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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法制问题的讨论十分重要。报告人是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在图鲁汉斯克流放的索尔茨，他指出，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迫切感到改善我国经济比建立革命法制更重要”。而现在，索尔茨明确地说：“所有党员、所有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人都应当明白，我们的各种法律也在确立和巩固我们想实现和巩固的建设事业，破坏我们的法律就是破坏这一建设事业。”紒紣矠只是很遗憾，这些写进了代表会议决议的正确思想大约１０年之后将被忘得一干二净。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以后不几天，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分出专门一节，题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他再次辛辣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列举了托洛茨基的许多著作，嘲笑（已是多少次了！）他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慷慨激昂、满怀信心地向党的积极分子们阐明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实质，但同时已开始出现了强调自己在党内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的最初迹象。例如，他不再保持谦虚，认为可以大段地引用自己的话了。斯大林陈述着（暂时地！）基本正确的论点，逐渐使党相信，他具有掌握真理的特殊权利。
斯大林不仅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在报刊上，而且在极其少有的会见工人的场合，都试图验证一下自己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理解。斯大林的助手托夫斯图哈记下了总书记１９２７年３月１日在斯大林十月铁路修配厂发表的一次讲话。
工人们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不大熟悉的人。斯大林扫视了一下几百张脸，合着讲话的节拍挥动着手臂，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们不靠外来援助，正在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其他国家是如何走过这条道路的呢？
英国用了整整２００年靠掠夺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工业。我们根本不可能走这条道路。
德国从战败的法国勒索了５０亿法郎。但这种掠夺战败国的道路对我们也不合适。我们的事业是和平政策。
还有第三条道路，即俄国沙皇政府所走的道路。这就是举借外债和签订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奴役性条约的道路。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
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靠自己积累的道路。这里不能没有错误，我们将会有缺点。但是，我们建设的大厦是如此巨大，以致使这些错误、这些缺点归根结底没有重大意义。紒紤矠
第二天，《工人莫斯科报》作了报道：“掌声像炒爆豆一般。一个身穿草绿色军服、手握烟斗、脚穿磨歪了后跟的皮靴的人站到了台前。‘斯大林万岁！联共（布）中央万岁！’人们给斯大林递上一些字条，他不时捻捻黑色的胡须，全神贯注地研究着字条。大厅里静下来了，斯大林，这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修配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开始了他同工人的谈话”顺便指出，这是十分罕见的。斯大林更喜欢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在中央全会上演说。后来，他在人民面前“露面”就更少了——神秘莫测的领袖总是引起许多传闻。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初步成就的条件下进行的。１９２５年农业方面已经达到而且许多指标已超过战前水平。例如，农产品总量超过战前水平的１１２％。这个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作为城乡结合的新经济政策开始结果了。曾有五年多完全处于崩溃状态的工业生产，达到战前的３／４。出现了第一批新建筑物，这首先是发电站。而外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曾预言，至少需要１５至２０年才能达到战前水平！扫盲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学校网扩大，特别是在各民族共和国。在建立全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国家文教工作的重要决定。俄罗斯科学院改组为苏联科学院。那时就已经出版了像弗·伊·维尔纳茨基、尼·伊·瓦维洛夫、瓦·罗·威廉斯、尼·德·泽林斯基、伊·米·古布金、米·尼·波克罗夫斯基、阿·费·约费、阿·叶·费斯曼以及其他许多苏联科学先驱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红军顺利地转入和平状态，同时实行军事改革。特别是在１９２５年１月中央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陆海军人民委员职务、任命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为陆海军人民委员之后，这一工作进展尤为迅速。
看来，值得提一下这次全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走出了出人意料的一着棋。加米涅夫提议斯大林接替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对于此举可以有各种看法。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斯大林的影响在不可遏制地增长，决定把他推上荣誉的负责位置，以便他们能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重新“提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也可能，这两驾政治马车想通过这一步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彻底排除托洛茨基和打击斯大林。但是可惜，如果说托洛茨基充当了“双雕”之一，那么斯大林是不会同意充当这一角色的。总书记当众流露出对加米涅夫这个建议的惊奇和不满情绪，这一点许多中央委员在会上都觉察出来了。加米涅夫的“倡议”遭到了多数的否决。
问题是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决定的——他称病不参加会议。在斗争的最关键时刻这位政治家走了几着极其失策的棋，从而减轻了斯大林“各个击破敌人”的任务。总的来说，这次全会对斯大林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托洛茨基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全会实质上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失去了支持。在“玩弄计谋”方面，总书记做到了他的反对者没能做到的事：一箭双雕，不，是削弱了托洛茨基和一对老二重唱者。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的有影响的三驾马车实质上分裂了——总书记用不着它了。
全国都在为迎接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这次大会将成为选择国民经济工业化途径的关键时刻。但到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当代表大会已经举行的时候，还很难相信报上写的东西将会实现。第聂伯河水平静地流着，暂时还没有被大坝截住；在土西铁路延伸的地方，沙暴卷着铺天盖地的黄沙横行肆虐；在未来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厂址上还是一片空地；谁也没想到，经过了一个五年计划，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高炉就在古老的山脚下拔地而起；谁能想到，火箭的发明者加快了宇宙飞行纪元的来临——３０年代初，苏联的第一枚“ГИРД－Х”号火箭发射成功
的确，形势在逐渐好转。新经济政策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历史性的成功机会。实质上，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初级模型，它有助于在新的条件下保持进取的动力。新经济政策使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工业接近战前水平。具有远见的人们把全俄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不单看作是全国电气化的途径，而且看作是把社会主义经济提到新的政治制度高度的方法。但这仅仅是开始，还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
工业托拉斯开始按照商业原则经营，自行定价，出现了倾斜。例如，为买一块肥皂、一俄尺印花布、一桶煤油，农民要比１９１３年多卖２—３倍的粮食。不满情绪逐渐增长。这是一个警报信号。发展租让企业的希望落空了：预期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的借款未能得到，而对外贸易额还不及战前水平的一半。向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失业者有１５０万。每两个成人中就有一个目不识丁。没有钱买机床和机器。几乎没有新的大型建筑。但是，留心报纸的人们感到：国家正处于巨变前夕。看来，年轻的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为了在这个复杂危险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加快速度。可是如何加速？靠什么加速？
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4）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斯大林，这首先是因为由总书记作的政治报告在代表们的工作中占了主要地位。代表大会批准了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可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决议。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总之，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这里指的不是最终胜利）。”代表大会宣布向工业化过渡，认为这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任务。代表们意识到，这一方针要求作出特别努力和牺牲。会上提出了速度问题。很多人，其中包括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都不十分清楚。
除了审议主要的经济性问题外，对“新反对派”的斗争问题也再次成为大会工作的中心。大家知道，反对派的主要力量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正是他代表反对派作了副报告。但大会对他的讲话反应冷淡。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的论据软弱无力，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不无根据地警告党的官僚化危险。他们认为，这种危险已经开始产生。然而，为了给代表们留下应有的印象，他们的发言带有过多的个人特点。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加米涅夫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直截了当地说，他“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胜任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的角色”。但是，当加米涅夫说出这句话时，大多数代表开始一字一顿地喊道：“斯大林！斯大林！”实际上形成了对总书记的欢呼。斯大林感到，他不停地重复的“捍卫列宁主义”的路线，得到了全党愈来愈大的支持。总书记赢得声望的“秘密”就在于他拥有“捍卫列宁主义”和解释列宁主义的垄断权，加上许多党员的政治素养不高斯大林的威信不知不觉地逐渐扩及全党。我想，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有下述情况：从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一直以“集体领导”的名义行事，为实现群众最易理解的列宁遗嘱而斗争，这就是恢复国家的经济、发展合作社、活跃商业、普及文化。
斯大林似乎一次也没有“倒向”某个反对派。所以形成这种印象，是因为斯大林把自己的任何步骤、决定、批评、建议全都冒充为列宁的！尽管对斯大林的实际活动的分析证明，他犯过不少各种各样的错误，经常是一会儿支持这个集团，一会儿支持那个集团，但是他善于比其他人更快地“修正”自己的立场。斯大林最善于在口头上把自己的路线、政策同列宁的等同起来。这也是（再强调一次）斯大林得到全党支持的秘密之一。当然，在许多（但不是全部！）问题上斯大林确实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可是愈往后愈明显，他，斯大林，对这些思想的看法愈来愈具有独裁性。许多布尔什维克常常把党的方针、中央的工作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由于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公认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斯大林就成了取得第一批国民经济成就和实现党的统一以及靠粮食税来实现农业振兴的方针的代表者。大部分代表都清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引人注意的托洛茨基向中央及其方针全力发动进攻，首先是出于自己争夺领袖地位的野心。但是反对派彻底失败了。
党内斗争的下一个阶段表现在组织问题上。联共（布）（党现在开始用这个名称）中央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召回了季诺维也夫，不久，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倡议，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