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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29
谈谈恋爱，得得感冒
冯唐
我自从在协和医大念完八年之后弃医从商，每次见生人，都免不了被盘问，“你为什么不做医生了？多可惜啊”，就像我一个以色列同事在北京坐出租，每次都免不了被盘问，“你们和巴勒斯坦为什么老掐啊”。我的以色列同事有她的标准答案，二百字左右，一分钟背完。我也有我的，经过多次练习已经非常熟练：我的专业是妇科卵巢癌，由于卵巢深埋于妇女盆腔，卵巢癌发现时，多数已经是三期以上，五年存活率不到百分之五十。我觉得我很没用，无论我做什么，几十个病人还是缓慢而痛苦地死去。我决定弃医从商，如果一个公司业绩总是无法改善，我至少可以建议老板关门另开一个，如果我面对一个卵巢癌病人，我不能建议她这次先死，下辈子重新来过。多数人唏嘘一番，对这个答案表示满意，迷信科学的少数人较真，接着问，你难道对科学的进步这么没有信心，这么虚无？我的标准答案是：现代医学科学这么多年了，还没治愈感冒。
感冒仿佛爱情，如果上帝是个程序员，感冒和爱情应该被编在一个子程序里。感冒简单些，编程用了一百行，爱情复杂些，用了一万行。
感冒病毒到处存在，就像好姑娘满大街都是。人得感冒，不能怨社会，只能怨自己身体太弱，抵抗力低。人感到爱情，不能恨命薄，只能恨爹妈甩给你的基因太容易傻屄。
得了感冒，没有任何办法。所有感冒药只能缓解症状和/或骗你钱财，和对症治疗一点关系也没有。最好的治疗是卧床休息，让你的身体和病毒泡在一起，多喝白开水或者橙汁，七天之后，你如果不死，感冒自己就跑了。感到爱情，没有任何办法。血管里的激素嗷嗷作响，作用的受体又不在小鸡鸡，跑三千米、洗凉水澡也没用，蹭大树、喝大酒也没用，背《金刚经》、《矛盾论》也没用。最好的治疗是和让你感到爱情的姑娘上床，让你的身体和她泡在一起，多谈人生或者理想，七年之后，你如果不傻掉，爱情自己就跑了。曾经让你成为非人类的姑娘，长发剪短，仙气消散，凤凰变回母鸡，玫瑰变回菜花。
数年之前，我做完一台卵巢子宫全切除手术，回复呼机上的一个手机。是我一个上清华计算机系的高中同学，他在电话里说，他昨晚外边乱走，着凉了，要感冒。他现在正坐在他家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看，让他感到爱情的姑娘派她的哥哥搬走她的衣物和两个人巨大的婚纱照片，在搬家公司的卡车上，在照片里，他和她笑着，摇晃着。这个姑娘和他订婚七天之后反悔了，给他一封信，说她三天三夜无眠，还是决定舍去今生的安稳去追求虚无的爱情。
领取而今现在
冯唐
学生物的时候，教授讲，每个存在都是一个奇迹，所以我们要捍卫物种多样性。翻闲书，哲学家讲，幸福的严格定义是多态，所以隔壁班上女生的豆腐再好，我还是偶尔想起陈麻婆的豆腐，所以花瓶里的玫瑰花再好，我还是间或想起蒜蓉的西兰花。
于是我们期望改变，期望不一样。
摘下眼镜，戴上墨镜，眼里的姑娘漂亮了，整个世界变蓝了。塞上耳机，推土机、压路机的声音不见了，陈升在嚎叫：“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推开门，雪还没停，唯长安街一痕，景山一点，所有由现代城领导的“红配绿，赛狗屁”建筑，都被白色镇住。一觉儿醒来，窗户阴仄，雨疏风紧，想起年轻时候好多个不明白，其中包括一张脸能够长多少个包、一双脚能够走多远、一个姑娘能够想多久。还有，我们换电脑墙纸、屏幕保护。我们换手机图标、来电铃声。我们学英文、加入WTO。我们办奥运、修通了五环六环路。
但是，“不一样”再走一步是“太不一样”，是翻天覆地。
911的那天，北京时间的晚上，我在深州。从客户那边回到酒店，打开啤酒，打开电视，纽约世贸大楼在里面冒烟。第一反应是美国大片，《真实的谎言》续集，喝了一口啤酒，等着施瓦辛格撅着一身腱子肉出现。第二反应是邪教闹事，拦截了通信卫星，播放假想的世界末日。第三个反应是打我同事的手机，看我自己是不是工作过度，开始幻视幻听。
2003年的春天，北京没来沙尘暴，北京来了非典。
山非山，水非水，生活改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感觉北京金刀大马，马路老宽，小孩子可以象我小时候一样，在街头踢足球，在便道打羽毛球。十几年来，第一次重游北海，丁香还盛，杨柳还青，“仿膳”还是国营的、还号称慈禧爱吃、红烧驼掌还是一股脚丫子味儿。几年来，第一次接到婚前某女友的电话，问还好吗，问邮寄地址，说刚买到城里最后一箱N－95口罩，说放下电话就会用特快寄出。一年多来，老婆第一次主动下厨房，麻婆豆腐，蒜蓉西兰花，我问她会不会做香辣蟹、福寿螺。
山非山，水非水，工作改变。第一次从周一到周五不用穿西装。老板的目的不是放松下属，而是希望同志们一天一洗衣服，远离非典。第一次七点之前回家不感觉负疚。反正客户已经在家办公了，隔壁写字楼也被封了，我一个人急有什么用呢？七点回家，春夜方长，看老婆和玫瑰花，磕瓜子和新闻联播，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和《临床医学的诞生》。第一次，所有人都成了医学爱好者，讨论冠状病毒长得什么样，为什么激素有效，什么时候出现疫苗。第一次想，为什么要求经济每一年每个月都要增长呢？为什么要求自己每一周每一天都要向上呢？
山非山，水非水，观念改变。第一次，大家了解，自然要敬畏，个人卫生要注意，当众打喷嚏、随地吐痰、烂杀邪吃是罪大恶极的。第一次，大家知道，除了道琼斯、恒生指数、GDP，还有非典指数：多少新增、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还有一群穿白大衣的同志，踏着生死，每天干着十几个小时，领着很少的工资。第一次，大家明白，无论庶民公侯，说话做事都是要负责任的，没有报纸电视还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还有短信息，没有短信息还有人心。
2003年的五月底，坐在出租车上，三环东路又开始塞车了，街边的火锅馆子又基本上满了人。车上的收音机里，一个经济学家在发言：“非典的影响是短暂的、局部的、可逆转的。”手机上老总留言：明天穿西装，见客户，新项目启动。写信谢我的前女友，告诉她我没得非典，但人却被N－95糊得缺氧。问她为什么好久没有音信，她回了一句恶俗的台湾爱情诗：有时关切是问，有时关切是不问。这样水波不兴，你好我也好。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生活和工作终会照旧。希望观念的改变能留得长久些：敬天悯人，相信人心。
学医的时候，老师讲，人是要生老病死的，致病微生物是到处存在的。回家刻了颗阴文印，截朱敦儒的《西江月》：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2003/5/21
挣多少算够
冯唐
开始挣钱之后，不能再把父母家当食堂，不能睡到“自然醒”。于是常想，挣多少就算够了，可以把楼口的川菜馆子当一辈子的食堂，天天睡到大天亮。
先不考虑能挣多少。领导说，人有多大胆，田有多大产。村民说，要想富挖古墓，要想富扒铁路。然后村干部在村民的院墙上写标语：私造枪支是违法的，武装抗税可耻，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字色惨白，斗大。
“挣多少就算够了“可以分解成两个问题：挣钱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明确之后，量出为入，应该挣多少？
挣钱的目的可以简单概括成三种：一、为了近期衣食无忧，二、为了有生之年衣食无忧，三、为了金钱带来的成就感和权力感。
如果目的是前两种，需要进一步问的是：你要的是什么样的衣食无忧？穿老头衫、懒汉鞋，喝普通燕京啤酒，住大杂院，蹬自行车，想念胡同口四十出头的李寡妇，是一种衣食无忧。飞到意大利量身定制穿绣了自己名字缩写的衬衫，喝上好年份的波尔多红酒，住假前卫艺术家设计的水景豪宅，开兰勃基尼的跑车，想念穿红裙子的金喜善，是另一种衣食无忧。
即使现在选定了生活方式，还要能保证将来的想法和现在基本一致，才能保证计算基本准确。“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现在习惯鲍鱼，退休后不一定能习惯鲫鱼。还要考虑意外，天有不测风云，比如婚外恋、宫外孕等，所以计算要用风险系数调整。
如果是第三种目的，你希望呼风唤雨，管辖无数的人，每次上厕所用无数个马桶。你没救了，只有一条路走到黑，成社会精英，上富豪榜或是进班房。
生活方式确定，衣食住行，吃喝嫖赌，每年的花销基本可以算出，就算你活到75吧，然后用现金流折算法（DCF，Discounted Cash Flow）算到今天，算出该挣到的数。挣到这个数，你就该够了。挣到这个数后，按你预定的生活方式花，到75岁生日的时候，你不剩啥钱，也不欠啥钱，死神不找你，你就放煤气割手腕，确保预测准确，功德圆满。
在一个夏天的下午，我想起年轻时造的阴孽和未来医学可能的进展，我估计我应该比常遇春长寿，比如活到60。进而我又大概算了一下自己该挣多少。
生活上，太俭，我受不了。大昭寺的导游说，那个面目古怪的佛像生前是个苦行僧，十三年在一个山洞里修佛，喝水，不动，皮肤上长出绿毛来。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我不想当绿毛圣人，也不想太早死。太奢，我不敢，畏天怒。吃龙肝凤髓，可能得非典。请西施陪唱卡拉OK，我听不懂杭州土话。
我喜欢质量好的棉布和皮革。好棉布吸汗，好皮革摸上去舒服。自己一天比一天皮糙肉厚，十四、五的小姑娘又不让随便乱摸，所以好皮衣很重要。我喜欢吃肉吃辣，哪种都不贵。住的地方小点儿无所谓，过去上学时我们六个人睡了八年十平方米的宿舍。但是一定要靠近城市中心，挑起窗帘，就能感到物欲横流。对车不感兴趣，但是对通过开好车泡好看姑娘这件事并不反感，想过的最贵的车是BMW X5。我不需要金喜善，看金喜善觉得漂亮不是本事。我想象力丰富，金百万洗洗脸，我也能把她想象成金喜善。我喜欢各种奇巧电子物件，手机要能偷拍，PDA要能放电影带Wi－Fi，数码相机要一千一百万像素，用通用的光学镜头，隔一百五十米，能照出北海对岸练太极的老头的鼻毛。如此如此，再用现金流折算法算一下，大概需要一千来万。
我自己的下一个问题是：是撅着屁股使劲儿挣呢，还是调低对生活的预期？
“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身不比狐裘”，说这话的不知道是先贤还是阿Q。
2003/7/20
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冯唐
读书是每个人都可以喜欢的事情。有人先入道，有人后开始读，后来人自然就有对读书理论的需求：知道前辈们如何读书，省却好些弯路。前辈们也乐得提供：“好为人师”、“含饴课孙”和“饮食男女”一样的根植人心。但是，晚辈们要千万小心，擦亮眼睛，在笃信前辈们的结论之前，考量结论的语境和作者的心境。
五四以来，在读书理论里，最正统、最嚣张、最深入人心的就算 “不读中国古书论”了。
最正统。因为是由鲁迅首倡。一九二五年一月，《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篇目，鲁迅因此写了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短文。鲁迅的答案很短：“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是有个挺长的附注，附注里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当时讲的中国书，即指中国古书，这层意思，他又在一年后的《写在后面》和《古书与白话》等文章里反复阐明。
最嚣张。四人帮说批孔，破四旧，亲切地直呼孔丘为孔老二，暗示孔丘是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鸡鸡。书评大家曹聚仁明确提出“爱惜精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够出一本专辑。
最深入人心。懒人说，路上有狮子，这么难认的文字，不读中国古书当然好了。书店里有《中国可以说不》、《WTO手册》的民族意气和全民牛逼，有金庸、古龙的拳头，有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头。书店外有网吧卡拉OK，有茶楼酒吧，有发廊影院。信息时代了，事烦时窄，难做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做就当然不做了。
现在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