，罢“手实法”；罢吕惠卿参知政事，出知陈州；罢章惇权三司使，出知湖州。
十二月，罢王安礼馆阁校勘之职，出知润州。
皇帝御臣术不可能公正了解纷争的脉络，不可能逐尽朝廷与王安石、吕惠卿相亲相近的人，更不可能消除这场纷争产生的根源。皇帝赵顼半年工夫对朝臣连续不停地贬逐，只取得了朝廷表面上的沉寂。吕惠卿的势力和王安石的势力的生死搏斗，仍在这暂短沉寂的时日里悄悄地进行着。
“华亭弄权奸利案”从一开始就由吕惠卿的亲信徐禧、王古、蹇周辅三人专案勘审，半年来“置狱鞫治”的结果，自然是“案情迷离”，狱久不决。被敲诈的僧人王竺、富民朱华等人，在审讯中死去活来，顶着“以钱赂官”的罪名，经受着酷刑的折磨，而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和吕惠卿的舅父郑膺等人，却在狱中备受优待地玩着“招供”和“翻供”的把戏。皇上诏今日升卿的贬离京都和吕惠卿的贬知陈州，又为此案的拖而不决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徐禧、王古、蹇周辅的弄权拖延，除了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外，还有着更为深沉的打算：等待着皇上对吕惠卿态度的转变。“弄权奸利”毕竟不是“弄权谋反”。“弄权奸利”是财钱问题，“弄权谋反”是忠奸问题，皇上能对王安石“不予追究”，对吕惠卿就不会“再起重用”吗？皇上原本就是一个“多变”的主子，谁知道明天又会相信哪一个臣子呢？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似乎看穿了徐禧、王古、蹇周辅等人的用心，害怕吕惠卿的卷土重来。他年轻气盛，私怨难捺，忘不了二叔王安国因吕惠卿“挟仇报复”而死，忘不了三叔王安礼因弹劾吕惠卿“乘机刺利”而遭贬，忘不了父亲因吕惠卿的“反目相噬”而几陷死地，他容不得“华亭弄权奸利案”的狱久不决，容不得吕惠卿党羽们的执法询私，更容不得吕惠卿身居陈州而逍遥法外。他便背着王安石，与因事返回京都的吕嘉问共谋，借王安石门生练亨甫身居中书户房习学公事职务之便，也弄起权来：吕嘉问和练亨甫设法从中书刑房窃取御史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的条列案情及皇上“置狱鞠治”的谕示，由王雱借去东府看望父亲之便，杂于东府下达刑堂的其它案件之中，企图以蒙混的办法，由刑堂制狱严惩吕惠卿。
谁知当日刑堂值勤的堂吏，正是吕惠卿的亲信，并识透了王雱等人的用心，急谋于徐禧、王古、蹇周辅三人。这三个精于刑律的酷吏，见状大喜，连夜派王古急驰陈州向吕惠卿告密。
吕惠卿勃然大怒：
“王安石仍追杀不放啊！”
王古低声提醒吕惠卿：
“天赐良机，这当是吕公追杀王安石不放的时候了”
吕惠卿抓住王安石这个“弄权矫令，罔上欺君”的罪证，连夜写就“论奏”，并悉发王安石昔日私信中“欺君蔽贤”之笺，交王古带回京都，通过刑堂堂吏，直呈于皇帝赵顼。
吕惠卿要最后置王安石于死地了。
“种瓜得豆”，王安石继续吞食着“收非所种”的苦果
篇十四
密州
历史逼迫苏轼走向黎庶人间·旱蝗为虐和“杞菊之餐”，使他在寂寞的山城写下了仕宦人生中光辉暂短的一页·
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轼告别了“自古繁华”的杭州，告别了“烟柳画桥”的西湖，告别了“风帘翠幕”的街巷，告别了“珠玑罗绮”的闹市，告别了“十里荷花”中的游舸，告别了“淡雅清远”中的寺院，告别了新朋故友、僧众同僚和巷阎里纯朴的长幼黎庶，要走向千里之外的密州了。
他是半个月前接到皇上谕旨的。他十分感谢皇上恩准他“携挈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克；请郡东方，实欲昆弟之相近”的奏请。他心里明白：五个月前王安石因一场“天意赌博”失败的被迫下台和吕惠卿的飞跃直上执掌权柄，完全断绝了自己返回京都的道路，吕惠卿的奸巧是可怕的，就是皇上诏令自己回京，自己也不敢踏进京都一步。京都既不能回，密州就是一个好的去处，弟弟子由现任齐州掌书记，据说齐州距密州只有车马一日之隔，兄弟两地相处，毕竟是近了许多。
杭州有情，今日天高气爽，微风轻拂。两辆马车载着任妈、王闰之、苏迈、苏迨、苏过和书籍家什，驶出了居住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