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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坚冰，出现在元首的沙龙聚会里。再不出来对这种政治困局施加点影响，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康嘉尼尔提到了能让一个在整个家族里反对革命的态度最坚决的女人重获信心的正确的事。她满心赞许地写道：“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动分子有一天，他谈到了关于我们旗子上的第三种德行的标志，他对我说，‘我对兄弟情义是如此仇恨，要是我有一个兄弟的话，我会叫他表弟。’”不久，她又向阿尔方索保证，“我的朋友康嘉尼尔会制止那个疯子的”，还说家族“会得到难能可贵的康嘉尼尔的保护”。“在我们尊敬的康嘉尼尔身上，”她在6月份时宣称，“我们看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能非常娴熟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而不让我们当时就知道他所面临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人有多么崇高，他有多么高贵的心灵以及忠诚的灵魂，他是多么坦荡，这位过去的英雄，浑身充斥着能给他带来意志力的侠义，他想做的事情从不落空。”如果她是在公众场合说的这些话，那么于布内在发现政治问题的同时又探听到大量的这种逸事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她的婶婶汉娜很小心地评论康嘉尼尔“对家族非常尽心，很认可贝蒂的才能和能力，欣赏家族在革命期间的勇气和行事方式，并对他们的繁荣昌盛表示了强烈的兴趣”。对于这一点，詹姆斯满怀羡慕和困惑——尽管康嘉尼尔愿意给他提供敏感的政治情报（比如关于法国对唐·帕西菲科事件的政策），但他从来没有用这些消息来进行投机——评论道：“迄今为止，康嘉尼尔从来没有迷失（在投机里），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说他想要投机。事实上，我很肯定，如果我想要对他或者他的助手建议这类事情，他可能就不再会见我或者接受我的邀请。他是我见过的最不平常的人物！”相反，波拿巴就对于投机却乐此不疲——但不是与詹姆斯联手。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
整个的1850年间，詹姆斯都在努力去调整他与拿破仑两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拿破仑掌握着主动，而这可能会给詹姆斯带来麻烦。“元首大概认为我有什么方面对不住他。”詹姆斯在1850年1月的时候说道，“因此，似乎我在他那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特别是在福尔德不帮助我的情况下。感谢上帝，我并不需要他。”按照这个说法，他信不过福尔德的传闻是真的（这和他与一个异教徒结婚并没有多大关系）。还有就是，他们之间的竞争本质不应该被曲解——他们经常来往，而且人们发现了很不应该的一面：一个兄弟做银行家，而另一个兄弟做财政部部长，用詹姆斯的话说，这不是什么公平的战术。詹姆斯明显感受到了自己在生意和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很遗憾，”他满腹牢骚地说，“我很不乐意看到我们的生意被抢走，我们跟从前比好像已完全不同。”但是如果认为发生在1850年的那件使他未能保住年金业务的事情就代表着他的金融影响力在降低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詹姆斯当时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标书，但没有去参加竞标，原因是纳特4岁大的儿子梅耶·阿尔伯特去世了，而葬礼恰好就在财政部部长定下开标的日子。尽管在参加葬礼，他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窃喜，因为他的缺席造成了福尔德招标活动的“惨淡收场”：“现在他看到了，没有人能把罗斯柴尔德抛在一边，福尔德不可能为所欲为。”
真实的情况是，詹姆斯当时真正最为关切的是外交而不是金融。他担心元首变幻无常的对外政策会在法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导致摩擦，甚至是导致战争，对手有可能是英国（针对唐·帕西菲科事件）或者是普鲁士（针对日耳曼问题）。希拉克关于詹姆斯在一次与拿破仑和康嘉尼尔在1850年末的会议中试图缓和法国政策的故事证实了这个说法。“好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次伊（与）德国的争吵是关于深木（什么）问题？”詹姆斯以辩解的口吻说，“让我们来做一些按（安）排，看在赏（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来做一些按（安）排。”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拿破仑的反应只是把自己的后背转向了他。詹姆斯确实于1850～1851年间在很多场合多次见到过拿破仑，但詹姆斯在影响他的政策方面的尝试从来没有成功过。相反，詹姆斯抱怨元首“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戏弄小兵”，他是“一头驴最终会使整个世界都变成他的敌人”。具体来说，法国插手1850年下半年间发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争端的可能性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尽管他一直担心死于“红魔之手”，如果路易·拿破仑由于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像路易·菲利浦一样被追得走投无路”，詹姆斯认为他不会觉得太意外。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波拿巴分子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詹姆斯也变得越来越焦虑起来的原因。早在1850年10月，他就开始向伦敦分行转移黄金，他对侄子的解释是“当一个像他（拿破仑）那样的人有可能会因为我是康嘉尼尔的朋友就没收我的钱财的时候，我情愿把我的黄金放到这儿去挣3％的存款利息，也不愿意放到国债上或是将它束之高阁。我并不是害怕，但我宁愿小心行事。从政治上看，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同时，詹姆斯由于一直保持着跟康嘉尼尔的来往（甚至在康嘉尼尔被他的军队解职，离开国民卫队司令部后，两人也来往不断）而大大增加了他的政治曝光度。1851年10月，詹姆斯告诉他的侄子说，“我们的将军”胸怀“远大的理想”。“我怀疑在这些理想实现之前，”他又很不安地说，“巴黎可能浸泡在血泊中。我已经卖出了我所有的公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詹姆斯担心在12月1～2日的叛乱发生的夜晚，他会与康嘉尼尔以及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一起被捕。很有象征意义的是，在“卢比孔行动”（暴动的代号）前一周，他从楼梯上跌倒，弄伤了脚踝，因此，当波拿巴分子展开攻击的时候，他十分顺理成章地放弃了抵抗。但是有点让人不解的是，他在暴动发生的当时发给伦敦的信上，对于政治问题居然只字未提，对此，詹姆斯的解释是，他有理由担心这些信件会被检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贝蒂在遇到阿波尼（Apponyi）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得很矜持，因此让我们知道了她的很多激烈反应：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3）
她相信元首只是成功地解救了那些激进分子，而且他会被迫采取摇摆政策，最终他只会以成为他们的一种煽动手段收场。“为了能继续沿着元首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他不得不以煽动（意思是极左）来威胁我们，因此他不能完全把它摧毁；而我担心他不仅根本就不能力挽狂澜，相反，他可能会为了达到他个人统治的目的而推波助澜。”
然而，詹姆斯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把他的政治喜好与他的生意混为一谈的人。除了他个人对康嘉尼尔的喜欢之外，他并没有要对共和党人效忠的想法，并且以“极大的妥协”接受了新的局面。费里耶尔把局势稳定的消息带到了一个临时发起的在拉斐特大街举行的银行家聚会上。
与会人士谁都没有明确谴责路易·拿破仑对1852年以前《宪法》的肆意妄为的决定，这种事情大家认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大家所担心的只是这将成为一场危险的赌博。报道中说逮捕了几名将军，大家害怕这可能会导致军队内部的分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意味着法国末日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谁是胜利者已经无关紧要了。费里耶尔先生遭到了各种问题的轮番轰炸。他描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切：军官们恰如其分的幽默，士兵们良好的精神状态，军事力量的大规模扩张，那些看公告的人的麻木不仁，巴黎的宁静，尽管晨曦这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些大财阀听到这些确切的消息后，紧锁的眉头都松开了。
另外，局势很快就明朗起来，拿破仑通过粉碎共和党左派，并发出支持扩张性的信贷政策的信号，制造了乐观的金融氛围。国债价格的波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在暴动的前夜，（票面利率）3％的国债报价是56，而（票面利率）5％的国债报价是905。之后，价格分别上涨到了64和1025；到了1852年年底——当时拿破仑在暴动一周年时宣布自己为皇帝，3％的国债达到了83，从共和制到帝制的资本收益率接近50％（见图21）。铁路投资总额的数据情况也都大同小异：在1848～1851年期间出现过停滞之后，投资总额到1856年增长了5倍。詹姆斯逐渐意识到经济和政治事件并不是同步的：甚至战争恐慌和暴动发生前那段时间的国内紧张局势都没有造成他所预期的动荡局面。“听那些政治家的说法，”他在1850年时评论说，“你会以为全完蛋了；而听那些金融家们说的，他们告诉你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到了12月2日，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携手，政府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运行有意识地重新返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
图21法国3％和5％利率国债的周收盘价，1835年～1857年
资料来源：《观察家》
因此，拿破仑政权对詹姆斯来说根本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他可能更希望康嘉尼尔为奥尔良派的复辟铺平道路。但是一旦拿破仑很明确地表示不打算对他进行人身处罚后，他也可以很勉强地接受这个现实。他已经在1850年10月很有预见性地总结了自己的处境：“最后我们将迎来一位皇帝，然后就是战争结束，要不是我如此害怕战争，那么我可能就是一名保皇党人。”暴动之后，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他被认为与被推翻的共和党人走得太近的话，他的竞争对手就会抢先他一步。贝蒂在拿破仑退位并被放逐到费里耶尔时表达了她认为拿破仑“道德沦丧”的看法，与此同时，她的丈夫不得不对时局做出分析。“我认为拿破仑正在积蓄力量，”他在暴动三周后给伦敦的报告中说，“尽管事实上那些大人物和善良的人不大会接受他的邀请。你们认为我们应该完全置身事外吗？”这只是一个修辞方面的问题，并不期待对方的回答。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人们都做不到坚定不移地保持她们的社交抵制。事实上，她们的态度在12月底之前就开始软化了。“在罗斯柴尔德的家里，”阿波尼在见过了纳特的妻子夏洛特以及贝蒂后，充满恶意地看到：“这种神态自若的态度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这些财富来自于他们资产组合中的那些债券和股票在当时的市场上出现的飞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4）
这次至少是詹姆斯定居巴黎以来的第五次政权更替，因此很显然很难再让他严肃地看待这类事件了。“我亲爱的侄子们，你们怎么可能喜欢一部为两个没用的东西制定的法国《宪法》？他们正在这里的大街小巷为了那个目的而叫卖呢。”一个极权的政府“不太好，但在这里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而且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早在1852年的10月，詹姆斯就很轻松地报告说他“与皇帝的关系非常好，与其他人也是如此”，这是在拿破仑正式宣布自己做皇帝之前两个月的时候，也是在拿破仑著名的波尔多讲话前几天。拿破仑在这次讲话中宣称：“帝制意味着和平。”这似乎排除了那种轻率地废除比利时的中立政策，或者是挑战普鲁士对莱因地区的统治的可能性，而这些在早两年是大家最为关切的事件；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其他列强把拿破仑这个皇帝只是看成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当然，事情本身远没有那么简单：1853年1月，詹姆斯仍然很难拜见到这位新皇帝。但是他有两条路子进入这个新朝廷。第一条路子是他仍然是奥地利的总领事，而且煞有介事地穿上了他的紫色制服，以提醒那些忘了他外交官身份的人的注意。1852年8月，他可以给拿破仑传递来自奥地利新皇帝弗兰兹·约瑟夫陛下的礼节性问候。尽管于布内处心积虑地破坏詹姆斯在巴黎代表维也纳的权力，但是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奥地利的银行家，他就没有机会驱逐他。詹姆斯找到的迎合拿破仑的第二条路子，是支持半西班牙半苏格兰血统的女冒险家尤金妮·德·蒙蒂霍的计划，许多势利的巴黎人认为她只不过是拿破仑众多情人中的一位。拿破仑在1850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到1852年年底就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之中。当他打算与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