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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年前，迈耶·阿姆谢尔就开始用贷款讨好达尔贝格了。他此时又用一笔44万古尔登（以折价后价值29万古尔登的债券支付）的款项换取了法兰克福犹太人的解放，并给达尔贝格本人8万古尔登，以资助他前往巴黎为拿破仑的儿子洗礼。实际上，迈耶·阿姆谢尔很快便正式成为了达尔贝格的“御用银行家”，帮助他进行土地买卖方面的投机，买这些土地的钱则都是用法兰克福犹太人“捐献”出来的。这也是达尔贝格信任和尊敬迈耶·阿姆谢尔的标志，他随后任命迈耶·阿姆谢尔为哈瑙选举团成员，与诸如西蒙·莫里茨·冯·贝特曼这样的杰出的异教徒共事。至于达尔贝格是否知道迈耶·阿姆谢尔仍继续为威廉服务，我们不得而知；而威廉最大的心愿可是将达尔贝格以及他的法国老板赶出黑森…卡塞尔。历史在这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性，就在几年前，迈耶·阿姆谢尔曾经从威廉手里获得一笔62万古尔登的款项，支付给了奥地利，用以发放反法战争的军饷和购买战马。迈耶·阿姆谢尔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阿姆谢尔就给了达尔贝格255万古尔登，其中部分钱款则是用来为法国军队购买战马！
当然，迈耶·阿姆谢尔——如布德鲁斯一样，他也接受了达尔贝格提供的一个官职——可能是认为威廉难以重返王位。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应该完全断绝与威廉的联系。他实际上是两边都讨好。这种策略具有显而易见的吸引力，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前几十年打开局面的一种策略。但是，双重代理人的身份通常会面临失信于两边主人的风险，无论谁赢，自己最终得到的都可能是失败者的结局。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在选帝侯流亡期间，迈耶·阿姆谢尔形成了保密的习惯——这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之一。起初，他并没意识到保密的重要性。在选帝侯流亡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和儿子卡尔曾数次前往伊策霍——实际上，他们为见威廉，在汉堡专门设立了一个永久性办公室——并且定期公开地与威廉最资深的官员克纳茨联系。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这些都没能躲过法国警察的眼睛，迈耶·阿姆谢尔很快意识到“当下行事要万分小心才行”。到1808年中期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选帝侯官员之间的通信都由布德鲁斯和拉瓦茨转交，而且信件都是用代码写成。布德鲁斯在心中变成了“冯·瓦尔德施密特男爵”，克纳茨变成了“约翰·韦伯”，迈耶·阿姆谢尔的代码则是“彼得·阿诺尔迪”或“阿诺德”，而威廉的名字有好多个，如“赫尔·冯·戈尔德施泰因”、“约翰内斯·阿德勒”或“校长”。选帝侯在英国的投资被称为“鱼干”。为了进一步增加安全性——“你越小心谨慎越好”——所有的信件并不直接寄给迈耶·阿姆谢尔，而是寄给了尤达·西歇尔，他的儿子伯恩哈德1802年娶了伊莎贝拉·罗斯柴尔德。当卡尔和阿姆谢尔前往布拉格看望选帝侯时，他们从丹麦南下的那刻起，所有的通信都以极为保密的方式进行。有时，罗斯柴尔德人甚至警惕到将德语字母换成希伯来字母写一些信件。这些警惕是很有必要的；除了前文提到的搜查和讯问，法国警方在1811年至少成功地截获了一封信件。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 金钱的先知 第二章 “宫廷犹太人”（8）
在奥地利境内，罗斯柴尔德成员的行动同样遭到了警方的监控。当然，不用过多地担心奥地利当局，但是也不能确保威廉与奥地利国王的关系会一直保持友好状态。实际上，自从法国在瓦格拉姆战胜了奥地利之后，威廉再次被迫出走的可能性就已经非常大了。双方在财政问题上的交涉失败也让他为维也纳所冷落。由于这个原因，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自己的活动，即使在布拉格也不例外，这也让警方对他们的政治角色产生了夸大的印象：
这个犹太人（阿姆谢尔）是支持选帝侯的一项重要宣传计划的领头人物，这项计划的分支遍布黑森之前的领地这些推测是建立在以下事实之上：无论何时我到选帝侯的住处，总能发现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那里，而且通常由军队司令施明克和国防大臣克纳茨陪同，他们之后会进到自己的房间里，罗斯柴尔德成员通常携带着文件。我们或许认为他们的目标不会有损于奥地利，因为选帝侯尤其急切地希望恢复昔日的权位，因此我们几乎没有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即那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可能把握主导方针的组织和协会，它们的全部目标就是是否能从奥地利捞取反对法国和德国的好处。由于拥有广泛的商业触角，他做这样的事比任何人都要容易，也能够把阴谋隐藏在生意的面纱下。
但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担负着重重风险，他们也并没有获得威廉的完全信任。罗斯柴尔德家族保全选帝侯财富的神话中，与现实最不符的一个部分就是威廉对迈耶·阿姆谢尔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恰恰相反，迈耶·阿姆谢尔不得不忍受选帝侯一次又一次偏执的猜疑。威廉第一次的疑虑是担心迈耶·阿姆谢尔可能背叛他，投奔了法国。后来，他开始担心迈耶·阿姆谢尔的代理人盗用他的资金。他指责迈耶·阿姆谢尔骗取他的英国股票的收益，指责他处心积虑地侵占了他在汉堡托付给迈耶·阿姆谢尔照看的财物。这段时间里，迈耶·阿姆谢尔只能依靠布德鲁斯从中调解，重新赢得选帝侯的信任。布德鲁斯替他说了大量的好话。他对威廉说，他将如此多的生意托付给迈耶·阿姆谢尔，是因为：
他付钱最为准时，总是能算出当天一宗交易的官方汇率，从不向任何人透露陛下您的交易信息，他极为谨慎地替您处理财产，法国官员曾盘问过他是否为您从英国转移过资金，但是他们在面前摆着的账本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不过，残酷的事实是，布德鲁斯作出这些保证也并非纯粹出于好意。选帝侯不知道的是，布德鲁斯与迈耶·阿姆谢尔达成了一项协议，将自己的一个情妇安排进了后者的公司。为了给自己投资的2万古尔登（即迈耶·阿姆谢尔对萨瓦奈“坦白”的那2万古尔登）寻求好的回报，布德鲁斯承诺“尽自己所能在各种商务中推荐该公司，寻找一切可行的机会为公司争取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更不用说迈耶·阿姆谢尔与法国官方以及达尔贝格所做的交易，选帝侯的猜疑看起来不太偏执了。威廉逐渐意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展的各种新的商业关系让他们逐渐脱离了对自己的依赖。1812年5月，他要求迈耶·阿姆谢尔的一个儿子前往布拉格担任自己的“御用代理人”时，遭到了礼貌但却断然拒绝。
因此卡尔·罗斯柴尔德提到过的一个说法其实有些夸大了，即“老人家”给他们带来了财富。1797年，迈耶·阿姆谢尔的资金是108504古尔登（约合1万英镑）。10年后，他的资产负债表表明总资金为514500古尔登（约合5万英镑）。所以这段时期他与威廉所做的生意似乎不可能为资金的增长作出与法兰克福—伦敦之间的进出口业务同样的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到1810年时，公司的资金上升到了80万古尔登（约合8万英镑），增长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可能来自管理威廉在英国的投资。但是选帝侯财富真正的重要性，就如卡尔和阿姆谢尔都隐约承认的那样，是帮助内森完成了从曼彻斯特商人到伦敦银行家的转变。这一点一旦实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老人家”的依赖就小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那些希望开战的人无疑会找别的银行家。
——弗里德里希·根茨，1830年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轻易地“背弃”了波旁，转投奥尔良，从保守党转到了辉格党，但他们熬过1830年革命的“法宝”并不完全是紧跟国内政治变化。因为国内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迫使詹姆斯把自己的债券埋到了花园里——从许多方面来说，是当时革命带来的威胁比较小。从金融的角度看，更为严重的威胁是革命可能间接地导致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时期的私人通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战争的担忧，而且原因显而易见。一次革命——或即便是一次改革危机——影响的主要是国家债券。一场战争可能导致所有政府证券的价格暴跌。如果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经济保持稳定，那么在巴黎发生的国内危机，罗斯柴尔德或许能够经受得住。但是，一场欧洲战争影响的将是5家分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显示，这种担忧在1830～1832年达到了顶峰。“你不能想象，如果战争爆发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愿不会如此！”詹姆斯1830年10月写道：“如果不幸成为事实，所有的证券价格都会下跌，根本不可能卖出任何东西。”一个月后，他试图量化风险：
我们手头上有90万公债（面值3000万法郎），如果和平得以延续，它们能值75％；而战争爆发的话，它们将跌到45％我认为如果和平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公债价格将在3个月内至少上涨10％
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时有如此多的人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热爱和平，而且还利用他们的金融杠杆维系和平的原因。比如，路德维希·博恩就明确地认为，罗斯柴尔德1831年卖出奥地利债券限制了梅特涅的军事外交空间，当时梅特涅急切地希望用武力防止革命扩散到意大利和比利时。同时他强烈地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乐意看到法国对奥地利采取一种更为和平的政策：“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坐在法国王座之上，那么世界就不会经受法国与德国之间那么多的战争折磨。”类似的言论也能从政治圈里听到，比如奥地利外交家普罗克施·冯·奥斯滕伯爵在1830年12月说：“这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不管罗斯柴尔德说了什么话都是决定性的，而且他不会给战争提供一分钱。”两年后，奥地利财政大臣库贝克将萨洛蒙与“和平”直接画上了等号。不仅仅是奥地利发现必须屈从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压力，梅特涅和奥地利驻法大使奥波尼声称法国政府比奥地利政府更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在1828年，皮克勒王子便开始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与拿破仑进行比较，“拿破仑悄无声息地出生在阿雅克肖，却震撼了地球上所有的国王一只小小欧椋鸟的利爪却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雪崩，顷刻间吞没了一个村庄；而罗斯柴尔德，尽管他的父亲是卖绸缎的，但今天的欧洲如果没有他，任何国家都无力发动战争”。普鲁士外交家阿奇姆·冯·阿尼姆在19世纪40年代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发现没有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黄金锁链”束缚的政府非常之少。
这些论断很快便成为罗斯柴尔德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阿方斯·图斯内尔在他的反犹小册子《犹太人——新时代的国王》（1846年）中，简洁明了地称：“犹太人投机和平，这种现象仍在上升，这也解释了和平能在欧洲持续了15年的原因。”此后的作家则以更为夸张的笔法描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和平的关系。卡普费格和希拉克据称均援引一个罗斯柴尔德成员的话说：“（欧洲）不会有战争爆发，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希望它发生。”莫顿的话则是，“罗斯柴尔德兄弟成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居特林·罗斯柴尔德经常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战争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不会提供金钱（资助）。”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在公开场合，罗斯柴尔德兄弟喜欢鼓励这类想法，因为这使得他们看起来既实力强劲又平易近人。“你知道谁是法国的总督，甚至国王吗？”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1840年12月问她丈夫，“是罗斯柴尔德。在他最近举办的晚宴上，我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我没有向他说任何我自己的观点，我让他畅所欲言。他已经厌倦了（法国首相）梯也尔和他的大臣们”：
“我非常了解他们，”他说，“我每天都见到他们，只要一发觉他们所走的路线与政府的利益背道而驰，我就‘召来’国王——我什么时候想见他都可以，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因为他知道我将蒙受大量损失，而且我想要的只是和平，因此他对我非常有信心，对我言听计从，我对他说过的话，他极为重视。”
究竟这种餐桌上的话吹嘘成分有多大——就如内森在19世纪20年代向皮克勒王子吹嘘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