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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生活 -海岩 著-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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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不知是让他享受了清静之福,还是煎熬了孤单之苦。他让自己的私人秘书将支票送还到仇慧敏处,他想把他和仇慧敏的关系,就这样一笔了清。往事不堪回首,前途迷茫无定。他的生活兴趣,和对未来的信心,似乎都在一个纠缠不清的关节,被郁闷的心情锁住。他的胸口,不知是心脏本体原有的毛病,还是被这心情压抑了功能,总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堵着,透不出半口长足的气息。
    这一周对优优的生死存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在这一周结束之后,法院发出公告,通知再次开庭。我和梅肖英及时通了电话,探问她对这次开庭的前景展望。根据梅肖英的分析,或者公诉方拿出新的证据被法庭确认,或者没有新的证据法庭宣告丁优无罪,总之这可能是丁优案一审的最后一次开庭。梅肖英大概从周月那边打听到一些消息,说公安局三天前拘留了优优的姐夫,但在拘留的当天又将他释放出去,具体详情周月也不太清楚,也许他完全清楚但碍于纪律不肯透露。梅肖英说,法庭这么快就重新开庭,肯定是公诉方拿到了新的证据,不然何不再拖些时光,犯不上这样匆匆忙忙。
    我从梅肖英的话中隐隐猜到,这个新的证据,八成与优优的姐夫有关。
    开庭那天凌信诚还未出院,我和小梅经过商量,没有将开庭一事告之于他。我又和周月约好一同前往法庭旁听,彼此都预感到此役凶多吉少。
    开庭后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猜想的完全一样,和梅肖英暗示的也完全一样。公诉人在二次开庭时并未重复上次那些被梅肖英刁难过的原有证据,他们掣出的杀手铜,正是优优的姐夫钱志富。钱志富在检察机关的安排下现身法庭,充当控方抛出的最大王牌。
    钱志富当庭作证:案发当天中午丁优匆匆来到已被查封的志富网吧,求钱志富开车带她去买离京外逃的车票。两人行至城东三元桥附近,丁优突然让他开车拐向桥西,桥西有一家汽车维修中心,丁优让汽车在那里停靠。她下车进去买了一桶汽车防冻液,出来后让钱志富打开汽车的后备箱盖,将新买的防冻液当即启封,从中倒出少量,装进一只倒空的矿泉水瓶。余下的大部分防冻液连同那只原装桶,就留在了钱志富汽车的后备箱中,说是送给姐夫随便使用。而那只盛了少量防冻液的矿泉水瓶,则放进她自己的挎包中,然后就让钱志富驱车带她直接去了凌信诚家。
    钱志富提供的这段情况在控方迄今为止的全部证据当中,是最有力量的一项举证。它几乎直接说明了被害人体内的乙二醇毒素,来源何处;直接证实了丁优购毒并携毒在案发前进入现场的完整过程。
    除了钱志富的证词之外,公诉人还请出公安机关主持此案侦办的刑警队长出庭作证。陈述了他们在取得钱志富的如上证词之后,对三元桥西的那家汽车维修中心的调查结果。结果证明:在案发当天,该汽车维修中心确实对外出售过汽车防冻液。
而钱志富的那辆由凌信诚借其使用的奥拓轿车,在公安机关对钱志富实施拘留措施之后的搜查中,确实从后备箱中搜出一桶已经开封的防冻液来。
    证据的条线渐渐收拢,渐渐形成一片清晰的网络,将丁优网在其中,将她投毒杀人的事实,勾勒得条块清楚。这场审判让我几乎失去呼吸地经历着整个繁复而又残酷的举证进程,它的残酷不是由各种证据链条牵引起来的罪恶之轮,不是由这些人证物证临摹出来的犯罪实景,而是,这个进程让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孩子,在人们的脑海中,一点一点地,幻化成一个食人血肉的白骨精;而是,它让我们确认了这不是一个不实的误会,不是一场假设的游戏,而是一个能够让人相信,却不能让人理喻的既成事实。
    尽管,梅肖英出于律师的义务,在质证和辩论中做了最大的努力。她义正辞严地追问钱志富是出于什么原因,事隔多日才说出丁优购买防冻液这样一个关键情节,隐隐道出对公安机关有逼供行为的怀疑。但钱志富的回答基本合理,至少连我都这么认为:他说丁优是他妻子的妹妹,是亲情关系使他当初三缄其口。但在公安机关将他拘留并在他车中搜出那桶防冻液之后,他再不交待便自身难保,再不交待便会被警察指控同谋,至少要被指控包庇。包庇也是犯罪,也要判刑。既然妻子的妹妹如此不仁向小孩投毒,也就怪不得他大义灭亲揭发检举。梅肖英对钱志富的解释无力反洁,但在法庭的最后辩论中她还是质疑了丁优投毒的现实可能——被告人根本接近不了孩子她是怎么将难喝的防冻液喂孩子吃下?就算有证据显示那桶防冻液是被告人买的,却没有证据能直接证明防冻液就是被告人亲手喂孩子吃的。但梅肖英的质疑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旁听者的感觉中,都不免有些强词夺理。
    法庭确认了我的感觉,在让优优再次进行最后陈述之后,就用果断的口气宣布休庭合议。优优似乎没有信心再为自己辩护,她几乎是自动放弃了最后陈述的机会。
她只是‘嘎咽着断断续续说了两句:“我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是我的亲人,我那么爱他们”之后,便泣不成声。场面十分沉重,大厅寂静无声,谁都听得出来,她在诅咒她的姐夫!
    法庭很快恢复开庭,至高无上的法官重新归位,审判长起立宣判:被告人丁优犯故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名成立。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旁听席上响起了欢呼声,那是陪同仇慧敏来的那些旁听者,他们簇拥着这位不幸的母亲,庆祝着他们最终获胜。仇慧敏和她身边的一位女友抱在一起,为她的孩子喜极而泣,同时也能看出她无比感伤。这时我注意到被告席上的优优,她满脸泪痕被法警带走,在走出审判大厅的一瞬摹然回头,目光向我身边的周月,投来无尽遗憾的一瞥。
    优优的大姐那天没来法庭旁听,听阿菊说她根本不知道法庭今天开庭。这一天她和往常一样在家煮药服药,还上街买了些新鲜菜果,给丈夫做了一顿常规的午饭。
大约就在她买菜做饭的时候,她的丈夫钱志富把她亲爱的小妹,送上了死路。

                 28
    我的小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
    这个结尾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部作品的主题立意和整体基础——我究竟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及最后的命运,究竟要向读者说明什么,昭示什么?
    我倾力描摹的这个女孩,曾以她健康阳光的外表感动过我;曾以她爽朗倔犟的个性感动过我;曾以她艰难困苦的经历感动过我;曾以她善良热情的天性感动过我。
最深刻的是,她的那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之恋,她把对一个男孩的暗恋如此长久地深藏于心,确确实实,感动过我!
    我曾为她始终不能实现她的向往而感到惋惜;为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和逆境感到焦虑;为她最终选择极端手段,寻求简单解脱,感到震惊。在两次庭审之后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不幸。我愈发感到像优优这样年轻的男孩女孩,内心都有一块我们永远无法探明的隐秘,他们的真实思想,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永远无法做出真切判断。他们下一分钟将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先知先觉。
    我把优优的结局,告诉了那位一直催我尽快完稿的电视剧制作商。他在喷喷叹惜的同时,压不住欣喜若狂。他说你好好写,快点写完,这片子拍出来肯定好卖!少女杀人,无论其心路历程还是案件的侦破过程,都天生具备了充分的可看性,足以和广大观众的好奇心强烈互动。
    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策划,以若干年前曾经热播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命案十三宗》为例,主张我的这部作品,一旦改编成剧,不防也照猫画虎,渲染些纪实风格,甚至索性向观众挑明该剧以真人真事作为背景,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情感实录”!因此当务之急,是趁故事的人物原型还活着的时候,抢拍一些真人镜头,以备今后片头片尾之用。
    制片商的这个策划并未等我同意,便迅速着手实施。那一天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说已经用某电视台的名义,商得监狱管理部门同意,明天就要到看守所去拍摄与优优谈话的实景。谈话的内容有两个策划,一个是请律师出面和她谈上诉的事情,话题必须涉及案情。另一个是请编剧——也就是我——对其进行狱中采访,以“临终关怀”的名义,让她谈些内心隐秘,最好能谈出点“千古恨”那一类的感慨,和当初“一失足”的思想动机。
    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想再次面对优优,不想再次面对这样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青春女孩,不想再次面对一个因毒杀幼儿而在我心中变得极其陌生的人物。我预想到这种面对将会令我的内心,逃不开无处发散的心寒和别扭,所以我做了推辞,建议制作商去找律师。但当天晚上制作商又打来电话,说律师对这个角色表示了拒绝,理由是上诉早已上诉,而且非常不巧,今天最高法院刚刚将上诉驳回,裁定维持原判。估计早则今晚,迟则明晨,原审法院便会将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定,送达本人。律师不愿在当事人自知死期已定的情况下,再与其真戏假作,将上诉一节重新表演一遍。所以制作商只好又来恳求于我,希望我明天亲自出马,在摄影机前与优优谈谈,他说这时候与优优交谈,唯我最佳人选。
    我只好答应。
    一来,我为了稿费必须服从这个商业计划;二来,我去也是为了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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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无论如何,优优曾经向我袒露过心扉,将她从不告人的隐秘,与我交流。
她最爱周月,但不能与他交流;她最亲大姐,但很少与大姐交流;她曾与凌信诚形同夫妻,但心中的这一块隐秘,也无法与之交流。所以制片商说的也确实没错,在优优死到临头之际,与她做最后交流的那个人,也许只能是我。最适合给予她一点感情安慰的人,最适合聆听她临终忏悔的人,也许只能是我。
    第二天一早,临时组建的一支摄制小组便开车来到我家,接我一起去了关押优优的监所。一审判决下达之后,优优从分局看守所移至了位于北京南城的一个更大的看守所中。由于经过事前联系,监管干部比较配合,特地为我们在监区内安排了一个较大的屋子,在我们布好灯光,架好机器之后,民警便把优优带过来了。
    优优目光憔悴,容貌却依然年轻。身上穿的囚服尺寸有些小了,身材的线条却无意间被勾勒得起伏动人。她在我的对面,隔了桌子坐下。当民警将她的一只脚腕,用铁链固于椅腿之时,她偷眼看了一下我身后的镜头,脸上露出些难为情的样子。
这细微的动作让我心中一震,想到人之将死,还这样顾及面子,可见羞耻之心,乃人之本性。
    谈话开始之前,我先做寒暄:“优优,你还好吗?”我的神态故意轻松,声调也处理得尽量随意:“身体好吗?这两天心情还行吗?”问完之后我才发觉这类寒暄与此时的优优,实际上是多么不够厚道的一个提问,大有哪把壶不开提哪把的傻气。
    好在优优仿佛比我坦然,言语表情并不上挂下连,她用颇为事务性的口吻答道:“这些天睡得不好,所以总觉得恶心,一恶心就吃不下东西。”
    “有没有去看看医生?”我问。
    “没有。”她说:“前两天没心情看。现在,看不看也无所谓了。”
    我停顿少顷,开始介入正式话题:“优优,今天有几个电视台的记者跟我一块儿过来看你,他们听了你对我说过的那些经历,都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也包括我在内,都对你和那个小孩之间后来发生的事情很不理解,甚至很不相信。所以,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随便聊聊,听听你的想法。我想,我和你,咱们之间也谈过好多次了。你把你的家庭、历史、你内心喜欢谁不喜欢谁,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过我,我应当有义务再听听你最后的想法,对你的一生,做一个完整真实的记录,你说好吗?”
    优优点点头,并且,还微微笑了一下,但那笑容如同昙花一现,短促得接近于无。她在点头之后,又精神枯萎地摇了摇头,声音也显得毫无生气。
    “昨天这里的队长跟我说了,其实我真的不想再谈什么了。大家都是听他们的,我说什么,又有谁听。现在我再说,又有什么用。我说我没杀乖乖,你们信么?”
    我语迟片刻,难以回答。信与不信似乎都不宜讨论。我换个问法,把差点走僵的场面,调转开去。
    “你现在最想什么,想你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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