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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事休息，说大家实在走不动了。
徐向前知道王新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提出这种要求的，但仍然答复说：“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
又一次战斗中，坚守战略要地董村的四十一团伤亡严重，有一个连只剩下九个人，仍英勇抗击。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报告：部队已经坚持了好几天，十分疲劳，伤亡又大，请示能不能后撤稍作休整。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再疲劳也要打，把钉子钉在哪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多么严厉甚至残忍的命令！然而正因为徐向前的这股子“狠”劲，才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又一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队伍。他的脾气，部属都熟悉：他一锤定音，令行如山，绝不轻易改变。可有时他又似乎格外的宽容。临汾战役发起之初，二十三旅攻下尧庙宫后，徐向前曾令他们从城南攻击。
旅长黄定基当时派六十七团三营，首先以掩盖交通壕逼近。由于部队通宵作业，先头七连进入阵地后，连哨兵也疲乏得睡着了，被敌人偷袭，一度失去阵地。为此，黄定基心想，肯定要挨批评了。不料徐司令员把他叫到指挥所去，不但没有怨他，反而分析自己兵力部署不当。他的一番话，使黄定基大受启发，从中学到了用兵之“道”。
“教之严，爱之深”。1948年，运城战役之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开了小差，以后又回到了部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污辱性惩罚。徐向前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一次纪律教育、爱兵教育。那位连长受了处分。
徐向前深深懂得，只有爱兵，才能用兵，是所谓“士为知已者死”的道理。他更懂得不能盲目用兵，要会用兵，才能得到战士的衷心拥护。临汾战役时，一个连长瞎指挥，叫战士去爆破，却不组织火力掩护。徐向前批评了他不负责任的错误，痛心地说：一个人长大成兵，是很不容易的。叫战士拿命去同敌人拼，那决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和罪恶！
徐向前清醒地认识到，炮弹可以加工制造，人是没法加工制造的，死一个少一个。要减少非正常性战斗减员，就要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战场上少死人，是爱兵的最实际表现，这样才能成为最受战士爱戴的指挥员。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事素养，他不仅手把手地教，而且想方设法举办各种速成干部训练班，如“晋冀豫军政学校”就是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成立的，为打击日寇培养了大批优秀游击队干部。解放后，徐向前依然爱兵爱将，惜才爱才。1981年，他提出“干部一定要经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有些人感到似乎生硬了一些。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部队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缺额，部队中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嗷嗷叫了一阵子。徐向前听到了这些反映，仍强调机关干部下基层，咬紧牙关顶住，硬是不松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习惯，再也没有人叫了。徐向前的“硬”和“狠”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要想解释徐向前的“仁”与“忍”，恐怕还得听他自己说。
有一次，几个年轻的参谋和他聊天，问他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怎么看。他说：“刘备光讲仁爱，对部下、士兵似乎很体贴爱护，可是原则性不强，打东吴最后一仗，他感情用事，部署失当，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差点连自己也当了俘虏。这些历史故事，对我们也是有所启发的。我们作战，对敌人固然要狠，对自己的部队有时也要‘狠’，为的是不丢失战机。
我们的领导机关，宁可让下边埋怨，怪我们不关心体贴部队的困难，也不能因为部队疲劳叫苦就心软，动摇决心。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就看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这个道理，等打完仗，他们就会懂得了。”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或许本身就无法用一般的“仁爱”与“残忍”去衡量所谓是与非。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应该既会“爱兵”，也会“用兵”，才可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这里，“仁”的意义扩大了，升华了。
4．2 名字的魅力
1948年7月，晋中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开始收缴俘虏。在一间满是日本兵的大屋里，为首的日军官，拦住冲进去的战士问道：“你的太君的徐向前？”这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敌人立即乖乖投降。这些都是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挽留”的原“日军山西派遣军”的官兵。若不是亲眼所见，缴获日军的战士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会有这么大的威摄力。
无独有偶。1939年6月，徐向前奉命去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山东只呆了一年，却引起了军界、政界、舆论界的重视。在以后的数年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
“徐向前”这个普通而又响亮的名字，魅力究竟何在？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徐向前随红四师到广州花县。
这一带的地主豪绅，兴风作浪，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呼叫着，放冷枪。派出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又转回来。
象一群讨厌的苍蝇，日夜围着花县城，闹得人心惶惶，吃饭、睡觉都不安宁。任第十四团党代表的徐向前主动请战，带领一个连，出了县城。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徐向前对战士们说：“追！对付这群东西，要像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说罢，带头冲向前去。民团惊慌而逃。徐向前率领战士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在这里，徐向前和他武汉军校时的同事程子华相遇了。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了，像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徐向前说：“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它！”战士们以为他说玩笑话，他去认真地解释说：
“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有的人，拿个棍子，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一番通俗的比喻，把战士们说开了窍。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治服了。两天过去，当红军从花县出发去东江，沿途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送过境”的大字。从此，在红四师中“徐象谦”的名字，连同“打狗战术”，在许多人中传颂着。徐向前这位不爱多语的党代表，以他的勇气、才能和智慧，崭露头角，赢得了广大干部和战士的信任。
强将手下无弱兵。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向前就出现在哪里。有时，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他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有一次他的右胳膊中弹流血，就用左手指着敌人对想要帮助他的战士喊：坚决把敌人压下去！在指挥员以身作则的带动下，他指挥的部队军纪极为严明。四川军阀最重保存实力，惯打滑头仗。溃败时，官兵往往把枪支。弹药、银元、衣物等沿途丢弃，让对方去拣，以便自己争取时间逃命。在反三路围攻的一次战役中，敌人又玩出这一花招。
但是，这一招对徐向前的队伍毫无用处。各追击部队根据徐总指挥的命令，一律不去打扫战场，猛追快进，消灭敌人。川军从未见到过如此凶猛的追击战术，大批大批当了俘虏。红军一鼓作气，沿途共俘敌6000余人。
徐向前智勇双全且颇有谋略，他率领的部队又勇猛善战，怎能不令敌人闻风丧胆？然而更使敌人望而生畏的还是他的“人山”战术。
徐向前无论走到哪里，都首先了解当地的敌情、民情、出产以及地形地貌，注意发动群众，使队伍能够立脚生根。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特别是指挥大型战役，不仅多方搜集情报，而且织组部队进行战前大练兵，努力做到“知己知彼”。
兵家打仗，向来注重“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徐向前深谙此道。
抗战初期，徐向前到山西做统战工作，汤恩伯问他和刘伯承：“贵部政治工作（注：指争取群众）出色，鄙部欲效法，不知从何做起？”刘伯承直言对答：“就是不要脱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徐向前说：“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能去干坏事吗？”汤恩伯苦涩地说：“有理，有理！”
后来，在同阎锡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会谈时，徐向前又针对晋军士气低落的状况说：“敌军锐气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队没士气。部队还是得有政治工作，多讲一些‘大日本皇军’可以战胜的道理，把官兵的士气振奋起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乎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前都要亲自做战前动员，战后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他从小生长在五台山下，他熟悉山地人剽悍纯朴的性情，也热爱掩护过他、养育过他的大山。他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纯熟自如。由于战争的需要，1938年4月底，徐向前率“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这里，除了孤独的尧山之外，平沙无垠，林木稀落。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山地的依托和隐蔽，很难以游击的形式在这里进行持久抗战。
然而，正如李先念所说，徐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他找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话，亲自调查冀南的民情、民俗，并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问题。一位干部对他说：“我们总不能只靠山，山高林密，总不如群众好！”这位干部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要坚持抗战，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在平原上造“人山”。5月21日，《群众》周刊刊出了他写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得人心者得天下”。徐向前以其宽厚的“仁者”之心赢得了民心和军心，也使“徐向前”这个名字拥有多层含义，散发出威慑敌胆的独特魅力。
4．3 穿皮鞋的红军指挥员
海伦在采访徐向前的时候，注意到他“穿着一双外国鞋”，并且说“据我所知，红军指挥员中只有他一个人穿皮鞋”。关于这双皮鞋的来历，没有人深究，或许是刚从甘肃回到延安的徐向前带回的“纪念品”吧。但这双皮鞋却使徐向前更显得与众不同，而且也引起人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似乎徐向前的部队总是较其他的部队更富有一些。
美国另一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描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景时说，张国焘象对待穷亲戚那样对待中央中央指挥员，因为四方面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供给也较充足。另外，《彭德怀自述》一书中，也记叙了当时张国焘为了拉拢彭德怀，派人给他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和二、三百元银洋的事。（《见彭德怀自述》）
1938年，美国少校军长尔逊一行在河北南宫会见了徐向前。分手时，徐向前赠送他们路费50元，每人1双草鞋，一个水壶，还给他们做了衣服。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奢侈”的招待了。徐向前还对他们说：“延安太苦了，这里好一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1941年元旦前夕，徐向前从山东回到延安，特意给中央带了50万元法币。因为他知道，到了延安，除了精神安慰之外，并没有多少物质的东西供人们享受。陕甘宁边区被日本人封锁着，也被国民党封锁着，经济是极端困难的，财政还要靠各根据地支援。
临汾决战前，鉴于坑道作业劳动强度很大，他指示要保证每人每天有两顿饭能吃上肉，会吸烟的人，每天发给50支装备烟半包。这真令其他部队指战员咋舌。
更令人称奇的是，率领西路军浴血奋战之后，虎口余生的徐向前从身上拿出10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全部交公。”
在一个以“小米加步枪”闻名于世的革命队伍中，似乎徐向前的队伍总是格外幸运。难道是上帝被他的“仁爱”之心所感动，独独垂青于他所领导的部队？或者他有什么独特的经济头脑和经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