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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如下的一些理论著作，像《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３年）、《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８年）、《关于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１９２３年）以及其他著作，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斯大林很快感觉到，他根本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自己的东西，使其在伟大学说中成为真正的新成就。他越来越相信，列宁的天才已预见到很多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已把遥远前方的帷幕揭开。斯大林无论在哪方面下多大力气，他都会发现，远在前方已有领袖的踪影。总书记的思想甚至不能接近天才的思想。
激烈的内讧不断地摇撼着党，这在客观上要求斯大林最广泛地去宣传列宁的遗著，宣传他的思想和结论。因此他产生一个想法：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进行短期的讲课，题目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逝世不久这门课就讲完了。１９２４年４月和５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讲稿。也许就是这篇讲稿使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被公认为“理论家”的。
不仅基本群众即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工人阶级和党员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常常出现学习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要求。只有极其通俗、易懂、清楚、简单，才能使他们理解列宁的思想。斯大林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所准备的。他那种“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是再有用不过的了。电文一样简短的句子，没有任何费解的名词。不深奥，但是清楚，非常清楚讲稿发表以后很受欢迎，被宣传员、鼓动员广泛用来消除人民群众的政治上的无知。后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论列宁主义基础》被奉为经典，被斯大林的热心的宣传员们变成了教条引文集。他的著作简直就像是引文的拼凑，如果从他的集子中去掉引文，有些著作就会只剩下标点符号了。但还是一版接一版地出
在斯大林的这些著作中有不少论点，千百万苏联人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些论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总书记在解释列宁的思想时，把其中的许多东西根本改变了。例如，在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时，他实际上把重点只放在强制的一面，而完全“排除了”民主的内容。在今天，当我们读到斯大林的《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一著作而又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时，不能不浑身颤抖。
文集在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编辑们没有斯大林的许可不敢作丝毫的改动和更正。因此，比如在阅读１９４５年第１１版《列宁主义问题》这本文集时，你会遇到一些使你惊慌失措的地方。斯大林在争辩，在谩骂、批评、污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索凌、斯卢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就像是这些人还都活着一样，如说“让我们来听听拉狄克说什么”，“托洛茨基已经说了两年”，“加米涅夫所指的是”，“那么季诺维也夫怎么讲的呢？”，“这些事实季诺维也夫是知道的”，“布哈林又在说”当然，我们知道，斯大林的这些著作是在这些人像千百万其他的人一样还活着的时候写的。但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斯大林却依然继续同被他下令处死和消灭的论敌争辩。斯大林所提出的论据，现在已是在同亡故者的影子交战，这些论据不单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污辱性。尽管书里面不断用黑体字印出“掌声转为欢呼声”、“掌声雷动”、“全体起立，向亲爱的领袖致敬”、“震耳欲聋的乌拉声！”——这就是有过的事，——现在却让人感觉到这本书本身就是从一场噩梦中来的。把自己的论敌消灭掉并且继续嘲弄死去的人，只有完全违背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的人才能干得出来。因此，甚至在斯大林的那些粗浅的通俗读物中见到的正确的论断，也不能不令人觉得是对死者进行的污辱。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2）
在斯大林准备用于讲课和以后用于发表的讲稿中，他还没有完全成为思想偏见的俘虏，这种思想偏见是他后来加紧培育起来的。比如说，不可能设想斯大林会在生命的末期写出他在１９２４年所写的论列宁的领导作风那样的东西。在２０年代中期，他能够正确地断言，列宁主义的作风就在于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他写道：“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紓紝矠我想，如有谁在较晚一些时期公开说出斯大林如下这样一些话，像“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紓紞矠，那么他就不得不对此痛苦地感到惋惜。在２０年代，斯大林的思想虽然不够奔放和缺少光彩，但总还没有完全被好斗的教条主义紧紧地箍住。
在这里，正好可以谈一谈斯大林的知识结构，虽然这个问题我还要回过头来再说。这种结构是在宗教教条的哺育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有选择地阅读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的影响下形成的。可以断言，特别可以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著名的”第四章断言，斯大林到底也没有弄清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关系、客观和主观的相互联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质。他说，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铁定的必然性所确定了的，这种论断就显然像是宿命论了，如他说：“社会主义制度是紧跟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就像白天紧跟着黑夜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航船上的罗盘，航船一定会驶到彼岸，但有了罗盘行驶得会更快。斯大林嘲笑那些听从“理性要求”和“公共道德”的人，而歌颂同暴力搅和在一起的庸俗唯物主义。他自然会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紓紟矠他的论据，永远让人听起来要么像是肯定的断言，要么像是判决。
《简明教程》中阐述的全部历史，就是一些人一连串的胜利和另一些人一连串的失败，失败者是间谍、两面派、敌人和罪犯。斯大林把一切都放在公式的框框之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应当像他所阐发的理论那样。这恰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谈到过的那种情况：这种态度会把思想导至“不符合实际的认识”。幸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命运最终没有被斯大林所支配。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一切发生的事都是合理的：各国共产党的成长，这是肯定的；右倾的被粉碎，这是无疑的；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这是自然的，等等。创造性、意志、幻想、思想上的果敢——这些在这一章里是根本没有地盘的。
斯大林的才智做了公式的俘虏。请大家自己作出判断：辩证法的３个基本特征，反对派集团发展的４个阶段，唯物主义的３个基本特征，红军的３个特点，机会主义的３个基本来源，等等。不错，为了教学目的这也许是不坏的。然而，对整个理论进行“清点”，然后把它归结为几个特征和特点、几个阶段和时期，这就会使社会科学变得贫乏，使世界观变为教条主义的世界观。
从某个时期以来，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开始出现宗教仪式的因素。在他的思维中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色彩、转变过程、保留条件、新颖的思想和出奇的东西。“领袖”的思想只能有一种解释：凡是出自他笔下的东西，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发展。他的每一句名言都是纲领。凡是不符合他的提法的东西，都是可疑的，甚至是敌对的。庸俗化、简单化、公式化、片面性、武断性，使斯大林的观点带有一种原始的正统的性质。完全有理由断定，斯大林对自己所说的话的“英明性”是没有怀疑过的。得出这种结论的一个证明是，他喜欢引用自己的话。尽管如此，斯大林的才智看来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特点，那就是务实性。总书记企图把每一个理论原则（常常是极其机械地）同社会实践的具体的要求和需求联系起来。我要立即声明，并不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著作都具有这种具体实践的目的性。但是，我要再次强调，斯大林的这种目的性并不是辩证的。机械论，即行动的机械性，常常有些像宿命论，往往使斯大林的著作带有漫画式的性质。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说：“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齐声赞同，鼓掌。）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很愉快，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紓紡矠对这种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根源的“论据”，用不着作什么补充说明。这种庸俗和肤浅的东西长期地向人们的意识中灌输，我们有时还不清楚，这种“搞乱”人们思想的做法究竟带来了多么严重、多么长久的后果。
２０年代，在选择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方法时，党的领导者们也在积极开展理论工作。在《真理报》上，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经常刊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加里宁、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党的其他活动家的文章，他们想观察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和前景。其中一些人在发表自己的著作方面是颇有成绩的。比如，托洛茨基在革命后的十年当中出版了２１卷书。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４日《真理报》报道，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开始出版季诺维也夫的２２卷本的文集。文集出版委员会把这部文集评价为一种“工人百科全书”。《真理报》还报道了《十月革命：列宁、布哈林、斯大林文选》一书的出版消息。在这期间，布哈林所写的材料出版得特别多，如《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
斯大林也“不甘落后”。但是，他在２０年代发表的大部分文章，与其说是普及列宁主义，不如说是同各种集团、反对派以及各种派别的领导人进行论战。在这方面斯大林感到自己如鱼得水。看来，由于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由于对自己昨天的同伴进行坚决的厉声的批评，他才成为了一位“理论家”。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书中提到，斯大林是靠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才成为“理论家”的。在论战中，在无数次的搏斗和“揭露”中磨炼了斯大林的思想。他在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都是很强硬的、坚决的，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调和的，虽然斯大林有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作了一些宽容的“松动”。例如，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１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措施》的报告。这些“缓和措施”归结为五点最后通牒，反对派的首领如果想留在中央，就必须接受这五点要求。紓紣矠
在与思想上的论敌进行论战时，斯大林完全变了样子：他开始善于雄辩，并使用了尖锐的语言，有时还带有个人侮辱的性质。斯大林常常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说对方是“饶舌者”、“造谣者”、“糊涂虫”、“不学无术”、“夸夸其谈”、“应声虫”。总书记在为党的统一、反对派别活动、争取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到一个粗暴的但不调和的战士的名声，他对此甚至感到自豪。我们记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时，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仿佛是要把粗暴的权利作为总书记的标志攫为己有，他在代表们一片赞同的笑声中说：“是的，同志们，我是一个直率而粗暴的人，这是事实，我并不否认这一点。”
我重复说一遍，这种“直率而粗暴”简直常常带有侮辱人的性质。波克罗夫斯基曾试图弄清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的立场，总书记在给他的回信中一开头便称这位律师是“自命不凡的无耻之徒”。在回信的末尾也用的是同样的调子，他写道：“你对于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是一窍不通的，简直是一窍不通的，紓紤矠结论是：需要具备不学无术者的厚颜无耻和鼠目寸光的见风使舵者的自满自足，才能肆无忌惮地把事情搞到头脚颠倒的地步”斯大林就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