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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决心仍然回南方去。经天津到上海后，传来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的喜讯，更加坚定了他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1926年11月底他来到武汉军校，并在那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海伦说：徐向前是红军指挥员中不多的几位理想主义革命家之一。正因为有明确的革命理想，所以徐向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辨别航向，预见革命进程。决定行动方向。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徐向前毫不灰心丧气，孑然一身，从武汉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嗣后，高举党的武装斗争旗帜，参加广州起义，坚持东江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人之一。鄂豫皖时期，他先是抵制了“立三路线”令红军包围和攻打武汉的“左”倾错误，继而又与曾中生一道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确保了红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西征期间，在漫川关附近的深山峡谷中遭敌重兵包围，情势险恶万分。张国焘主张分散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主张集中兵力突围。结果突围成功，保存了主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从广州起义崭露头角，到挺进大别山、威震中原，直至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不仅要与凶顽的敌人斗，而且要与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外行指挥斗。
他凭着顽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逐渐成熟成长起来。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进程中，徐向前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当中，广泛传开来。一颗北方帅星从南方冉冉升起。
徐向前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徐帅的崛起，一方面，是北方军阀的反动和落后排斥了他，逼迫了他，使他无法在北方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吸引了他，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迪了他，南方黄埔军校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培养了他，南方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引了他，使他能够凭着自己不畏艰险，勇于并善于克服困难的坚强韧性和革命斗争意志，在南方这块革命的土壤上发芽、结果。
另一方面，他少年时代在父亲严格教育下所学到的写作知识，青年时代在师范学校和黄埔军校所学到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知识，使他不仅善于指挥战斗，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一系列优秀军事论文。这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武将，更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成为一位难得的帅才。
2 三次婚姻之谜
徐向前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其间的酸甜苦辣，他极少与人谈论，但内心满怀隐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由此我们可以洞见徐帅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
2．1 夫唱妇随——第一次婚姻
1922年一个良辰吉日，“楼院徐家”张灯结彩，为徐向前和朱香蝉举行婚礼。
这是一件父母包办的婚姻。1920年，徐向前在国民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父母考虑，他已经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门长女香蝉。徐家“纳彩”，朱家收下了，接着就行“问聘”之礼，徐朱两家交了“命单”，愿结通婚之好，婚事就算说定了。朱家这时的生活境况要比徐家略好些，但是个缺少文化气氛的人家。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还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但两家在完婚时间上发生争论。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主要考虑家里支付不起取媳妇的一大笔开支。那时，嫁娶礼仪繁多，要操办3天，先“安鼓”，远亲近邻都来，晚上要有八音会吹奏。第二天娶亲，新郎带上红绿攀带和新娘用的首饰妆具，坐轿子去迎女入家，举行仪式，款宴宾朋。三天过后，还要行拜谢的礼节。这笔耗费，对徐家来说是很难支付的。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在当地，姑娘20不嫁有伤体面。
没办法，徐家只好依了朱家，在徐向前工作安定之后替他们完婚。
向前和香蝉都顺从了父母的安排。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好在“性格很温和”的香蝉令徐向前和全家人都感到满意。一向比较随和的徐向前，限于家境的窘况，对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想。何况徐向前此时正踌躇满志，准备献身于乡村小学教育，香蝉这样一位勤快、温雅、会体贴人的姑娘，对他来讲算是比较理想的了。
婚后的香蝉，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得到了一家人的喜爱。那时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徐向前不在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
徐向前怎么会忘呢，他比母亲更盼望这个时刻。
徐向前任教的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的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人们说这是“阎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分中学、小学二部。小学又分高小、初小两部分，有4个班，5名教师任教。
这里的条件较好，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学校制度很严，每周一次“自省会”，对学生进行劝导训话，学生若有不轨，即被斥责或记过，给予惩罚。徐向前在这里教小学六年级，月薪20块白洋，生活较为稳定。乐天安命的徐向前对自己此时的处境是较为满意的。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之后，他便急切地奔向东冶镇，“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松枝。
徐向家和朱香蝉虽然不是自由恋爱成家，但他们也象千千万万对中国老式夫妻那样，随遇而安，过着夫唱妇随、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并逐渐产生了感情。对徐向前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体验。但是第二次失业的打击很快降临了，这种平静的小日子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1924年，失业后的徐向前，背着父母和妻子，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走后，香蝉忧急交加，得了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徐懋淮夫妇得知徐向前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后，很快给他写了信，告诉他香蝉得了不治之症，日夜思念他。徐向前接信后，忧心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回香蝉的身边。但做为一名军校学员，纪律严格，身不由已。他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是香蝉每天除了吃一点西葫芦粥之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等不到他回来了。善良而柔弱的香蝉，怀着一腔幽思，命丧黄泉。临终前还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家。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总是怀有一丝愧疚。
2．2 患难夫妻——第二次婚姻
徐向前的头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如果说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三十一师辖4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