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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智力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特别是积极地、创造性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力。斯大林的头脑对世界、现实的反映当然不是明净如镜的、直观的反映，而是有目的性的、“有选择的”反映，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斯大林根据政治观点、自己的“指示”和“命令”的阶级性来研究、分析所有社会过程。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他对哲学家们的讲话。斯大林作完报告回答问题时，就已经想好了：必须将自己的指示用特别决议的形式迫使这些哲学家们接受。下一个月，中央果然通过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专门决议。联合在出版物周围的德波林的拥护者们被说成“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集团”。
斯大林的头脑、他的思维可以说逐渐具有一种“命令”性质。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头脑不会因“磨损”而衰老，只会因思想懒惰、不努力工作而“生锈”。这完全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
这个人把上帝的理智给予了我们，
不是为了让它白白地发霉。
А·Π·巴拉绍夫对我讲，斯大林每天要处理大量工作：报告、情报、各种材料、电报、密码电报、信件，几乎在每个文件上都要写下批示和指示，简洁地表达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往往被看作是最后决定。每天读完厚厚的一叠写给他的信件，匆匆写完言简意赅的批语：“请代为致谢”、“请帮助某人”、“简直是胡说八道”，他经常从信件中拣出一二封信来作详细答复。
例如，列宁格勒什内尔的信。老布尔什维克询问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询问政治局里有无各种倾向
斯大林从大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工工整整地写道：
什内尔同志！
我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右倾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力量。“左的”倾向否认在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他们决心以和农民决裂为代价来实行其幻想的工业化计划。
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也没有左倾。
致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７日純紞矠
又如３０年代的一个文件。在斯达汉诺夫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他和格兰特向政府提出关于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每六天脱产一至二天参加“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的问题。许多人支持这项建议，认为这是革命化的新建议。这都在各报上发表了。
斯大林审阅了文件，简短地写道：
致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此事并不重要。
约·斯大林純紟矠
在斯大林的智力中，很难看出他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他总是根据现成的公式、教条、公设、固定的概念来做事情。同时，斯大林也能进行直觉思维，当作出一些结论和决定时，他好像是在跨越几个认识阶段、阶梯。在这种情况下，看不出思想的“过程”，只突出地表现了思维的结果、结论、推测、猜疑。在直觉思维过程中，智力似乎越过了逻辑推理，一下子“得出了”结果、概要。当然，毫无根据的猜疑常常是由于意识中缺少某些道德成分所造成的。斯大林正是这样。他能够看着自己任何一个战友说：“你为什么总躲避我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过分的多疑主要不是直觉思维的表现，因为斯大林的推测没有现实根据，而是观点有严重缺陷的表现：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
还应该指出斯大林智力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其肖像中占据非常突出的位置。我们知道，知识使人成为内行，感情使人高尚。意志则能使信念、智力构思具体体现在行动中。意志就如同大脑的“筋肉”，这是智力的动力。在生活中常见的是，自己软弱就如同别人有力量一样可怕。坚强的意志会使智力变得积极、活跃、有目的性。一般说来，军事长官、统帅都具有这种智力。正是这些人最先指出斯大林具有非凡的智力，这不是偶然的。
我将用单独的一章来描写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但现在评价他的智力时，我只是从苏联杰出的统帅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许多战争期间同斯大林共同工作过的人那里引一些证据。朱可夫元帅指出，斯大林具有“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天生的分析头脑、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记忆力”。接着，这位最著名的苏联统帅写道，斯大林“读了许多书，是一位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他具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善于迅速抓住问题的实质，因此他才能在一天中审阅和掌握那样多的各种材料这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做到他具有坚强的意志、不外露但爱冲动的性格。在通常情况下他很冷静，通情达理，有时又突然大发雷霆。这时，他往往缺乏客观性，他的眼睛在不停地变化，脸色越来越苍白，目光变得严厉可怕”。純紡矠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谈到斯大林的许多性格特点时，特别强调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我没碰到过有谁像他那样记得那么多事情。斯大林不仅知道所有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这就有１００多人），而且还知道一些军、师的指挥员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都能记住战略后备力量的组成，能够随时说出某个编制”。純紣矠
再谈一个反映斯大林智力特点的例证，这是丘吉尔提供的。英国首相写道，当我讲完“胜利”计划时，斯大林却立即指出了这一计划的战略长处。“这个很好的声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表明，俄国独裁者迅速彻底地掌握了一个对他来说是新鲜的问题。在生命力很强的人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在几分钟之内理解我们用几个月时间研讨出来的方案。他闪电般地对一切都作了自己的评价。”純紤矠
我引用了几个在战争期间同斯大林经常接触的人的证明。他们的论断能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个人的智力特点。很难否定斯大林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坚定的目的性和坚强的意志。我想，不仅是偶然的机会和各种情况的巧合使他在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年代成了列宁的战友。需要强调的是，斯大林一般都能够在特别需要的时候表现出他那些最强的特点——意志和目的性。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些特点才能在当时被发现；也许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本人才相信自己；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做的事情，他都做到了。但有一点要补充的是，当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写斯大林时，很多内幕他们还不知道，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很多事当时还不能讲。
我还想请大家注意斯大林智力中的另一个特点：他没有掌握作出长期预测的能力。对于尚未认识、尚不了解的东西，他的认识是有限的。这一点党内同志早就觉察到了。２０年代中期，联共（布）图拉州委会书记伊万·卡巴诺夫（后被镇压）有一次说：“斯大林当然是一个伟大的人、非常聪明的人、杰出的组织家，但他的头脑是不擅长分析的，是公式化的。他能够出色地分析过去的问题，因为这对大家都是清楚的。但他却不能对前途作出预测。他还不习惯这样做。”这种观察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正确的。
斯大林的智力在很多方面是非凡的，但绝不是“天才的”，甚至也不是“杰出的”，在估计本人的潜力时，他的智力缺少合理的“制动器”。斯大林对几乎所有知识领域都可以武断地进行评价，从政治经济学到语言学，可以教训电影和农业方面的专家，可以在军事和历史学领域作出决定性的结论。这些多方面的议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浮浅，可是它们立即被那些歌功颂德者吹捧成最重大的发现。
举这样一个例子。众所周知，根据一些为追求虚荣不惜破坏古物的建筑学家的建议，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推荐的建造苏维埃宫（根据１９２２年通过的决议）的地点，恰好是著名的大基督教堂所在地。斯大林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方案。他的智力缺陷在这个事实中表现得最充分：总书记无法估计俄罗斯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早在向斯大林报告之前，建筑学会就曾在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了苏维埃宫的建设地点。当时提出三块地方：中国城、猎人市场和矗立着俄罗斯引以为骄傲的宏伟的大基督教堂的地方。参加投票表决的有建设局局长克留柯夫、约凡、克拉辛、拉甫罗夫、波波夫、别谢达、克鲁季科夫、莫尔德维诺夫、奥尔洛夫，以及应邀的舒谢夫、柳德维克、巴尔辛、波扎尔利茨基（文件中没有这些人的全称）。靠人民的捐献建造了这个基督教堂，可是他们谁也没想到问问人民。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这座用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建造起来的教堂被毁掉了。当响起爆炸声时，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工作的斯大林颤抖了一下。他不安地问助手：
“这是什么声音？哪里在爆炸？”
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4）
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说，根据您批准的关于确定苏维埃宫建设地点的七月决议，现在正在拆除基督教堂。斯大林放心了。在持续一小时的爆破时间里他再也没有理会这件事，又专心地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集体化进程的报告。斯大林未必知道，这个民族圣地是人民用自己的钱建造的。参加教堂内部装修和雕塑的有韦列夏金、马科夫斯基、苏里科夫、普里亚尼什尼科夫、克洛特、拉马扎诺夫以及其他赫赫有名的大师。由于无神论和建筑方面的考虑，这座永久性的教堂被拆除了。记载着教堂被炸的罕见的、绝无仅有的镜头，反映了心灵上的伤痛。看了电影，使我们又想起了１９３１年那个寒冷的１２月。炸掉的不仅是一座教堂，炸掉的是文化，炸掉的是过去。在过去的东西中，斯大林珍惜的只是那些在目前能够肯定他的东西。
被批准的大厦建设方案的作者，建筑学院士Б·约凡是这样描述准备拆除的教堂外貌和斯大林的意见的：“１９３１年，基督教堂还矗立在莫斯科河畔一个宽阔的广场中央。它庞大、笨重，镀金的顶部闪烁着光辉，既像圆柱形大甜面包，又像俄罗斯茶炉，那公式化的、冷漠的、死气沉沉的建筑风格压迫着它周围的房屋和人们的意识，代表着俄国无能的专制制度和它的‘上层’建筑师们，是他们建造了这个地主—商人的神庙无产阶级革命勇敢地向这座象征着旧莫斯科王公贵族势力和情趣的笨拙的建筑物举起了手。”院士还兴致勃勃地描述了斯大林对大厦模型方案提出的“天才意见”。他“大胆”建议大厦高度超过４００米。斯大林建议建筑物顶部的列宁塑像高达１００米。总之，贪大求全始终是总书记的天性：大礼堂——一定要有２１０００个座位。主席团的位置为什么这么低？要知道领袖要坐在那里的！高些，再高些！不要装吊灯：要靠反射光照明。大厦的主要格调应该反映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誓言的六个部分斯大林明确示意，这不是普通的苏维埃宫，这是一座使他这个领袖永世流芳的宫殿。这座宏伟的公共建筑要表现出“亿万人民的苏维埃民主制度取得胜利的思想”。純紥矠
“民主”，在这种民主下，大厦的轮廓、饰面、灯光、圆柱的高度、雕塑群的内容、镶嵌图案、比例以及其他专业化很强的问题，都要由一个人决定，他认为凭着自己的“天才”，对建筑领域的问题作决定性的结论是正常现象。
每当谈到历史、文化、艺术时，政治总是第一位的。由于智力方面严重的实用主义，斯大林不能把具体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珍品同永恒、时代、时间加以对照。例如，赫鲁晓夫在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会上声明：“我们在改造莫斯科时，不应害怕砍掉树木、拆除教堂或某个寺庙。”純紦矠他的这个声明得到了斯大林的默许。他的智力只能把文化珍品看作某种次要的东西。“领袖”在这方面也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是最高审判员和鉴赏家。作品、创作的命运如何、大师或整个集体的构思是否能够实现，往往取决于斯大林的一句话。
斯大林的智力在具体问题上没有“涂上”人道主义、博爱的高尚色彩。而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