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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廊影院。信息时代了，事烦时窄，难做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做就当然不做了。
现在看来，没有比“不读中国古书论”更荒谬的了。
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是鲁迅。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单是他自1912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至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购书读书，每年日记都以一篇书账结束。从现在的人口构成看，能认全鲁迅书账上所有汉字的，百无一人，能了解一半书目内容的，千无一人，看过一半书目所涉书籍的，万无一人。简单地说，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对你说，歌寮夜总会无聊之极，小蛮腰小肥屁股无聊之极，你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另外，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一九二五年。那年月，中国上下，摆不稳一张书桌，“昔宋人议论未定，辽兵已渡河”，还是学些造船造炮，金融会计这类的西学，然后做起来富国强兵要紧。
曹聚仁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曹聚仁笃信颜李学派读书论。颜元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塨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曹聚仁的推理如下：颜李认为“开卷有害”，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都是中国古书，所以颜李认为应该不读中国古书。 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知行应该平衡。另外，曹聚仁把读古书看得太神圣了，一定要读真经，一定要从考证甚至考古入手，一定要懂古文家今文家宋学家汉学家的异同，才能读古书。简单的说，再大的美人也要大便，《诗经》里“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和崔健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后生小子，意淫古人，读断读通就好，摸着想象中的手心驰神荡就好，不必知道古人的界门纲目科属种。
无论是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还是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都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必然是经世济民的好手。简单地说，去美国读两年MBA不如恶补两年明史、清史，小白菜比小甜甜布莱妮可爱，廷议比课堂案例凌厉，明史清史比美国教科书讲中国的事情更通透。
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责无旁贷，是文字就应该是你的原材料，掌握之后煎炒烹炸，上至三代铭文，下至隔壁王寡妇叫床，不该避讳。撇开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狡猾可喜的文字，是渎职，是犯罪。不要言必谈五四时期的反叛，那是中国新文字的青春期，一定要杀死父亲才能知道自己姓什么。李锐讲：“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现在是该上上祖坟的时候了，检点一下，祖宗有什么好东西。
给不服气的人举一个例子，几十年来，有没有重新出现过类似纪录人类经验的中国文字：“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李白）”
2003/11/13
《万物生长》初版后记
冯唐
简单地说，这部小说是个失败。
本来想写出一个过程，但是只写出一种状态。本来想写出一个故事，但是只写出一段生活。本来想写出一个可爱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总体上沾沾自喜、自鸣得意，一副欠抽的样子。
成长（时间）是长期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在《万物生长》里，我尽力想描述一个成长过程，阐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我笔力有限，没能做到，我只表现出一种混沌状态，一个过程的横断面。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在《万物生长》所处生长环节之前和之后，再各写一部长度相近的小说，三种状态，三个横断面，或许能给人一个完整过程的感觉。
至于没写出一个完整故事和一个可爱人物，不全是笔力不逮。我在满足读者阅读期待和还原生活之间，徘徊许久，最后选择了后者。真实的生活中，多数的故事并不完整，多数没发育成熟的人物有各种各样混蛋的地方。即使造出来时间机器，重新过一遍充满遗憾的年少时光，不完整的故事还是不完整，混蛋的地方还要混蛋。所有的遗憾，一点不能改变。
对于描述长期困扰于心的东西，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描述过后，脓水流尽，得解脱，得大自在。另一种认为，描述之后，诊断清楚，这种困扰，水流云在，成了一辈子的心症。我无法评说那种观点更加正确。
如果你读完这本文字，回望或是展望自己的青春，感觉烦燥异常，感觉山非山、水非水，说明我的失败还不是彻底的失败，这本文字所做的努力，还有些存在的价值。
2000/1/31
《万物生长》再版序
冯唐
《万物生长》成书的过程很长。
“鸡头”开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当时刚念完八年的医学院，在七月的北京无聊地等着八月去美国体会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那个夏天很热，死了好些白毛老头和小脚老太太，我在呼啸的电风扇前，想，写个什么吧，写了就忘了，到美国就是一个新开始。
“猪肚”填在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新泽西一个古老的医疗仪器公司实习，替他们理顺全球投标流程，小组里最年轻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岁，公司的主要产品长期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莫妮卡大姐对我说了一句很国企的话：“你不要那么使劲干，否则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看新浪新闻，泡两个叫“新大陆”和“文艺复兴”的论坛。名字叫卡门的老板娘不懂中文，鼓励我：“仔细看，中国医疗耗材的潜在市场很大。”公司在新泽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区，好的意大利餐馆到处都是。唯一一个号称中餐的馆子，大厨和伙计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会，只会做酸辣汤和左公鸡，让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录像，也是越南人演的，里面的潘金莲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发。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便宜的小馆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没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无遮拦，对于当时的我，就是监狱。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躲在饭店里写《万物生长》。
“猫尾”收在亚特兰大，用的是二零零零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给当时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调》先生、师奶杀手、出版家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写完，我回到北京，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叫艾丹的，一个叫张弛的，和一个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家伙，在公认的北京酒鬼好汉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两瓶大二锅头，一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好事的勉强通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我于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和审批流程：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社长。每个环节，都可以毙掉一本书。二十几家走过的好处是，在这个小圈子里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编辑写信，说，“真遗憾，下本书，收敛些，我们一定合作。”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删改得尼姑不象尼姑，和尚不象和尚，封面为了掩人耳目，配合书名，做得好像教导群众如何施肥养花的科普读物。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象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 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有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腆着脸皮不知羞耻了吧？
过了两年，初版的《万物生长》已经断货。E书先生、少妇杀手、出版家熊灿好事，说有热情出全本，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这样长大。我想，害别的书商也是害，不如害个有热情的。唯一提了一个要求，再版，原作一个字不能删，该是尼姑的地方是尼姑，该是和尚的地方是和尚。
是为序。
2004/5/1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序
冯唐
从时间上说，这篇东西是《万物生长》的前传。从内容上说，与《万物生长》没有任何关系。之后会写一篇《万物生长》的后传，写一个从北京到美国，混不下去再从美国回到北京的庸俗爱情故事，题目暂定为《北京北京》。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
十七、八岁的男孩，斜背一个军挎，里面一叶菜刀。腰间挺挺的，中横一管阳物。一样的利器，捅进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血红。
那时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激素分泌正旺，脑子里又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上天下地，和飞禽走兽最接近。但是，这些灵动很快就被所谓的社会用大板砖拍了下去。双目圆睁、花枝招展，眼见着转瞬就败了。有了所谓社会经验的我，有一天跑到南京玩，偶然读到朱元璋写莫愁湖胜棋楼的对子：“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当下如五雷轰顶：我操，又被这帮老少王八蛋们给骗了，朱元璋的对子白话直译就是：控制好激素水平，小心安命，埋首任事，老老实实打架泡妞。朱元璋是混出名头的小流氓，聚众滋事，娶丑老婆，残杀兄弟，利用宗教，招招上路而且经验丰富，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道理。
那时候，在北京晃荡，最常见的一个汉字就是“拆”。刷在墙上，多数出自工头的手笔，白颜色的，平头平脑，字的周围有时候还有个圈、打个叉。 “拆”不是“破”，“拆”比“破”复杂些，不能简单地一刀捅进去，需要仔细。本来想抓来做书名，反映当时的活动和心情。但是书商嫌名字太平，而且也被一些现代艺术家反复使用。既不抓眼，又不原创，于是算了。
那时候，听崔健的歌，看他一身行头，象动不动就号称帮我打架的大哥。记得他有一句歌词，说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显示力量，“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就象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我感觉，改改，是个好的小说题目，决定拿过来用用。
2003/6/1
《欢喜》代序：差一点成了忧伤的仲永
冯唐
我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但是，当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写晚了。尽管我有小时候的八本日记，有二十三岁的时候写的一个两万字中篇小说，但是，我想那个姑娘的时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颤抖。王朔写《动物凶猛》的时候，也反复在正文里怀疑并否定自己记忆和叙述的真实性，以致息淹雄心，把一个长篇的好素材弄成个中篇，硬生生结了尾巴。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后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