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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
南园风雨。
小怜初上琵琶，晓来思绕天涯。不肯画堂朱户，春
风自在梨花。
吕惠卿、曾布、谢景温当然都听出了这首词的含意，面色不悦：迂腐而不搭调的悲哀啊！
王安石纵声大笑，霍地挺起腰身，笑着对王安国说：
“平甫，你太悲观了！莫说‘留春不住’，明年又会花满枝头。我欣赏‘春风自在梨花’的清雅，更欣赏春风吹入茅庐、春风吹入画堂朱户的欢乐！年儿，我有个想法要禀奏皇上，烦你笔录整理吧。”
王雱应诺。
王雱，字元泽，王安石的爱子，时年二十五岁。其人性极敏悟，未冠即著书数万言，饮誉朝野，时有“小圣人”之称。去年，司马光主礼部考官，赏识其诗文学识，擢为进士，调任族德尉。传说，王安石的一些奏章，大部是口授而由王雱笔录整理的。
王安石稍作沉吟，说出自己的想法：
“‘变法’如何开始，我看先成立一个办事机构，可以暂名为‘三司条例司’。呈奏皇上恩准之后，可正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办事机构，唯听命于皇上，筹划‘变法’方略，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的条例，颁布与督察各项新法在全国的实施。此机构将由主持‘变法’的参知政事负责，以利皇上谕旨的贯彻。诸公以为如何？”
王安石这几句轻松的、干巴巴的话语，却像无数巨大的陨石落在听者的心上，不容你不郑重思索，去探索字里行间的奥秘。连“留春不住”的王安国也皱起眉头琢磨了。
王安石把腰身一倒，又歪在软榻上。
片刻工夫，吕惠卿率先领悟了王安石的用心：精彩啊，自己半个时辰的口舌之苦，半点比不上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七个字来得轻松绝妙。什么“执政大臣去位”？什么“更换三司官员”？什么“权力转移”？都在这“制置三司条例司”七个字中解决了。王安石啊，你长着一颗什么样的脑袋啊！
曾布也弄明白了。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毕竟比大动干戈、大吵大闹、大砍大伐高明多了。在朝臣们丝毫不觉疼痛的变化中，攫取朝政大权，而且这一“攫取”，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的。沉菏之疾，不服重药而愈，也算是奇迹了。
谢景温看出门道后，着实佩服他这位叔公的机敏和智谋。神出鬼没的安排，权力在刹那间巧妙转移，历史上也许不曾有过！
章惇在沉思中吃了一惊：变革中的斗争，原来不只是呈表、进策、参奏、弹劾，还有这微妙的心智之搏啊！他抬头望着微笑的王安石，突然想起苏轼的那句评语：“此老野狐精也”。妙极！他忍不住笑了。
王安礼此刻也在想，揣度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和朝廷体制二府（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翰林学士院、一御史台、谏院、秘书省、馆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寺监（太常寺、宗正寺、光禄寺、卫尉寺、太仆寺、大理、鸿肿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司天监）的职能关系，猜想这个超越一切权力机构的“怪物”，大包大揽各种政务的前景他的眼前似乎已经浮现出朝廷里一片乱哄哄地争执、推倭、扯皮的局面。他急忙闭上了眼睛。
王安国在反复地考虑之后，心内突然凄凉起来。他望着兄长，真想哭啊！雄心勃勃的哥哥，即将成为众矢之的，要在上压下抗、左兑右挤、前拉后扯、明争暗斗中生活了。一个痴呆文人兼半吊子官吏的哥哥，能经受得住吗？
王安石在大家长时间的沉默中，似乎看穿了每个人心底的震惊、喜悦和忧虑，他决定不再征询大家的意见，离榻立起，果断地说：
“承皇上恩宠，安石此次主持‘变法’，当义无返顾、勇往直前。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一事，至关重要。吉甫、子宣、子厚，我邀请你们进‘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与我同甘共苦，望万勿推辞。和甫、平甫、元泽都不进‘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免招惹非议。还有哪些适职人选，请诸公荐贤举能吧！”
章惇借机推荐：
“苏子瞻当代英才，当年以二十五篇《进论》和二十五篇《进策》鼓吹革新，震动朝野。此人理应重用。”
王安石点头。
吕惠卿惊愕了，呆呆望着王安石，神色复杂。
王安礼推荐苏辙：
“子由亦当代人才，言行谨慎，任事尽职，亦当重用。”
王安石点头。
吕惠卿迅速在脑海中转过弯来：苏轼变革之策，虽与介甫在大目标上相同，但操术各异，若置于一炉，势必两相撞击、两相掣肘，“变法”之力，将内耗而尽。况且，两强终究难以相容啊！
曾布看了一眼谢景温，急忙拱手对王安石说：
“师直支持‘变法’，且意挚志坚，长于论辩。‘变法’伊始，急需宣扬鼓吹之人，师直可胜以重任。”
王安石爽朗一笑，走近谢景温，坦然地说：
“师直系我姻亲，为了避嫌，不必进‘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了。现御史台多因循守旧之吏，少刚勇锐进之人，你将来可任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为‘变法’尽力鼓吹吧。”
谢景温急忙拱手：
“愚侄听叔公安排。”
王安石高兴地说：
“至于苏氏兄弟，人才难得，我将亲赴苏府，具帖邀请。”
吕惠卿急忙上前，含笑拱手：
“介甫公当代奇人，苏子瞻当代奇才，两人携手共进，‘变法’必成无疑。介甫公，我记得仁宗嘉祐元年，苏子瞻来到京师，初露头角，一举高榜及第，诗文震动京都。时公居谏院，欧阳永叔（欧阳修）公曾赠诗于你”
王安石回想着，转动着晶亮的眸子。
吕惠卿一笑，随口吟出：
翰林风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来肾恰心尚在，
后来谁与子争先？
吕惠卿突然停了下来，故作遗忘之状：
“‘后来谁与子争先’，‘后来谁与子争先’下面的四句已记不得了。”
王安石的眸子停止了转动，他似乎领会了吕惠卿深沉的用心，眉宇间浮现出几丝疑虑，旋即又大笑起来。
章惇诧异：王安石的朗朗笑声，似乎是故意从嗓子眼放出来的。
这时，户部判官吕嘉问闯进客厅，情急地走到王安石面前，低声说：
“御史中丞吕诲，刚才进了司马光的府邸”
王安石收住了笑，脸色阴沉下来。
篇五
司马光府邸
司马光从历史中走来·他冷静地观察着新出现的事物·他不赞同御史中丞吕诲“大厦将倾”的惊呼，却暗暗为老友王安石担忧·
司马光的住宅，在王安石府邸不远的右侧，也是一座王字形建筑，这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在天章阁做侍制时从一个商人的手里购置的。主宅也是门房七间、前堂七间、后寝七间。主宅的屋脊飞檐，矮于王安石府邸一尺五寸，加之建筑日久，色彩剥落，墙头与瓦砾之间，多处已萌生出柳芽杂草，月色下略呈衰败零落。主宅右侧是偏院，仅有后寝七间，现辟为书局，实则为《资治通鉴》的编撰室。治平四年（1067年）十一月，皇帝赵顼御赐的颖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就暂存于此。书局前辟有一座精巧花园，园内花木相映，草蔓幽径，假山突起。山顶有一棵短松，枝干如铁，簇叶如墨，苍劲而凝重，于古朴清静之中，浮现一股灵秀之气。
此时，书局里灯光通亮，气氛祥和，司马光和他的局僚刘攽、刘恕以及暂借来协理撰书的范祖禹正在品茶议论，沉浸在对秦、汉以来历代盛衰教训的寻觅探索中。他的儿子司马康（字公休，时年十九岁），瞪着一双圆圆的、聪慧的眼睛，注视着父亲细瘦的身躯、稀疏的白发、霜染的胡须、清癯的面容和刚毅肃穆的神情，倾听着眼前几位史家们的滔滔议论，心里兴奋而又沉重。他知道，皇帝亲自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的这部巨制宏篇，就要在此处孕育，父亲一生一世的最大成功与最大失败，可能也就要从这里开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朝天章阁侍制司马池之子，时年五十二岁，时任翰林学士兼待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权知审官院之职。此人学识渊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不通晓，尤精历史。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举进士甲第，时年二十岁。在恩师宰相庞籍的提拔下，任华州判官，步入仕途。于此后的三十年间，他以“谏言除弊”、“立嗣之功”、“《通志》之绩”三项不凡的贡献，赢得了三朝皇帝的信任和朝臣的敬重。
他的“谏言除弊”是忧国之忠。在三十年间，他参奏上疏达三百余篇，内至宰执言行，外至边陲军务；上至帝王举止，下至灾情民忧；大至朝政缺失，小至官妃糜费凡有弊端，无不弹劾禀奏。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年），他针对皇上和朝臣沉浸于“百年之治”的盲目乐观，先于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抑赐赍、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不功、不食不用”等革新时弊的主张。并上呈《论燕饮状》，揭露皇帝的沉溺后宫，燕饮无度，赏赐滥溢。要求皇帝“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赍有节”发出了“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大患”的强劲呐喊。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他又上呈《进五规状》，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阐述自己的革新思想：
所谓“保业”，就是如何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他尖锐指出。“秦、隋因骄而亡，汉、唐因情而亡”、“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败一也”。他规劝皇上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
所谓“惜时”，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补敝。他认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他说：“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就来不及了。
所谓“远谋”，就是要在太平之时想到非常之时。他称：有的君主遇到天灾人祸，常常埋怨前人“将士之不选，士卒之不练，牧守之不良，仓库之不实”，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为长无可忧之事”。他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谓“勿责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样的鬼话、空话。
所谓“重微”，就是治国要防微杜渐。“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途；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潜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押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谓“务实”，乃治理国家要多办实事，少玩花招。他认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洁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才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治国安邦应当“先实而后文”、“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
司马君实对社会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至尊敲响了警钟。无怪宰执富弼曾说：“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功”是忧君之忠。仁宗嘉祐元年，皇上无嗣，储位空悬，他继谏官范镇之后，多次上疏奏请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应不测，保持朝廷稳定。他大胆建议：“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则全典宿卫尹京邑，亦足系天下之望。”并冒着被砍脑袋的危险，进宫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嗣。在仁宗病危之际，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促请宰执夜召赵曙进宫继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家王朝因争夺皇位而可能出现的内争。“立嗣之功”还在于：没有六年前的赵曙继位，哪能轮到今天的赵顼当皇帝啊！
他的“《通志》之绩”是忧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意欲删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战国，下达秦二世，进呈英宗皇帝，“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以资治道，确保万世之业。英宗欣赏其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