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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摩拉维亚人、独立派、一神教，地方政府已经接受了犹太人，因此，继续对犹太教国会议员进行限制就显得自相矛盾了。皮尔后来在1848年2月的辩论中也表示支持，在“表决”时，其他的9位支持者也加入了进来。但是，他们的同僚古尔本——以前做过皮尔的秘书——发言表示反对，因为他把选举一名没有资格的候选人看成是对国会一次革命性的挑战，得到了另外40名皮尔派议员的附议。在二读的时候，皮尔派再次分化，29人赞成，43人反对。然而，托利党人和皮尔派的反对票没有达到阻止罗素提案的目的：在一读前就以67票的多数获得了预审通过；二读又以73票的多数得以确保；三读得到61票。
但真正的挑战是在上院。在进行了比较缓和的劝说后，一部分辉格党人表示支持。然而，与考茨这样的银行不一样，相对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贵族债务人很少——爱利丝贝瑞夫人是一个少见的例外，因此，他们在这个领域里能够采用的手段受到了限制。像德万希尔公爵和蓝斯丹尼侯爵这样的辉格党显贵可以算上，而伦敦德瑞侯爵在1848年初的时候也被争取了过来，但奥尔福德伯爵已经在于贝德福德公爵家里见到汉娜时，告诉过她自己反对这个提案（尽管他向她保证列昂内尔最后会“赢得”胜利）。阿希利勋爵——未来的萨夫兹伯里伯爵——在当时主要负责那些最重要的社会立法工作——是另一位反对者。在那些主教中，完全可以预见到会有强大的阻力。当罗素的提案在1848年5月进行辩论的时候，遭到了牛津主教威尔贝福斯的强烈反对，而且他获得了坎特贝雷和阿玛格大主教以及16位主教的支持。只有约克大主教和四位辉格党人主教投了赞成票。列昂内尔、安东尼、梅耶、汉娜和她的妹妹蒙蒂菲奥里在走廊上眼睁睁地看着提案被35票的多数否决。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0）
夏洛特的日记生动地记录了辩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给家族带来的后果。她和路易莎在凌晨3时30分，还在翘首等待他们的丈夫从威斯特敏斯特归来：
男人们走进屋子，列昂内尔面带微笑——他一直都能如此坚强和自控——安东尼和梅耶的脸涨得通红他们说那些发言全是造谣中伤，建议我一个字都不要去读它。我5点钟上的床，6点又再次醒来；我梦到一个巨大的吸血鬼正贪婪地吮吸着我的血很显然，当投票的结果宣布时，震耳欲聋的狂热欢呼声在回荡充斥着整个议会。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应该遭到如此强烈的憎恨。星期五整整一天，我都因为过度激动而哽咽和哭泣。
这些世俗的达观贵人反对恢复人权的一些论据的真实想法，可以从皇后的叔叔康柏兰德公爵——现在的汉诺威国王——有关这件事的信函中找到。从某种程度上看，他同意教会方面的观点，“接纳那些否认我们的救世主存在的人”是“可怕的想法”。但他的有些担忧从本质上说是出于社会方面的考虑，他预言“这个国家的全部财富将会逐渐地流入犹太人、工厂主和生产印花布的那些人的手中”，并引用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对他的一次款待来说明犹太人的骄傲自大。他非常清楚自己几年前在汉娜家里吃饭时曾经说过些什么。这个两面派的势利小人的看法和那个时期与这个事件有关的拙劣漫画表达的一样。《犹太人解放的受益者之一》讲述的是一个老棉布经销商带一只乳猪回家给他的妻子，并且兴高采烈地说：“我的小亲亲，看看我给你麦（买）了桑（什）么！真得刚（感）谢罗（罗）斯柴尔德囊（男）爵和皮二（尔）。”（参看图12）
因此，列昂内尔似乎下定决心，采用老一辈罗斯柴尔德人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屡试不爽的一种手段（出于一种并不十分光彩的目的）。1846年12月23日，纳特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信，所谈的内容明白无误：
知道你觉得有必要采用某种方式来保证参议院的某些选票，我觉得很遗憾，这样做并不是十分得体，我得说，要不是因为我们刚在这里目睹了一场腐败丑闻，有人正试图摆脱与此类事情为伍而羞愧难当的尴尬，我当然会很赞同你那么做。然而，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杰出的叔叔和您谦卑的仆人都同意这种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太过于谨慎，如果有必要确保这种方式能成功，我们就不应该顾虑牺牲——我们无法锁定金额，你肯定比我们更清楚需要多少，我希望按你说的所需金额的一半就足够了，我们的好叔叔已经授权给我，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将自己承担一切，来满足家族的所有需要，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为了得到最好的结果，因此，你可以把这笔开支记到公司的名下——当然，在上院通过这个法案之前你不要付清，也不必跟他们讨价还价，也不必关心是谁收了——关键是按照你的想法，你对处置那些对提案通过可能存在问题的个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对此你也很难再了解更多——我不会出钱支持那些与我们没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提案，也不会为其他任何目的破费——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目的达到后把钱付给相应的运作人——我认为你对处理这件事不是很有经验，因此，我想不出来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你的朋友提出你捐赠的想法——以什么样的借口？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回报？如果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太不值了，如果从另一方面讲，他们要付钱又没有提具体的要求，我当然会要他们的钱，就当是他们已经像我们一样得到了利益。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1）
简单来说，就是列昂内尔建议在上院出钱买选票。令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是，有人披露他居然试图采用类似的方式寻求阿尔伯特王子的支持（他在上院的影响举足轻重）。当然，阿尔伯特可能已经有了恻隐之心。列昂内尔从1847年步入政坛一开始就与他有联系，到1848年，纳特能够记录下他的“高兴埃尔伯特王子是如此关照你，而且他将支持我们的提案”。
但他同时又告诫列昂内尔“要时不时地去拜访一下他，想办法逗他开心”。“你现在应该去做一下议会党团的工作，”他在2月14日写道，“让你的朋友阿尔伯特王子应用他的影响力，那么或许（提案）就能通过。”实际上，这段话暗藏着的是整个关于犹太人解放的故事里最有意思，但迄今为止一直被忽略掉的那一段。
至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阿尔伯特王子早期的联系——用他们的能力作为他与欧洲精英人士联系的纽带——已经发展成为了更加正式的金融交往。举例来说，1842年，詹姆斯替阿尔伯特的顾问斯托克玛男爵在北方股份上投资了10万法郎。3年后，当阿尔伯特计划与他的兄弟讨论金融问题时，斯托克玛转达了列昂内尔“希望罗斯柴尔德的银行能有幸为殿下此行可能在德国境内用得着的所有金融需求提供服务”的请求。1847年，罗斯柴尔德给阿尔伯特一文不名的巴伐利亚亲戚路德维西·冯·欧廷根·华莱斯登王子提供了3000英镑的贷款，由阿尔伯特作为担保；当欧廷根王子在一年后破产，只留下一堆卖不掉的艺术品收藏作为抵押品时，阿尔伯特就成为了债务人。这就解释了纳特与他的叔叔为什么在巴黎爆发革命后非常强烈地反对——从金融的角度——支付任何的款项，而是希望他的兄弟“付清”，以便确保阿尔伯特的支持。5月，阿尔伯特把安东尼招进宫里去“为他的兄弟科布兰兹（应该是科伯）公爵要求贷款，（给他自己）贷款金额13000或者是12000（英镑）”。（后来增加到15000英镑。）纳特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
你问我关于给阿尔伯特王子贷款15000英镑的意见，我认为找不到丝毫理由同意这个要求，你会发现你与他之间的情形与我们与路易·菲利普的情形完全一样——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我亲爱的兄弟，他已经欠你5000英镑了，这笔钱是我们这边付给巴伐利亚大臣（欧廷根王子）的，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真的不认为你可以放出这么大数目的款项，我的意见是你应该这样告诉他——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为他破费，而且我已经看到，无论你是否给他这笔钱，犹太提案的命运都不会有任何不同——我只能重复我反对付这笔款，而且在目前的形式下，你并没有得到对于这笔借款的任何授权。
现在不清楚列昂内尔是否违背了他兄弟的意见。我们知道阿尔伯特在纳特写了这封信10天之后，以20000英镑买下了巴尔莫罗城堡及其10000英亩的土地，不过我们在皇家档案中没有发现罗斯柴尔德卷入这次交易的任何迹象。另一方面，列昂内尔确实在1849年1月到温莎拜会了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可以让人产生联想的是在1850年7月——列昂内尔为获取席位用修改后的誓言起誓的有名的努力之前11天——他捐出了50000英镑用于补贴阿尔伯特的最爱，一个资金长期处于匮乏状态的“万国工业博览会”项目。3年后，很明显受到来自于“宫廷”的压力——也就是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导致阿伯丁爵士放弃了对解放犹太人的反对立场，形成了皮尔派和辉格党人的联合。相关的证据非常丰富，但似乎并没有理由去推断列昂内尔确实做了些什么事情去“让阿尔伯特使用了他的影响力”。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2）
然而，无论列昂内尔在这个方面做了多少努力，结果证明还是远远不够的：想象一下，上院议员的反对可以通过给“宫中人物”意思一下后就得以化解，是一点都不现实的想法。正如罗素十分无奈地说：“你有一个如此令人讨厌的习惯，把任何事情都赋予一个货币价值，你好像认为甚至原则都可以买到。现在全国上下反对你的提案的是以高教会派（HighChurchParty）和低教会派（LowChurchParty）中的大多数人对一个人的方式。现在，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让他们中的一个机构来为你出战，因为他们的反对是最有原则性的。”罗素认为，说服而不是行贿才是唯一可以推进整个事件的办法。尽管罗素在1849年夏天又提出了另一个提案，并在下院获得通过，但同样（跟他事前预计的一模一样）在上院以95票对25票被否决。
这激励列昂内尔最终“接受奇尔特恩英皇直属领地总管的职务”——强行在金融城里进行一次递补选举——这是他发表在《时报》上声明中宣布的“致伦敦市的选举人”行动：“现在是一场在上院议员与你们之间的战争。他们试图维护最后残留的宗教歧视，而你们希望推翻它我相信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发动一场摆在你们面前的维护《宪法》的斗争。”实际上，他的那些更为激进朋友——比较著名的有下院议员J·阿贝尔·史密斯和约翰·路巴克——在一年前罗素的提案第一次被否决后就要求他进行一次强制补选，因此，这次运动本身并不令人意外。是列昂内尔讲话中的那些火暴语言挑起了夏洛特描述的那些批判“风暴”。
要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心里牢记当时在更广大的欧洲范围内的历史背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那样的环境状况下产生的。1848年1月1日，阿尔方索给列昂内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在新年的时候见证“超越迷信和偏见原则的宗教平等的胜利”的期待。毋庸讳言，最后他所见证的远远超过了这个期待。然而，虽然1848年的革命确实在某些欧洲国家给予了犹太人政治平等（尽管只是暂时性的），但是这场革命对于解放运动在英国的净效应基本上是负的。正如来自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信中所表达的，突如其来的革命对大规模反犹太人暴力行动产生了隔离作用，而且也发出了可能爆发这种问题的警告，例如在德国的农村地区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然而，与此同时，很多自认为是革命领袖的更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就像梅耶·卡尔所认为的“犹太人自己挑起了反犹浪潮”。犹太人的解放思潮与欧洲大陆的革命胶合在一起，因此也就具有双倍的破坏性。列昂内尔的讲话向很多支持他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加入到他们的激进主义阵营——甚至宪章运动——而当时这些激进分子正在谴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镇压匈牙利革命提供金融支持。
不论列昂内尔在他的支持者中唤醒了什么样的意识，他的策略只是选举的开局。他战胜了他的托利党对手约翰·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