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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受大会代表的注意。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报告加进了不少个人的东西，首先就是很突出的公式化。他总是喜欢把一切都“一格一格地”分开，把思想按一定顺序加以排列。这种做法通常使人印象深刻，就是说，加强了思想的鲜明性、清晰性、明确性。例如，正是由于他，关于“引带”把党同人民联接起来的思想得以流行开来。他把工会称为“第一根即主要的一根引带”，按他的说法，在工会中现在“我们没有强大的敌人”。第二根“引带”是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与农业合作社。但是，斯大林承认，在这里“我们至今还不能使初级合作社摆脱敌视我们的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指富农。按照报告人的意见，第三根“引带”是青年团。在这个领域里，敌人的进攻特别顽强。接着，他按龛设神似地列举了其他“引带”——妇女运动、学校、军队、报刊同时，他还尽力用自己想出来的一些形象说法来形容它们，如说报刊是“党的喉舌”，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如此等等紗紜矠。值得注意的是，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对这些“引带”的工作内容本身谈得很少，但却大谈特谈有哪些敌对力量“在这里同我们作对”。毫无疑问，阶级斗争还在继续，但是现在更多的已经是采取隐蔽的、不明显的形式，但是斯大林却仍然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同明显的和想象的敌人斗争、拼搏、对抗上面
还在几年以前，在十月革命中那些暴风雨般的日子里，在国内战争的岁月中，他根本不可能设想，竟然出现使他能真正觊觎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的机会。命运是乖戾的。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没有革命家的魅力或者火山喷发般的毅力的人，出乎一切人的预料，竟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他的这段经历也向潜在的对手们表明，掌握了机构的妙用，再加倍进行精心策划，就能大有作为。特别是如果积极地“保卫”列宁主义的话。当然，是像斯大林所理解的那样。
我们顺便指出，斯大林现在的对手经常攻击他隐瞒实际情况。在２０年代末以前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列宁的公开性传统并不是一下子消失掉的，只要掌握当年那些人人可以看到的党的文件和报纸，就可以确信这一点。例如，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斯大林痛心地谈到１９２２年的饥荒及其后果，“非常可怕的工业萧条”、工人阶级的涣散和其他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实事求是。斯大林当时对这一切并不隐瞒。在列宁３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开始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商量的次数越来越少，同布哈林商量更少，而同托洛茨基商量就极少。斯大林的政治威望在党内开始缓慢地但是稳步地提高，这首先表现在总书记在政治局内的影响的加强。他的办法就是逐渐孤立托洛茨基，而这一点，如果没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就不可能做到。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阿·巴·巴拉绍夫对我讲：
有一次在政治局，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大家都支持季诺维也夫挖苦托洛茨基的话：“难道您没有看出来您掉进了‘铁箍’？您的戏法吃不开，您是少数，是个单数。”托洛茨基火冒三丈，但是布哈林竭力缓和气氛。
巴拉绍夫继续说：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开政治局的会或者别的什么会之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先到斯大林那里碰头，看来是协调他们的立场。于是，我们在秘书处私下里就把在斯大林那里的“三人碰头”会称作“铁箍”。在２０年代，斯大林身边总是有两三个助手。在不同的年代，他们分别是纳扎列江、坎涅尔、德温斯基、梅赫利斯、巴扎诺夫他们全都知道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完全持否定态度，所以在机关里也按相应的态度行事
斯大林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拉到了自己一边，因为这两人都拼命想向上爬。他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担心的主要是托洛茨基，其次才是斯大林。因此，当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们、对党的领导尖锐地提出批评的时候，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何况他反对自己的政敌的无理要求从客观上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批布尔什维克支持托洛茨基，他们签发了所谓的“四十六人声明”。这批人当中甚至有一些党内著名的人物，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柯秀尔、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拉法伊尔等。托洛茨基指责中央的主要论点是：“党没有继续前进的计划。”他重申了他所谓“工业实行硬性集中”（关闭一批大厂）、“收紧对农民的政策”的主张，再次坚持实行“劳动军事化”的政策。这个问题值得详细谈谈。
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在发言时就宣称：“工人群众不能成为到处流浪的俄罗斯部族。他们应该同士兵一样，可以调遣，可以委派，可以指挥。这也就是劳动军事化的原则，没有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认真地谈论在经济遭到破坏和饥荒流行的条件下按新的原则建设任何工业。”紗紝矠过了三年，托洛茨基仍然认为，在工业和农业中采用军事方法的主张基本上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作为“兵营共产主义”的鼓吹者，托洛茨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喜欢谈论党内缺乏民主，另一方面，他又坚持主张在过渡时期普遍采用军事化的方法。１９２３年秋天托洛茨基在列宁病重的条件下用某种方式挑起的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败坏了中央在经济问题上的政策的声誉，首先是败坏了担任总书记职务的斯大林的声誉。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托洛茨基的威信下降了，而斯大林的声望却提高了。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参加会议的１１４人中只有两个人投票支持托洛茨基。实际上，早在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在党内开始以前，托洛茨基就已陷于孤立。托洛茨基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于是，他企图依靠军队，在那里他还颇有威望。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他以前的拥护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帮助下，托洛茨基打算利用武装力量来表示不同意中央的路线。但是，除了少数人以外，陆军和海军中的共产党员并不支持托洛茨基。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１９２４年１月）为这次争论作了总结，会议不仅谴责了托洛茨基，而且在经济政策方面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后来，托洛茨基承认，他对中央发起进攻，几次挑起争论，都抱有个人的目的——想当俄共（布）领袖。但是，一眼就可看出，托洛茨基每次都是在对他极端不利的时刻发起争论的，实际上他事先就知道自己必然遭到失败。托洛茨基一方面过高估计了自己在精神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斯大林的“手法”及其利用一切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的本领显然估计不足。
有象征意义的是，正是在托洛茨基１９２３年１０月点燃了党内斗争的内讧之火的时候，列宁最后一次访问了莫斯科。他好像感觉到了，他对党的领导会分裂的担心可能变成现实。他违反医生们的意愿，于１０月１８日乘汽车来到首都。列宁望着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那座建筑物，心里也许在想，托洛茨基的十月发难，就是党内争夺领袖地位这一斗争的新阶段。为什么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会这样强烈？是什么东西培植了他们的权力欲？难道他们就不明白，只有消除专权的动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第二天，列宁以关注的目光从汽车里最后一次环顾了克里姆林宫的广场和大教堂、莫斯科的街道、农业展览馆。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从图书馆挑了一些图书，然后就回哥尔克去了。没有同战友们见面。他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所作的这次不声不响的、半秘密的访问，仿佛是领袖向首都告别，向把领袖同这个不平静的、纷乱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一切告别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2）
人们完全有权利问，托洛茨基这个在列宁逝世之后妄想充当第一把手的人的政治面目是怎么样的呢？大家知道，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起他就归附孟什维克派。１９１７年７月，托洛茨基作为所谓“区联派”（约有４０００人）的成员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被接受加入了党的队伍并立即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做了大量工作。斯大林也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强调指出：“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
的确，托洛茨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由于具有不同寻常的组织家和演说家的品质、政论家的技巧而迅速获得了很高的名望。大家知道，１９１７年秋天列宁也对托洛茨基作了很高的评价。列宁在谈到推选党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候选人时说：“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当候选人，谁也不会提出异议，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紗紞矠
如果我们说，在某一个特定阶段——在十月起义前后，在国内战争过程中以及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托洛茨基在声望上仅次于列宁，看来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是十月革命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当时列举人们的姓名没有采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原则，托洛茨基总是（或者说差不多总是）排在列宁之后，居第二位。在１９１８到１９２１年期间历次中央全会的记录中，参加会议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这样的：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鲁祖塔克、托姆斯基、李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布哈林、加里宁、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拉狄克、安德列耶夫例如，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０至２１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中央委员就是这样排列的紗紟矠。但是，托洛茨基的声誉并不表现为他个人有大量的拥护者。结果我们看到一种离奇的情景：斯大林虽然个人名望不高，但是体现了党的“路线”。而显然更有名望的活动家托洛茨基早就带有“派别分子”的烙印，这就不可能使他获得大量的志同道合者。而且，正如杰伊切尔所写的，“托洛茨基过于相信他在党内国内的地位，相信他比对手强，以致很长时间不想卷入争夺继承权的公开斗争”。他坚信，在列宁身后，党一定会选中他。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托洛茨基的著作就可以看出，列宁的许多根本思想他并不是始终都赞成的。例如，在列宁逝世以后爆发的他同斯大林的斗争中，他企图利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但仍然崇奉独裁方法。人们有一个印象，跟他更合拍的是波拿巴主义、恺撒主义、军人独裁作风，而不是真正民权政治的思想。他和斯大林是同龄人（两人都生于１８７９年，相差一个半月），但是托洛茨基的智力更敏锐、更突出、更丰富。正如了解他的人和许多给他写传的作者所证明的那样，他的特点是思维敏捷，有坚实的欧洲文化素养，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有出色的演说家才能。但是，由于过高估计个人的作用，托洛茨基对所有的人（除列宁外）都很傲慢、自负、专横、独断、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因此，人们自然不喜欢他。托洛茨基是一个不合要求的政治家，也远非始终都是一个深刻的理论家。由于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成了“昙花一现的英雄”、天真的预言家、未能成功的独裁者。
斯大林逐渐摸透了托洛茨基天性中的弱点，并且在同他作斗争的时候彻底地利用了这些弱点。托洛茨基不太考虑对自己的大量言论、意见、主张的“推敲”和斟酌，想得更多的是它们是否像警句，是否违反常理，是否形象。有一次，他在同列宁谈话时脱口说了一句“惯用语”：“布谷鸟不久就将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共和国的死亡。”这句话被斯大林知道了。还有一次，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谈话时，他说，如果欧洲或亚洲不爆发革命，“俄国的火炬可能熄灭”。从此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