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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的家里没有色。中国人讲究中庸，一般人害怕鲜艳的颜色，中国的设计师也不擅长运用。但是另一方面，敢于用色并不等于将家里涂成大红、大黄、大蓝，因为，家毕竟是家，整天住在大红大紫的屋子里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得高血压，用色的关键是如何把握红花绿叶的平衡关系。比如，这样的一个客厅，整个墙面是白色的，但是采用红色地毯、红色沙发靠垫、红色的花瓶、再挂上几幅红色基调的画。说起来很简单，却搭配得赏心悦目，那多半是外国人的家。
第三，中国的家里没有温馨。大家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纪念碑有两个特征，一是高高在上，须抬头仰视方能瞻仰。第二，底座前总是有一段长长的台阶要登，走得你气喘吁吁、心跳加速，目的是让你误以为那是你见到纪念碑心情激动所致。
中国家庭装修哲学和纪念碑的设计一脉相传，要保持人在建筑物面前的敬畏。所以一个房子，如果墙壁是花的、窗帘是花的、沙发是花的、桌布是花的，甚至连 卫生间 都贴着花的墙纸，看上去忍不住让人亲近，那多半是外国人的家。
我是从事家装设计的，你说的这些，的确是家装行业存在的一些现象，在中国，家装设计兴起只有短短的20多年，同国外的设计有一定的差距，但中国的设计从盲目的跟风，到独力思考、创作，虽然仍有着稚嫩，但近些年的发展已不可小觑。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透视中国人的病态装修心理》，觉得也是一种值得参阅的内容，作者的描述确实和我生活中接触到的有相同之处，咱不说病态与否，但是国人的排场理念确实应该值得反思了，或许轻装修重装饰才是一种更为合适的理念，也会更快地在国内普及。
我比较赞同你的看法，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什么国度啊、文化背景啊、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的房子也在装修，经常泡在装修公司和“成长”中的小区，跑来跑去，四处参观，以下是我的“观后感”：中国人大部分就是有那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毛病，就拿前一段时间的那个宾利轿车，一千多万，这个汽车在全球的销量就中国是最好的，其他国家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家装也如此，不是我说，咱们的好多同胞装修就不是为自己舒适的生活而装的，而是为别人，为自己的面子。外面流行什么就跟什么风，也不掂量自己合适与否，基本上没有什么设计与个性是自己的东西了，房子装修完了，我估计也没有什么感情，就别提什么舒适惬意的生活了，顶多也就是换了个睡觉的地方，要不就是自认为自己花了不少银子，然后自己的房子就变得很高档了什么的，把别人比下去了而已，只要别人说好，自己就住着非常满意的那种我觉得中国人太缺少创新了，要不咱们中国怎么能今天流行什么欧美风，明天流行哈日风之类的呢？什么时候能让世界都流行中国风啊！哎
国人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天，看了一则让中国人笑不来的“笑话”：当今一个中国研究人员实验室里只有一样东西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茶杯。如果这个人和我一样喜欢用玻璃茶杯而不是陶瓷茶杯喝茶，那一样东西也没有。
前不久，一家美国的研究机构公布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表明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实际上，此前，多家国外机构独立研究均表明，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可是，为什么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拥有十几亿的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的国家会出现上面说的这种尴尬的局面呢？
要你听话的中国文化
几年前，我们做了一个跨国比较研究，调查日本横滨市和中国上海市总计1 300名父母，请他们回答“什么样的孩子是好孩子？什么样的孩子是坏孩子？”调查结果非常耐人寻味：
对上面两个问题的回答，日本父母可谓五花八门，但是中国父母的回答出人意料的一致：46％的中国父母认为“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20％多的父母认为“不听话的孩子是坏孩子”。而没有一个日本父母将“听话”列为好孩子的标准，相反，倒是有一些日本父母将“听话”列为坏孩子的标准。类似地，几乎所有中国的心理咨询机构都反映，中国家长咨询时请教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孩子不听话怎么办？”
总计66％！多么可怕的比例。
听话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么受中国人的欢迎！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分析一下“听话”这个词出现的情景。第一，命令，直接要求孩子听话，最典型的说法就是“听话！”或者是孩子不听话之后的责怪“你怎么这么不听话？！”第二，如果父母一方要外出几天，和孩子告别时一定会说一句“在家里要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话”。类似地，在学校里和孩子告别时也总是说“在学校里要听老师的话”。第三，答应某项要求，要以听话为条件，如“你要是不听话，”“你听不听话？”
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听话都是要求服从、一致。要求别人“听话”和责备“不听话”其实是一种强制的命令心态，充满了威权专横的自我，语意中包含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利诱、威胁。只要我们留心就会发现周围许多自认为有发言权的人都希望别人听话：大人要小孩听话；强者要弱者听话；既得利益者要被剥削者听话。可以说“听话”其实是封建帝王思想的体现。
正因为此，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多地鼓励顺从听话，而不鼓励独立见解；鼓励中庸、随大流，而不鼓励竞争、冒尖；鼓励稳妥可靠，而不鼓励异想天开；鼓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而不鼓励个人的独特性；鼓励儿童把成人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不保护和激发儿童天性中潜在的兴趣和求知欲。
前两天看了一部美国电影，主角在一场演讲中是这样开头的：“中国人说过，‘人生的最大不幸是生活在一个稳定的时代’。”我看了大吃一惊，中国人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后来才明白，这大概是“乱世出英雄”的英文翻译。可见我们的祖先里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人。
要让中国的科研人员变成诺贝尔奖得主的英雄，就必须先让他们“乱”起来。
由天才杀手组成的中国教育系统
中国教育理念上的最大问题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把“学习”和“创造”分清楚。这种观念上的混乱典型地体现在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为代表的“神童”的选拔和培养上。
在今天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校里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女孩的成绩比男孩突出。许多人（甚至包括女人自己）认为这是由于女孩记忆力好、会考试导致的。可是同样的现象出现在小孩身上，这些年轻的成绩优异者就能摇身一变，成了“神童”。据我所知，中国所有的神童之所以成为神童，主要是因为他们小小年纪就通过了高考，我还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是通过了一个创造力的测试而成为神童的。
一个十岁多一点的孩子能通过高考当然说明他（她）的学习能力很高，但是并不能说明其创造力同样高。因为考试考得再好，你只不过解决了别人出给你的题目；而创造的第一步是自己去寻找题目。有时候，学习能力太强的人反倒会抑制他（她）的创造力。而，一个人能获诺贝尔奖，一定是因为他（她）“创造”了什么，而不是“学习”到了什么。你两岁就能通过高考他们也不给你颁奖。
当然，有超强学习能力的孩子也是可以进行特殊培养的，但是，科大少年班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中国诺贝尔奖得主的孵化器”。只要科大少年班不改变其甄别和培养“神童”的模式，我敢放言，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绝对不会出现在科大少年班。
如果说只有少年班的创立者和管理者分不清楚学习和创造，耽搁的最多也只有少年班那几十个孩子。问题严重的是，前一段时间，许多人在反思“少年班”，可是我看过的那么多篇文章中，竟然没有一篇谈到“学习”和“创造”的区别。
在中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中国的孩子甚至还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学习如何起跑，出生以后那就不用提了。我平生最怕的一件事是到有孩子的人家做客，刚进门，孩子就被要求“来，给叔叔背首唐诗”、“给伯伯拉段二胡”或是“给老师写个毛笔字”，其实孩子筷子还拿不稳。每当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是该表扬还是该批评。因为那些骄傲的家长不知道，这种拔苗助长、填鸭式的知识学习，有百害而无一利。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起跑得够快了。一个美国的孩子转校到中国来，用不着几天就会被中国的学校开除：进度跟不上、学习不认真、又不听话。每年的奥林匹克竞赛，只要有中国的孩子参加，冠军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因为竞赛内容，其他国家的孩子还没有学过。中国男子足球也是这样，少年队世界水平，青年队亚洲水平，国家队就不用我多说了。由此可见，中国人不是输在起跑线上，也不可能输在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逻辑上也永远不会成立，就算起跑慢了点，你也只能说起跑落后。
请记住，输赢永远只发生在终点。
相反，实际上，所有孩子生下来都天生具有极高的创造力，就看我们如何保护和培养。可惜的是，我们的孩子一出世就被无数个“天才杀手”所包围，最终被蹂躏成一个平庸的人。
我至今还记得我曾经听过的那堂公开课，就亲眼目睹了一个模范教师是如何把教室变成屠杀学生想象力的刑场的。
那是一堂地理课。老师把中国地图拿出来问学生，你们看中国地图像什么？有的同学说像公鸡，有的同学说像山羊。
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中国地图像山羊，也是第一次惊讶地发现，真的，中国地图更像一只有胡子的山羊而不是公鸡。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那些说像山羊的同学。
没想到那位地理老师再问那些说山羊的同学，“你们再看看像什么？”同学们依然回答说像山羊。想必那位老师认为在他的公开课上竟然出现这种荒谬的答案是丢他的脸，他恶狠狠地再问，“你们再看看真的像山羊吗？”他把“再”字说得震天响。那些同学胆怯地说，“像公鸡”。老师提高嗓门再问全班一次，“中国地图像什么？”全班齐声回答，“像公鸡！”
老师满意地笑了。
分不清好坏的科研体制
中国学术界很好地继承了中国教育界分不清楚学习与创造的衣钵，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分不清楚“数量”和“质量”。请先看下面一份最典型的学者介绍：
“×××，教授，博导，我国××领域的权威。著有《×××××××××××××××》、《×××××××××××》专著，发表论文几十篇。”
这份介绍的特殊之处是，它详细列出了该教授所有书的名字，而论文的数量连个精确的数字都不给。中国学术界为什么如此重视书而忽视论文，因为中国人相信，书的字数比论文多，更有“份量”。只是这里的份量不是质量上的份量，而是重量上的份量。实际上，上面这位教授的那几本所谓的专著也只不过是国外理论的介绍，除了可以起一个教材的作用，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据说，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有“家”吗？）到美国访问，拜见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会见结束的时候，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请诺奖得主送他一本专著。“我没有写过书。”诺奖得主的回答让这位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大地吃了一惊：“您这样的大师没有写过书？”“没有，我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写。”诺奖得主肯定地说。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搞明白，一个人连一本书都没有写过怎么能得诺贝尔奖？
中国学术界更为尴尬的是——说出来许多学术圈外的朋友可能都不相信——他们没有能力鉴别一个研究成果的好坏。中国人似乎失去了判断什么可以“一句顶一万句”的能力。许多科研机构就干脆以数字作为评价标准，比如，规定评教授必须发表多少万字的论文，如果你去问一个科研机构的相关部门为什么不把质量作为评价标准，他们很可能会反问你“请你告诉我们，怎样判断质量？”与这种做法一脉相承的是——这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