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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过”，也没有给谁“下过指示”，而只是执行列宁日常的指示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斯大林继续撰写一些阐述党的决定的文章。１０月２４日，当克伦斯基下令查封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工人之路报》时，斯大林同赤卫队员一道参加了保卫无产阶级报纸的战斗。于是就在当天，１０月２４日的报上刊登了斯大林的题为《我们需要什么？》的文章，在这篇完全与时代精神不符的平淡乏味的文章中他还在谈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实际上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１０月１１日发表的《论时局》相呼应的，而这两个惊慌失措的人在这封臭名昭著的信中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道，“我们举起手枪对准资产阶级的太阳穴”，并且说资产阶级在这种威胁下就不可能破坏立宪会议。斯大林在起义前夕也认为可以再重新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同时，他的确也论证了“必须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政府来代替基什金—柯诺瓦洛夫政府”紕紦矠。
斯大林参加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然而，尽管斯大林进入了决定一切最重大的革命问题的党的领导“层”，但是在１９１７年他并未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也没有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过任何独到的见解。他属于第二或第三领导梯队，因此后来对斯大林在革命中的杰出作用的一切颂扬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作用是杜撰出来的。
斯大林尽管进入了几乎所有的革命机构，但是几乎没有负责任何具体的工作，然而他那精细敏锐的目光注意到了许多东西。托洛茨基的干劲、加米涅夫的工作能力、季诺维也夫易冲动的性格都使他惊叹。斯大林曾几次见过普列汉诺夫，并且对他相当尊敬。普列汉诺夫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这种激烈的语句使斯大林大为震惊。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没有到此止步。普列汉诺夫称列宁的《四月提纲》为“梦呓”，他谴责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又谴责了布列斯特和约。普列汉诺夫受到革命洪流的冲击而陷入庸俗改良主义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对现实感到失望，因为现实不“符合”他的理论，于是他到芬兰去了。他不可能接受十月革命，但是也不想反对它。他的政治原则都是道义上的原则。
１９１８年６月４日，在有列宁参加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以及莫斯科工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席会议上，为已故的普列汉诺夫默哀１分钟。斯大林感到惊奇。他认为，一个公开表示不赞同他的事业的人就永远变成了敌人。因此，他认为托洛茨基在这个大会上致悼词和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悼念文章都是多此一举。对斯大林来说，革命只是斗争。非此即彼。不是盟友，就是敌人。如果斯大林还没下决心支持一方面，那么他的非此即彼的逻辑只能使他观望，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斯大林在内心深处把向已故的普列汉诺夫致哀称为与革命者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的老毛病，是“意志不坚定”的表现。党内的同志还会有机会确信这位未来的“领袖”的观点是前后一贯的。
十月武装起义过去三年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一批当年参加过十月革命的人一起参加纪念晚会。斯大林也被邀请，但他不愿参加。许多人都来了，有托洛茨基、萨多夫斯基、梅霍诺申、波德沃伊斯基、科兹明等。人们多次回忆起列宁，也谈到托洛茨基，提起过加米涅夫、加里宁、季诺维也夫、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洛莫夫、李可夫、邵武勉、马尔金、拉齐米尔、契切林、瓦尔登以及新世界的其他缔造者。速记记录还保存着：人们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斯大林无论谈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还是谈到布尔什维克在士兵和水兵群众中的工作，都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提斯大林的名字，尽管未来的总书记实际上曾在一切高层机构中任职。要知道几乎上面提到的所有人和其他许多人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都奔向“阿芙乐尔”号，都拦截过克伦斯基调来的脚踏车兵大队，组织夺取银行、电报局和车站。对大家来说，斯大林还是一个执行革命机构委托的个别任务的不显眼的配角。他实际上不具备从事创造性革命活动的能力，不能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来证明自己。
未来的“专制君主”对自己的“不显眼”、作用不大，感到非常苦恼。到了３０年代只有当别人从“两个领袖”创业的角度来谈十月革命时，斯大林才感到心情舒畅。起初，革命的一些真正的英雄“遭到”冷遇、“历史性的清洗”和纠正；后来到了１９３７至１９３９年那个悲惨时期，他们的肉体也被消灭了。到了４０年代，剩下的十月武装起义和积极领导者已屈指可数了。一般来说，只有那些为领袖撰写新的“十月革命传略”的人还活着。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作用越夸大，革命老战士就越少。
第一部第一章 武装起义（3）
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９年以后把斯大林当作自己进行别出心裁的批判的基本对象，当然，关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活动，他写得相当尖刻。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说，１９１７年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一贯一言不发。下面摘引的是托洛茨基的一段话：他通常是跟着列宁开辟的正式轨道亦步亦趋。“他没有表现过任何主动精神。他没有提出过任何独立的建议。任何具有新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紖紛矠
托洛茨基举了几件事说明斯大林一方面支持列宁，但同时又企图替加米涅夫和他在政治上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包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是这样。有一个时期，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从图鲁汉斯克流放地回来以后，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后来，特别是在３０年代，加米涅夫也好，季诺维也夫也好，在自己绝望时都企图请求斯大林念及旧“情”，但是他们对斯大林太不了解了
１９２４年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发表了回忆已故领袖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引了下面的对话：
“１０月２５日后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问我：‘你看，如果咱们俩给打死的话，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担当得起来吗？’
“‘也许不会被打死的。’我笑着回答。
“‘鬼知道他们。’列宁一边说，一边自己大笑起来。”
后来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回忆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的“三驾马车”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我写的那段话很伤他们，尽管他们没有打算驳斥这段话。事实终归是事实；列宁没有把这三个人列为自己的继承人，而提出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其他的人他根本没有考虑过紖紜矠。
然而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有强烈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在他的心目中“继承”列宁担任党的领袖非他莫属，因此，他的回忆录未必可以完全相信。根据同样理由可以认为，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４年是企图事后加强自己在夺权斗争中的地位并提高自己的声望。
众所周知，斯大林对报刊上披露的任何说明他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大而夸大托洛茨基的作用的材料，反应都十分过敏。斯大林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种动机，这篇演说１９２８年才由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作了这样的分析。斯大林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同志一个人，甚至像当时同布尔什维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也打得不坏。”斯大林接着说：“那么就要问，为什么列宁在提出选举实际领导起义的总部时，没有推荐托洛茨基，而提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看来，‘鼓舞者’、‘主要人物’、‘起义的惟一领导者’托洛茨基同志没有被选入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样一致起来呢？”紖紝矠斯大林在这里又进行了歪曲。领导起义进程的是军事革命委员会，而不是实际的总部。
我们看到，党的两位著名活动家在革命几年之后都企图一方面强调自己在武装起义中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贬低、缩小自己的政治对手和个人论敌的贡献。尽管在十月革命时期还不可能出现后来称为办公室领导的现象，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斯大林作用也仅仅限于草拟中央指示和指令，向各革命机构传达中央的指示和指令的工作。还没有一份文件能证明斯大林直接参加过战斗行动，组织过武装队伍，深入部队、舰队和工厂去发动群众完成具体的策略任务和作战任务。由于形势需要，斯大林在革命的司令部工作，处于革命的中心舞台。但是他只充当配角。革命时期非常宝贵的智力素质、精神魅力、鼓舞人心的热情和冲天干劲等等品质斯大林都不具备。处在革命之中、处在革命的震中的从来都是列宁。托洛茨基低多了。再下面才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布哈林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大军。而在这个大军的行列中就有斯大林在革命中“两个领袖”的情况不曾有过。如果在１９１７年我们对克列斯廷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李可夫、托姆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以及其他几十个布尔什维克说，１５年之后“官方历史”将记述革命是由两位领袖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他们是无法设想的，甚至认为连开玩笑也不能这么说然而，十分遗憾，历史，历史的巨流是不可逆转的。向那些早已故去的人提这样的问题只能是想象中的事斯大林事后成了“英雄”。
尽管斯大林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就是党员，从１９１２年开始任中央委员，这个那个苏维埃、委员会、编辑部的成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但是这一切只给他提供了一个官方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官僚的）地位。斯大林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代表会议，这仅仅证明他进入最高层领导集团。这一切又使他有可能去了解、研究范围广泛的人员，更深入地了解机关工作的机制，积累政治经验。而最主要的是取得列宁的好评，即认为他是可靠的政治工作者，不仅像一个普通执行者应当具备的那样，能不打折扣地执行决定和采取行动，而且还善于搞妥协折衷，随机应变，在不断产生的各色各样的问题中抓住主要环节。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的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是一个善于等待时机和看风使舵的中派分子。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1）
有一个问题没有弄得很清楚：列宁是为哪一次代表大会准备自己的“遗嘱”的？我们记得，“遗嘱”一开始就写道：“我很想建议在这次（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代表大会上作一系列的变动。”可以认为是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但是信中哪里也没有直接点明。同时，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在１９２３年４月，列宁的健康状况十分严重，以致他未必能坚持要求把《信》传达给代表。出现了列宁指示中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但是，也有证据说明，他嘱咐只有在他逝世以后才拆开信封。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封《信》是写给“十二大”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既然在党的“十二大”上关于总书记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在列宁３月发病，从而实际上失去了与人积极交往的可能性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紧迫地提到了中央委员会面前。
１９２３年３月以后，斯大林在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自己地位的措施。他的威望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因为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和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并就两个报告作了总结发言。也许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受大会代表的注意。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报告加进了不少个人的东西，首先就是很突出的公式化。他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