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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艺界讲了一番好话。在中南海我的两次关于文艺的发言（思想工作座谈会也是在中南海开的），周扬都表示高兴，说“你现在关心文艺工作了，这是‘文革’后你的一个进步”。
六
1983年3月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我很重视这个纪念活动。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冷谈主义已经相当严重。我认为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适应历史的需要的结果。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分上下两篇，上篇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下篇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下篇很不成熟，更应该得到很大的发展。至于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要适应当代的需要有所发展。我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早期马克思著作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异化问题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要问题。我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居首先的地位，在哲学方面也强调指出当前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讲得很不彻底，因而使之彻底化的研究比起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与周扬看法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我并不反对对异化问题的研究。我也承认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在十二大前，作为副院长，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分管学术研究，并且还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认为自己有部署这次纪念活动的责任。因此早在1980年我领导的马列所就着手部署这个纪念活动。在1980年12月召开了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的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我提出要积极筹备这个纪念活动，并提出17个要研究的理论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思考，并且建立了一个筹备班子。1981年又召集社会科学院各所的同志，再次提出抓紧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准备工作，举行学术讨论，把这个活动纳入社科院各所1981－1983的计划。但是在1982年我还在社会科学院担任负责工作期间，就有人利用我一次出差的机会背着我把开这个学术讨论会的领导权拿了过去。这不应该视为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是在这个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周扬，这一点我还是很满意的。
这个会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第一天，周扬宣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论文。这篇写得很好的论文当时在会上受到会议主持者的赞扬，但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却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胡乔木认为文中强调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关于劳动异化等论述，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周扬对这不以为然。胡乔木理所当然对他很不满意。
对周扬那篇论文的批判，可以视作胡乔木、邓力群背着中央发动的所谓“清污”——“清除精神污染”这场政治运动的开始。周扬的文章是被看作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精神污染物。胡乔木等发动的这个‘清污”运动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虽然我未直接接触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是如何策划的，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也是明白的。这场运动受到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最后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和反对。而胡乔木发动这场运动，把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和它在《人民日报》上的发表视作是严重的政治上的、理论上的甚至是组织上的错误是毫无道理的。
最近我读到秦川写的一篇题为《1983年“清污”运动的追忆》。文中记载：在1983年，已经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和已经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蛮不讲理地诬蔑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写了一个《中央宣传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报告中说，周扬“不顾自己的地位”，“不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周扬“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表现、希望他有认识、表示正确态度”。中央决定胡乔木、邓力群将此报告同周扬、秦川、王若水等见面，核对事实、听取意见再报中央。这一天，周扬在看了报告后，秦川见周扬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又坐了下来。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坐在他对面的乔木大概被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瞪大眼睛的胡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广周扬应声作答：“你不要戴帽了！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得寸进尺：“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扬寸土不让，“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见到这段对话，我真没有想到周扬会这样发火。看来他真是生气了。
以后胡乔木到周扬家去了几次，一方面因为周扬历史上是有恩于胡乔木的人，胡乔木对周扬表示敬意，一方面试图要周扬承认错误。周扬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就在报刊上开展对周扬的批判，使周扬处在一个被批判者的地位。这时候，胡乔木又去周扬家里，说服他接见记者，作一些解释，说周扬做了这件事，对他的那一批判就可以了结。开始周扬表示不想这么做，后来勉强同意了。结果在胡乔木的布置下，传媒就把周扬接见记者的谈话宣传成他作了检讨。这使周扬感到很被动，他认为自己受了胡乔木的骗，从此就变得郁郁不乐。
这次批判的实践效果非常之坏，不讲别的方面的影响，单讲对周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次打击。它毁坏了周扬的健康。周扬动过肺癌手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折磨，这些他都挺过来了。这一次虽然没有开他的斗争会，没有把它关起来，可是他心中的创伤却无法愈合。接见记者后，对自己的思想感情被扭歪，是他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在胡乔木再三动员他接受记者采访后，他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结果却完全不是如此，使他处在无法声辩的地位。他感到抬不起头来。
我对胡乔木批评周扬人道主义这件事一直不赞成。我认为这种批判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胡乔木自己也没有力量写出一篇能自圆其说的文章，找了不少人帮他写，也没有写好。而他就在自己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却给周扬无限上纲。我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为周扬不平。我看到周扬那样不快乐，于是我去油房胡同的次数也就多起来，为的是安慰他。到周扬家里我并不多谈使他很不愉快的那件事，而是东讲西讲，让他多知道一些信息，多关心一些问题，少想这件不愉快的事。但还是不能完全不讲到他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那个发言的事。每当接触到这一件事，苏灵扬对胡乔木的作为极不满意，常常激昂慷慨地数说一通胡乔木。周扬则常在一旁默默不语，偶尔括几句话。1984年刚过年，胡乔木的那本批判周扬的书出版了。过了不久，春节到了，1月24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向周扬“问候”。这首诗有八行：“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在油房胡同读到这首诗，苏灵扬十分气愤，认为这是胡乔木对周扬的愚弄。事实上，伤口再也不可能愈合了，周扬与胡乔木两人再也不可能拥抱在一起。
胡乔木和周扬之间的友谊从此破裂。周扬很少说，苏灵扬是直性子，说话就很不客气。见了人就不客气地批评指责胡乔木。听说有一次周扬病重，有一位周扬的老朋友去医院看望，胡乔木也跟着去了。苏灵扬就当着胡乔木的面对那位老同志说，“你说来看我们，我们欢迎，为什么带着别的人来？”使站在一边的胡乔木下不了台。
不久前，我看到《读书》上有常念斯的一篇怀念胡乔木的文章。文章通篇都是赞扬胡乔木或为胡乔木辩护的话。许多辩护完全不符合事实。在这里且放下不表。不过其中也认为胡乔木在周扬的问题上是做了错事，可是作者没有讲这错事的性质如何不光采，也没有说后果如何严重。
在受批判后开头的一段时间，周扬还到中顾委去开会。1985年周扬去广州，在珠岛宾馆洗澡时跌了一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北京，在家里我见到他时，身体就明显地更坏了。以后每次去看他，都觉得他一次不如一次，他本来是很健谈的人，可是话说得越来越少。
后来周扬几次住进医院，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好，说他开始出现脑软化的现象。
到了1988年初，我取得了人民出版社的支持，编了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选》。其中第一篇就是周扬的那篇文章。除他的论文外，还有黎澍、苏绍智、廖盖隆、丁守和和我的文章，一共六篇。署名是“周扬等著”。做完这件事，我很高兴，总算为周扬做了一件事。不过我写的那篇《编者的话》不得不非常简单，只写了几句有关编写出版事务的交代，一句带实质性的话也没有写。不过在书出版后，周扬已经不能作出反应了。
在医院里我见过周扬几次，他已不能再说什么话。不过当我去医院时，我握着他的手，从他的眼光中和握力中还可以感到他认出了我这个部下兼朋友。
最后我想补记一件事。
大概是1983年，似乎是在胡乔木批判他那篇文章之前，一次我去周扬家，他取出一篇文稿给我看，那篇文稿署了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现在早已忘记的名字。可是一望我就认出是陈伯达的笔迹。内容不长，大概五六页，是直行写的，看下去，内容原来是批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农业政策的。文稿引了列宁的著作，也引了一些报上的材料（其中有一段是从上海发行的《世界经济导报》上引下来的）。周扬告诉我，这是陈伯达“文革”前的秘书送给他的。周扬给我看，问我他该怎么处理这篇东西。我认为陈伯达那样一个保外就医的犯罪分子居然写起反对党的路线的文章来，真是岂有此理。我对周扬说：“你不要替陈伯达转这个稿子。谁送来就让谁带回去。一个‘文革’中的罪人，有什么资格对党的三中全会的政策说三话四？如果你想要送到中央去，就得写一篇话表示自己对陈不满的态度。你身体不好，何必在这件事情上花时间！”我的主张说得非常坚决。可是后来我知道他还是把它转送给了邓力群。不知他是怎么考虑的。不过至今我还是认为我给他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感到在思想解放这一点上，周扬还是不那么够。
周扬把这篇文章转出去之后，又引发了一段重要的故事。因为不在回忆“周扬和我”的范围之内，就不在这里写了。
1996．1写
1997．1改
周扬的目光
王蒙
如果我的记忆无误的话——我从来没有用文字记录一些事情的习惯，一切靠脑袋，常有误讹，实在惭愧——是1983年的岁末，周扬从广东回来。他由于在粤期间跌了一跤，已经产生脑血管障碍，语言障碍。我到绒线胡同他家去看他，正碰上屠珍同志也在那里。当时的周扬说话词不达意，前言不搭后语，以至尽是错话。他的老伴苏灵扬同志一再纠正乃至嘲笑他的错误用饲用语。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惭愧地不时笑着，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他笑得这样谦虚质朴随和，更传神一点，应该叫做傻笑。眼见一个严肃精明，富有威望的领导同志，由于年事已高，由于病痛，变成这样，我心中着实叹息。
我和屠珍便尽量说一些轻松的话，安慰之。
只是在告辞的时候，屠珍同志问起我即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文艺方面的座谈会。还没有容我回答，我发现周扬的眼睛一亮，“什么会？”他问，他的口齿不再含糊，他的语言再无障碍，他的笑容也不再随意平和，他的目光如电。他恢复了严肃精明乃至是有点厉害的审视与警惕的表情。
于是我们哈哈大笑，劝他老人家养病要紧，不必再操劳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自有年轻的同志去处理。
他似乎略略犹豫了一下，然后“认输”，向命运低头，重新“傻笑”起来。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他清醒的时候与他见的一面，他的突然一亮的目光令我终身难忘。底下一次，就是1988年五次文代会召开前夕陪胡启立同志去北京医院的病房了，那时周扬已经大脑软化多年，昏迷不醒，只是在唤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的眼睛还能眨一眨。毕淑敏的小说里描写过这种眨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