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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１２年他的诞生二百年纪念时，还有人对他表示了强烈地仇恨。
今天的资产阶级是不敢毫无顾忌地使用那些粗暴的手段了，而临着日益高涨的进步势力，他们必须采取狡猾的手段，必须使用种种方法来达到他们的反动的目的。
对他们说来，与其毁谤卢梭，倒不如试图利用卢梭著作中一切可作反动解释的地方，更为有利。
因此，那些大声疾呼反对进步，提倡开倒车的空想主义者们；那些一面实行危害劳动人民的政策，一面滔滔不绝地讲说社会正义的人们；那些自认为一切皆备于我，皆备于自己的良知，因而认为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人们；那些把整个社会都予以否定的人们；那些在工人阶级里面散布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们，都抬出卢梭来作为他们理论的根据。
当然，现在也有许多可敬的研究卢梭的人，他们很诚恳地在努力发掘卢梭思想的真正意义，但是他们的工作并不一定总能阐明问题。
天主教徒努力想把卢梭拉到他们那一面去；某些实证论者很有理由地对这一点深感不满，但他们竟想把卢梭说成是一个彻底的唯理论者，那也同样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的任务，在于使人们对卢梭的思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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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了解。要批评他的弱点并且对这些弱点加以说明，同时也要指出他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卢梭对祖国、对自由和对人民的热爱以及他对人民的剥削者的憎恨，都很卓越地表现在他的著作中。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的人民才以崇敬的心情怀念着这位哲学家让。雅克。他的著作是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主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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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论文”的发表
“我想那是１７５３年的事，第戎科学院发表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征文启事。我被这个意义深远的题目激动了，我很惊讶这个科学院竟敢提出这样一个题目。
好吧，既然它有勇气提出来，我也很可以有勇气来加以研究，于是我报名应征了。
“为了便于思考这个意义深远的题目，我到圣日尔曼去作了一次七八天之久的旅行我到树林深处去探索，我在那里发现了原始时代的形象，我在心里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的轮廓。我无情地驳斥了人间的无聊的谎言；我大胆地把人们因时间和事物的进展而变了样的天性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并把‘人所形成的人’和自然人加以比较，从所谓‘人的完善化’中，指出人类苦难的真正根源。我的灵魂，被这些卓绝的默想所激发，上升到神的境界。在那境界中，我看到我的同类在他们因固执成见而走入的迷途上，还继续朝着错误、灾难和罪恶的方向行进。我于是用一种他们所不能听见的微弱声音，向他们喊道：‘你们都是毫无道理的人，你们不断地埋怨自然，要知道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你们自己’。
“我这一篇‘论不平等’就是这样的默想的结果。
这篇论文比我所有的其他著作都更符合狄德罗的旨趣，而且他就这篇著作给我提供的意见，对我也最为有益。不过这篇东西，在全欧洲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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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找到很少数的读者能够理解，而这些读者中恐怕更没一个人愿意谈论它。这原是一篇为应征而写的文章，所以我把它寄给了科学院，但是我早就料到一定得不了奖，因为我深知科学院的奖金决不是为我这样的文章而设立的。“
卢梭就这样在他的“忏悔录”里①叙述了这篇论文是怎样写成的。他并没有猜错，１７５４年初，科学院把奖给了无名的达尔拜尔神父②。不久以后，卢梭得到了回日内瓦的机会。
他是１７５４年６月１日离开巴黎的。
这一著作的献辞已经起了草，他在路上完成了，并在结尾注上“６月１６日于商贝里”。
他本打算请求日内瓦政府许可他把这篇献辞呈献给他的祖国；后来他又放弃了那个计划，因为他怕遭到拒绝。结果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他就把献辞发表了。这篇献辞是献给国民议会的，也就是说献给全体公民的。在那个时候，官员和人民的关系很坏，这件事引起了官员们的猜疑。这篇献辞“只是给我在议会里招致了许多敌人，在资产阶级中引起不少人的嫉妒③”。
在日内瓦，卢梭结识了书商莱易，后来莱易成了卢梭著作的出版人。虽然卢梭的性情难以与人相处，莱易却成了他
①见“忏悔录”
，第８卷，第２３８页。
②以下一段摘录是这位得奖者的才华的样品：“我们应当这样设想：从创造者的手出来的人的本性，可以比做得了清洁的露水和温暖的阳光而开放的花朵，它的清新、灿烂和芬芳，同样使人迷恋人本是为了认识一切而生的，他会毫无错误地认识一切。他无须害怕黑暗，也无须害怕骗人的光明。他所看到的都是美好的、正确的东西；他的心灵和他的精神绝不发生矛盾。”
③见“忏悔录”
，第２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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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忠实的友人。莱易于１７５４年１０月收到了卢梭这篇论文的手稿后，便回到阿姆斯特丹。到了１７５５年４月，这篇论文就在阿姆斯特丹印出来了。
６月１９日莱易得到了马勒尔卜①的许可，把该书运入法国，８月中旬运到了巴黎１７００本，由书商毕梭发售。另外有２００本寄到了日内瓦。后来在１７５９和１７６２两年经莱易手这篇论文再版了两次。作者在世时，人们就已看到未经合法手续而译出的三种文字的译本②。
由这第二篇论文而掀起的论战没有象“论科学与艺术”
所掀起的论战的规模那么广泛。
“法国水星杂志”在１７５５年１０月号上发表了“日内瓦公民费洛波利斯（真名查理。庞奈）
的一封信“
，卢梭马上作了答复。
同年伏尔泰的著名的致谢卢梭赠书的信（１７５５年８月３０日写的）也发表了：“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了。”
卢梭对这一封信曾加以反驳，说他从来没有想使人返回到野蛮状态中去③。
①马勒尔卜（１７２１—１７９４年）
：路易十六时代的大臣。——译者注②本书出版不久就有了两种德文译本，１７５６年出版了一种英译本，１７６１年又出版了另一种英译本；还有俄文译本，是于１７０年出版的。
③后来在１７６７年，伏尔泰在他写的悲剧“西徐亚人”里对卢梭的论文又加以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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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渊源
卢梭的第一篇论文是讨论伦理问题的。第二篇论文则是一部关于政治学的著作，这篇论文一发表，卢梭便立刻被看作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了。这部书决不是偶然写成的，著者从１７４３年在威尼斯逗留的时候起，就已经计划要写一部巨大的论述政治制度的著作了。。。。。
“从那时起，我的眼界因为研究伦理学史而大大地展开了。
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什么政府是人们可能有的最好的政府’这一重大问题，我觉得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哪一种性质的政府才能使人民变成最道德的、最明智的、最富有学识的、最好的（最好二字应从广义方面去理解）人民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和另外一个问题很相近，尽管彼此并不相同，即：始终最能遵守法律的政府到底是哪一种性质的政府呢？
从这一问题中还可以产生‘法律又是什么呢’？
以及一系列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问题。“
①
这段文字很明显地指出，至少卢梭在未遇到都德特夫人以前，政治问题是他所思考的中心问题。这样看来，那时他一定已经读过关于政治学的古典著作了：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柏拉图的“共和国”
，他的思想受到这些著作很大的影响。在近代人的著作中，卢梭曾读过自然法学派格老秀斯和普芬道夫等人的论著。
①见“忏悔录”
，第９卷，第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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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德。格鲁特（即格老秀斯）在１６２５年发表了“战争与和平法”
，因此而享盛名。
格老秀斯的这部著作曾被德国人普芬道夫加以发挥。普芬道夫就是“自然法与国际法”巨著（共八卷）的作者，他于１６７３年又发表了一个简编：“人与公民的义务”。
这两位法学家的著作，已经在十八世纪初年由法国新教徒巴尔吴拉克译成法文。巴尔贝拉克为传布这两位法学家的学说，曾以很大的努力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明白通俗的解释，使它变得不太难懂，而且有的地方还作了修正。
最后，“自然法的原则”（１７４７年）和“政治法的原则”
（１７５１年）的作者日内瓦人布尔拉马基也曾把上述两位法学家的学说通俗化了，但没有加入任何新的东西。
自然法学派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摧毁了神权学说。这些新教徒们曾努力把国家从天主教的神学势力中拯救出来，因此他们的学说在十八世纪奉行新教的国家里，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所有这些新教徒们都想象着一种假定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活的人们，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为了要过渡到文明状态，人们订立了一个契约，或者自愿地，或者出于不得已（例如由于征服者的权利）
，都服从一个政治权威。在这种契约里，人们可以要求制定一些保障自由的条款，由此便产生了各项根本法。因此，主权的源泉就是人民；而主张神权学说的人们，则认为一切权力皆出于神。按照圣保罗的说法“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
至于主权的行使可以在两个极端之间（君主专制制度与全民的民主制度）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格老秀斯利普芬道夫是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代表，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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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至于巴尔贝拉克和布尔拉马基在十八世纪已经不再是君主专制主义者了；他们承认人民有抵抗暴政的权利。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成为民主主义者。正准备写“政治制度”一书的卢梭，读了他们的著作以后，一面采用了他们学说中的某些主要原则，同时却起而反对他们。在“社会契约论”里（第二卷，第二章）
，他谴责格老秀斯“剥夺了人民一切权利”
；他说格老秀斯本人和格老秀斯一派的学者，甚至连巴尔贝拉克在内都是被君主收买了的，因为“真理不是一条使人成名的途径，而人民既不会给他们公使或教授的职位，也不会给他们年金”
（同上书第二卷，第二章）。
由此可见，卢梭一方面是自然法学派的继承者，同时又是他们的敌人，因为他们不是民主主义者。
卢梭也读过霍布斯（１５８—１６７９年）的著作。霍布斯是一位深刻而有权威的思想家，在他写的“论公民”
（１６４２年）
和“利维坦”
（１６５１年）两书里，建立了一种关于君主专制制度的独特的理论。霍布斯从唯物论的前提出发，指出在自然状态中，“人对人象狼一样”
，而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家们，则继亚里士多德之后①，认为人生来是具有社会性的。
依照霍布斯的学说，为了避免长期战争状态的悲惨结果——死亡，人们相互间订立一个契约，根据这个契约，人们把统治他们的最高权力无条件地交给第三者（个人或团体）。
这样，国家就变成一个怪物，一个利维坦，拥有一切宗教和非宗教的权力；它不会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律
①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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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它的意志的表现。
霍布斯马上有了很多敌人：首先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们，因为他赋与这种制度以唯物的基础；其次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对者们，因为他替暴君政治作了辩护。但是“利维坦”一书在十七世纪中叶就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