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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表情。
夏英杰几乎已经肯定了屏幕上的女子，但眼睛仍然紧盯着裸体女子的左肩部，她终于看到了她最不愿看到的证据——女子左肩后面那颗绿豆大的黑德。是林萍，确定无疑了。她痛苦地低下了头，无力地用遥控器关掉电视，就那样静静地靠在沙发上。她心里难受，脑子里全是宋一坤和叶红军说过的那些话——
“尤其是女人，靠别人那种礼节性的尊重，半文不值，摆出多少潇洒也是花架子。”
“这类傻大姐运气好的不多，似乎她们是生物链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动物的需要。”
夏英杰等心情平静一些了，从邮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内装林萍和杨小宁两个人的背景材料，文字是用电脑打印的。有关林萍的记录是：
林萍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在北京与杨小宁相识，杨小宁以帮助出国和到法国后结婚为诱饵，并用假签证等手段骗取了林萍的信任。
同年六月，林萍携带十万元人民币和大量物品乘飞机抵达昆明，根据杨小宁的要求他们以兄妹相称，因为还有两个少女也将随杨出国。
出国路线并非坐飞机直达法国，而是乘火车开进中缅边境的景洪县，并于当晚通过中缅边境线，经过一夜行驶到达金三角地区一个名叫“色拉”的小村庄，村民都是缅甸土族人，近似原始社会。这个地区驻扎着一个师的武装部队，是大毒枭坤沙的下属，师部就设在色拉。
三名少女发现受骗后为时已晚，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大房子里，由军人看守。房子里还有十几个人，都是被蛇头骗过钱又卖掉的中国人，男女混居一室，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免遭强暴。军方的规矩是，每人须交纳五万元人民币的赎金方可离开。
杨小宁对三名少女骗完了又卖，将三十六万元人民币兑换成美金，途经曼谷回到巴黎。林萍无钱付赎金，但长得漂亮，被军方以一万美元卖到曼谷的妓院，接了一个多月的客之后，再次被转卖，于九月份被蛇头从曼谷偷渡到莫斯科，最终到英国曼彻斯特，完全被黑社会所控制，以卖淫为生，住维兰特街（译名）十六号。
真是天下奇闻，世上居然真有自己花钱把自己给卖了的荒唐事。夏英杰说不出是气还是恨，心里窝着一股火。她倒了一杯凉水喝下去，拿起另一份背景材料。有关杨小宁的记录是：
杨小宁，三十二岁，出生于香港，十六岁到法国，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华人，均已故。杨小宁一九九二年离婚，其子由前妻带回香港抚养。杨现住巴黎七区，经营一家美容院，交际很广，社会关系复杂。他从一九九0年开始兼做蛇头，参与组织非法偷渡、骗卖少女。他经常活动于中国、香港。缅甸、泰国等地。经他偷渡的有五十多人，被他骗卖的少女有二十多人。
自从法国警方与中国警方联合治黑之后，杨小宁已停止活动。受害者流散各国，尚无人对杨小宁进行报复。
邮寄材料的人显然是按照叶红军预先设定的题目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的，这些题目的设定充分考虑到了夏英杰可能关注的问题，于是就有了证明林萍身份的绝对证据，就有了杨小宁的过去和近况以及具体的住址，甚至连是否有报复的可能性也做了估计。而夏英杰起初并没有要求对杨小宁进行调查，更不会想到要报复什么人。
现在她不能不承认，假如她只看到了林萍的材料，她一定会不由自主地问：杨小宁到底是什么人？他现在躲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向他讨个说法，讨个公道？
而所有这些，叶红军都估计到了。
叶红军办事的干净利落和周密严谨，他把握事物的尺度和推断别人心理的准确，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与宋一坤相比，他缺少一点大思路、大胆识、缺少一点英雄人物的手笔。夏英杰心想：叶红军天生一副军师的头脑，宋一坤天生一副统帅的气度，如果这两个人绑到一起，一定能干出一番可图可点的大事。
那么，怎样帮助林萍呢？夏英杰为难了。
林萍落到这种地步不是偶然的，除了社会因素之外，她自身应负主要责任。她虚荣、浅薄、高傲，看什么都简单，总有一种盲目的性别优越感，既有惰性又有幻想，以为性感和美丽能征服一切。但她并不是坏女人，并不是自甘堕落，她从不会去伤害别人，也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确切地说，她只是一个美丽的傻女
人。
帮助林萍，是必须要花钱的。无论是叶红军启动他的社交网络还是与当地的黑社会交涉，核心还是一个“钱”字。而通过什么方式帮助她？预计达到怎样的结果？运作过程需要花费多少钱？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宋一坤和叶红军对林萍这类女人一向没有好感，而他们恰恰是能够帮助林萍的关键人物。动用这种专项资金需要征得宋一坤的同意，在叶红军对林萍深为反感的情况下，也只有宋一坤能够调动他。毕竟，林萍是这个圈子之外的人。
夏英杰想：这件事应该和江薇商量一下，或许能从其他方面找到办法，至少先解决一个钱的问题。
她心清十分沉重，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在玉南油田与林萍相处的那些情景。现在，她一点也没有写作的情绪，平静的心情全被破坏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将录像带、画报和两份文字资料收进写字桌的抽屉里，然后坐下来茫然地看着桌上的日历，那一页是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她看了一会儿，不知道想干什么，下意识地拿起笔在日历的留言处写了这样一行字：
今天，真是一个灰暗的日子。
这时她还不知道，如果要形容她今天的心境，用“灰”字，分量是远远不够的。
下午四点，夏英杰开车去机场接江薇。她心事重重，又是刚学会开车，所以一路特别小心。
机场的候机大厅宽敞明亮，一张张皮椅子，一排排大沙发，到处坐满了迎送往来的旅客，各种肤色的人都有。夏英杰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等着。
她一向认为自己是头脑清醒、思路清晰的人，但是自从《沉默的人》一书出版，尤其是到了意大利之后，她开始觉得脑力不够用了，许多问题既合乎逻辑又像被蒙上了一层雾，让人摸不着、说不出、看不透。
大厅的广播和电脑显示屏都在播送从北京至罗马班机降落的消息，夏英杰看到了，也听到了，她又坐了几分钟，估计旅客要出海关了，这才到出口。
江薇左手拖着一只带轮子的大皮箱，右手提着一只精美的文件箱，满面春风地走了出来。夏英杰远远地看着她，感到江薇更成熟、更自信了，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生意开始有起色，或许是因为她进了这个她认为可靠的圈子，更有安全感了。
夏英杰微笑着迎上去，帮江薇拎着一只文件箱，什么也没说便出了大厅，朝停车场走去。
汽车由江薇驾驶，她开动车子后对身边的夏英杰说：“在北京机场出关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海关人员把我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不知道为什么。”
“海关嘛，这种事常有的。”夏英杰没有在意，眼睛望着前方说，“希望你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如果有坏消息，那就留着以后再说。”
“怎么，这边出事啦？”江薇敏感地问。
“不是我们。”夏英杰说，“还是先听你谈吧。”
江薇说：“我先去见了坤哥，他比过去瘦了点，精神挺好的，他让你安心写作，多参与华侨社团的活动，广泛接触社会，多收集资料。他说，两地分居是暂时的，但接触一下西方文化是绝对有必要的。”
“还是那一套。”夏英杰对宋一坤很不满意。
江薇接着说：“苏卫国接到三本书的稿子后非常高兴，特别是当真得到了你的书稿。他的意思，以三十万元人民币把你的书稿买断，由他负责运作。另外他有个建议，由欧亚文化公司、万
路达文化公司和某个电视剧制作中心三家共同出资，以万路达文化公司为首，将《遥远的救世主》拍成电视连续剧，他对这部可能有争议的作品很有信心。对于你个人，三十万元以外的收人，你从欧亚文化公司的分成中得到。当然，这只是他的设想，最终还要由你来拍板。”
夏英杰说：“公司的事务我不介人，只要一坤不反对，你就放手去干就是了。”
江薇又说：“另一份稿子交给王文奇了，他完全信任你的写作实力，他说，如果作品没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可以为书稿写一个序，五千字以内的。”
夏英杰问：“我家里好吗？方子云最近怎么样？”
江薇答道：“我在你家住了两夜，都挺好的，录像带上都有，你看过就知道了。方子云遇到了点麻烦，前一段经商被人骗了，满城风雨的，他给你带了一大包东西，全在大箱子里。有一封信在文件箱里，你先看看吧。另外，我在北京去找了马志国，把礼物交给他了，他很高兴。”
夏英杰听到方子云被人骗了，而且满城风雨，便伸手从后座上拿过文件箱，取出一封信。
江薇说：“不是我要告诉你坏消息，是你主动问我的，这可不能怪我。”
信封没有封口，夏英杰抽出信细细地看——
夏英杰女士：
我以这种称谓示意此信的郑重。
信中所托之事均没有与一坤提及，作为一个男人，我不想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解：方子云是依仗宋一坤的权威迫使夏英杰帮忙。所以直接与你商议。
你是文人，诗的境遇惨到何种程度想必不用我来描绘。至于我在安河市所受到的挫折，你可以通过报纸和录像资料了解事件的全部过程。鉴于我的处境日益艰难而又极力想扬名于世，我想通过我的最后努力加上你所能给我提供的帮助，圆我一个名人梦。
我想请你帮我三个忙。
一、我借一坤的十五万元已无力偿还，同时又认为“方氏调味球”的专利价值不止于十五万元。有关资料完整送上，我是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对商人不敢再相信。请你利用在罗马的便利条件，在华侨中间看能否找到开发这个产品的投资商，将专利卖掉，开价最低不能少于十七万元人民币，至少能让我还掉惜款的本息，售价高了更好，为我出版诗集挣出来一笔经费。当然如果实在卖不出去，一坤就认倒霉吧。
二、诗稿全部交给你，因为即使我给一坤，最后实施时还要由你运作，一坤并不具备与出版界合作的关系。假如卖掉专利的收入除还付借款本息后仍有富余，请用这笔钱出版诗集，通过你信任的专业人员策划，保证诗集的精美与高雅。或者，借助你与书商的合作关系和发行渠道，由书商策划，在有可能保本的情况下出版诗集。总之，是想利用你的影响、你的面子、你的关系争取诗集出版。
三、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如果你的写作计划允许的话，我想请你写一本关于我的纪实小说，通过我的故事反映出一代诗人的落破与无奈，探索出这个时代的人们所忽略、所缺少的那种质朴而高贵的东西。你可以参考诗稿及给你带去的我的随笔、评论、散文等，从中发现一个诗人的生命历程，感受商品大潮对诗歌的影响。你可以任意引用诗句和文章段落。
当然，我自己也可以写，也可以请别人写。但你是名人，是有力度的作家，如果你来写我，那情形就不一样了，我肯定会借助你的名气，沾你的光，广大读者在关注你的同时，无形中我也
跟着出名了。
你看，这个时代的诗人有多么可怜。
也许你认为，我这个人没什么可值得写的。那要看你的感觉了，总之不要因为我是一坤的朋友而迁就你的写作原则，那样就污辱了我。而我，会努力去做一些事情，为你的作品的可读性提供传奇素材。
拜托。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方子云
方子云已经与别人合作生产调味球了，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事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方子云为什么事先不与宋一坤商量一下？
这是夏英杰的第一个反应。
但她马上对这种想法产生了怀疑，以她与方子云共事三年的了解，这封信不像是方子云的口吻，这个人可以“请”人办事，但决不会“求”人办事，而这封信字里行间无不包含着一个“求”宇。同时，这封信的语气又有卖弄老资格之嫌，有点缺乏自知之明的成分。
这不是方子云的性格，不是他这种诗人的性格。只有特别了解他的人才能唤出，这封信隐隐约约有遗书的味道。一定出什么事了，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I？她不知道，但凭直觉她能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除了宋一坤和叶红军，没有人能比她更了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