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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蓝色的尼龙纱帐里，我妈妈对我讲着她对我的理解。提到一些小说的名字，它们让女孩子们上当。我面朝墙壁，伏卧，整个腹部被压在席上，她讲她的。她可以一连几小时对着我独白，我可以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她流泪，我才说：我不是在听嘛！
第三部分 13。心理医生在吗（43）
听见我爸爸拖鞋踢踏踢踏地从外面回来了。他刚打完一局桥牌。最不怕老婆的一个人都回家了，我爸爸才回来。她抓紧时间结束这场说教。她说，男人是很莫名其妙的。结束语总是这句，像是真知灼见，含有权威。
她从来没有机会去经历普遍意义上的男人。二十岁嫁给我父亲，此后便上了卫星运行轨道。她检查我爸爸的文章，看是否有〃右倾〃、〃消极〃情绪。若有，她就在替他寄稿之前偷偷换掉一些词，或删掉一些句子。常常在邮局那结了一层颇厚的糨糊趼的桌上，拿着那根拴在绳子上的公用蘸水钢笔，在爸爸的稿纸上推敲字句。文章发表后，爸爸总把文章读许多遍，总觉得丢失了东西。有时妈妈手脚动大了，爸爸就骂主编或编辑部，说最有精神的句子给这些人贪污了。他冲动得要去大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请他们把他的名字一块删掉，这样的文章不配他的名字。妈妈在这种时候总是一面拦阻他一面温存地摇头，半闭眼帘，食指竖在翘起的嘴唇上，仿佛在告诫一个稍年长的孩子，别吵醒摇篮里的最年幼者。爸爸真的会压低嗓音，放轻手脚。妈妈一句话不说，一直保持那个哑剧手势，直到我爸爸在某把椅子上沉静下来。
她那个优美的哑剧动作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似乎总有那么一分稀薄的睡眠笼罩着我们；就在近旁或无所不在，那个好不容易入睡的病婴，巨大而不可亲地躺在我们的生活中，绝不能惊醒它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妈妈看着我们的眼光，那样温存和压抑，让我们在那无边际的脆弱睡眠上如履薄冰。
我妈妈放心了。她无声一笑。这时候的笑是最妩媚的。走到我爸爸的背后，双手顺理他狂卷的头发。像一个小女孩颇有兴致地玩耍杂碎的毛线。她说：我看同你的原稿没太大区别呀。
我爸爸说，对于语言趣味低下的人，反正没区别。狗皮袜子，反正一样。
妈妈从来不在乎爸爸对〃趣味低下〃的暗示。从来不觉得失面子：爸爸把头一再从她手指下移开，厌烦得要爆炸了。还得说教下去：好赖你的文章发表了，让人看见你还在这儿，没给送到什么地方打矿石去。改几个字有什么呀，把我们家的户口改到北大荒去，你随便写得多高级，还有人登吗？
我爸爸坐在那里，喘息从粗到细，慢慢变长变深，变得像入睡那样均匀而带着微微的鼻鼾。贺叔叔到达之前，他一次次从政治倾覆边缘无恙回归，无功无过，无形无嗅地消磨年华和才智。一直到他写出那篇八千字的杂文《儿不嫌母丑》。他徒步把文章送到省报，两天后又去一趟，如同旧时信差，坐在主编室外，把校样等到手。一个标点都不妥协。
我妈妈知道时已经晚了。
同一篇报纸上就有了反击文章。
第三部分 14。心理医生在吗（44）
不久，我爸爸的文章被拆开，被人们半句、半段地拼镶在他们的文章里，被截断移植的句子衍生出新的生命，后果已大得无法吞咽。无论是我爸爸，还是一切企图为我爸爸开脱的人，比如，贺叔叔。
他在这个局势中认识了我爸爸。
我妈妈恳求了他，去找那个刚调来的党委书记，你要女儿跟你去北大荒南大荒啊？！
她凭着她奇特的敏感。
对，非常了解我父亲。他的本性。只有我妈妈知道这个本性。知道它时时刻刻地被压制，被压制成爸爸的好脾气、大度、与世无争。
只有她知道，有一天他会给贺叔叔一个大耳掴子。一份日夜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恩宠和主宰终止在爸爸恢复的本性中。那是彻底的无拘束，是对一切权威疯狂的反感。是两扇书架后面连裤腰带也不想要的那个生灵。
让我们看看：这顶天蓝色尼龙蚊帐里躺着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和十二岁的少女。
1964年。
邻居家的收音机都没熄，一会儿是合唱《雷锋我们的战友》，一会儿是新闻：〃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罕见的大丰收，为颗粒归仓作出贡献。〃
我爸爸在帐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俩。寂寞得很，趿着拖鞋走开了。
不，我爸爸从来没爱过我妈妈。是的，有时不需要爱情，我们中国那时有许多不幸和危险，把一个个家庭绑在一起，比爱情牢固多了。危险一过去，解体就开始，我的朋友们都在九十年代陆续离了婚。
我妈妈可能也不爱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的禀赋吸引了她。她在隐约的危机中，生发了她那学生腔的戏剧性激情。现实成了种假设，她的行为于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验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剧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有了个悲剧的命题。她满足。
出身市井家庭的妈妈，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几辈子的安分和平凡，对于惊世骇俗的潜隐向往一点点积累，我妈妈就是这个积累。她需要我爸爸这样能力高却注定受贬抑的人。这种人和任何一个当局都处不下去。我妈妈在认识我爸爸的第二个礼拜向他借了一本书。还书时她夹了个纸条，上面写：我要嫁给你。
你看，并没提到爱情。
第三部分 15。心理医生在吗（45）
书？或许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别林斯基的文艺理论，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焕发学生腔的书。什么〃田畔中残存的野花，往往比灿烂的花束更迷人〃之类。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过剩的悲天悯人，政治行为的笨拙，她需要这一切素质。似乎社会和这类人之间总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唤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种戏剧假设中，她总在救死扶伤，总在以她单薄的灵肉抗衡无形而巨大的势力。于是她感到整个生存有了种深度和实质。就这样一个温柔和自我感觉神圣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细腰、塌塌的肩膀，小户人家的那种勤劳和周全，细碎的对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还有最有忍受力的小业主阶级那种对生活不衰的兴致。她到乡下去巡回演出，给家里背回一袋黄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过来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来，后来的几个月，我们餐桌上的黄豆炖猪脚她从来不碰。我和爸爸都愤怒地大吼：谁要你把脚掌走出血泡？！谁要你省给我们？！她就那样忍辱负重地笑笑，谢绝平等。这类牺牲让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觉：她只需我爸爸、我对她的牺牲领情，对负欠于她这桩事实认账，而已。
自信，充满力量，如张开翅膀的母鸡，身心内是上下几万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偿还，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辈子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就为使你欠她。
我得告诉你，她背着我爸爸做了什么。
我讲过：贺叔叔把那张定期存款单夹在首版的书中给了我爸爸。我妈妈听见我爸爸一夜在书斋里，一直抽烟，一直写。她听着他把写完或未写完的撕下、团掉，丢在桌下。
是写给贺叔叔的信。是十几封信的开头。十几种互相矛盾的念头。有的感谢贺叔叔给了他一笔颇厚的稿酬。有的只是张收据：今收到贺一骑同志一千元，按每工时八分五点六厘计价，遵照社会主义劳工制度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工作时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小时。有一封信问：以这钱来买什么呢？一个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严？永远不显露的秘密？
还有一封信写得最长，丝毫没有提书和钱的事，兴致悠然地说起一个山区小镇，那里绿山白水，茶寨茶歌，应该去那里洗涤知识分子内心的污浊。在那里，我爸爸说，他相信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和做人上都会有长进。他说等他在那里安下家，茶花时节请贺叔叔去客宿。这是十几封未写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样不算数，在我爸爸长而弯曲的手指间也成了个青毛桃似的纸团。
我妈妈站在两扇书架制出的笼圈里，一绺烫得微微焦黄的头发从额角遮下，发丝毫无弹性和光泽。她看着桌下桌上的碎纸片和纸团。看着她丈夫一夜的突围：冲锋和撤退。思维朝十几个方向冲去，想冲出一条出路。却是无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者，青灰的眼帘宁静地合着。我妈妈把打开的一个个纸团又细细团起，把现场恢复。
下午她换了身宽下摆的连衣裙，拉上我，穿过一人巷，上了红砖主楼。
贺叔叔住在四楼。到三楼时我逼问：是不是去找贺叔叔谈钱的事？
我妈妈说，不是的，我们家又不缺钱。这个家在祖母死后暗暗地阔起来，暗暗饮着1944年出产的美国克宁奶粉，从老旧的贵重衣物中源源不断地拆出衣料和毛线；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带哈味的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钱的。
第四部分 1。心理医生在吗（46）
的确，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少有缺钱的。好的东西也不是钱能买的，好东西叫做〃待遇〃。贺叔叔的轿车和司机，钱是买不来的。贺叔叔的大客厅、皮转椅，与钱都无关。
是我敲的门。我妈妈带我来，是因为大人常在孩子面前显得宽宏，通情达理。大人其实不大愿意驳孩子的面子。我妈妈的直觉是，贺叔叔对我，一直是没有明显的辈分和原则的。
我妈妈跟在我身后，进了客厅，忘了告诉你，这门是不常锁的。许多人都同我们一样，敲敲门就直接把他们自己请进去。贺叔叔很少锁门。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见茶几上有几杯剩茶，还温热，他也从来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们是谁。他若见到扑克牌摊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里待过。我爸爸常独自玩那种牌戏。一时没有结果，他摊着剩局在茶几上，贺叔叔从来不去搅掉它们。他晓得我爸爸还会再回来，接着局势玩下去。他对我爸爸所有的习性都接受，却从不沾染上。
贺叔叔回来的时候我正提着他的暖瓶下楼去打开水。在楼梯拐角碰见了他。我坐在楼梯的木扶栏上，两条腿挂在一侧，一只手提个大暖瓶，另一只手把持平衡。你看，我们就那样长大的，随处可以冒险和娱乐。贺叔叔两手背在身后，一只脚跨两格楼梯，嗔怒带笑地看着我的本事。他让我拎开水回来时别做笨蛋，给开水烫了脚。我点着头，上下门牙小心地衔着两分钱的边沿。他没问我是不是跟我爸爸一块儿来的；他断定是的。进门看到在他客厅里坐得如闺秀一般矜持的我母亲，他肯定吃一惊。我妈妈从来没去过他的住处。我妈妈和他是非常熟的那种生人。没有我爸爸，他们之间的熟识会顷刻不算数。贺叔叔肯定在一进门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了：我妈妈一看就是武装好了，从内到外。
我拎着一暖瓶开水回来时，两个人同时向我笑：可把他们从艰辛的闲聊中救了出来。我妈妈起身，找到两个干净杯子，又轻声讨得贺叔叔的口头向导，找出茶叶筒、杯垫子，她旋来转去，为使那裙子不时怒放一下。我来了，她开始勇敢地施展自己。
贺叔叔突然和我对视一眼。他，和十岁的我。
没有。
那是下一年的暑假，他带我上火车。那件事还没形成。它正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个十一岁的女孩，在此时此刻，什么都在从这蚂蚱女孩向那略微圆润的少女形成。与贺叔叔，我们一向有个默契。
他马上明白了：我并不知道我妈妈在这里转些什么。我也同他一样急速地在猜这个女人的动机。
再没什么可回旋的，我妈妈把我拉到她膝盖边，坐下，把我的头摆置在她肩膀上。我要挣脱这个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发狠，揪紧我。
这一切贺叔叔都看在眼里。后来我十八岁那年，和他单独在他的瓜棚里，我们一一核实过注册进记忆中的场景动作。他在瓜棚里告诉我，他看我母亲那样无援，拿我来遮挡。
第四部分 2。心理医生在吗（47）
我妈妈把我硬做成长辈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实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个年龄。我妈妈的嘴巴在我脑袋上方开启，说，贺书记，我们想求你个事，要是方便的话，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个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听着我妈妈的声音，甜酒酿一样。
贺叔叔的脸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