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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着他。
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第四部分 7。心理医生在吗（52）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大爷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他们不知道其余，只知道〃反党老贺〃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他低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儿交到他手里。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羞耻。
记得很清楚。但我的记忆未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己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
只剩下她和他。
贺叔叔马上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同谋声气问我：你爸爸知道你跑这儿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到〃五七〃干校一年，我妈妈没他消息了。
〃五七〃干校，你们可能会叫它集中营。几十条人体躺在几十条窄铺上，一声哨，全站立起来。然后走出去，一队一队，缓缓移向工场或田野。
进屋，两人的寒暄，问我问他的情形，这个过程在我脑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温暖和感触，原谅和庆幸。贺叔叔噙着泪，脸上是消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说他得去给我弄点水来喝。十分钟之后，他捧着个粗瓷盆回来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讨，那样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蹾，说，喝点水吧，小伙子！
这是他真正认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掴子一笔勾销了。真正认领了原来那个我。
第四部分 8。心理医生在吗（53）
我听到〃小伙子〃，不知怎样就站起来。站得陡然，小煤油灯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样伸出手去同贺叔叔握，在握到那个缺席的中指时，我顿时知道了那三年的狱中故事。我没有把意外和惊恐喊出来。他看见我眼睛寒噤一下，像无意中触着一个虫子，或者以为摸着活东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来。哭来得突然，无头绪。我站在瓜棚中央，两个小臂轮换抹泪，从头到脚都在抽。我是为我爸爸哭，还是为贺叔叔哭，我怎么会知道？有一点我现在是清楚的，那根没了的中指，触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样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够的荷尔蒙。
他就那么看我哭，欣赏着。带一点儿心爱。
没有。他没有干涉。让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国的长辈，上来抱住你说：〃没关系，会好的。〃他已经不能轻易碰一个少女，她十八岁。他连少女的头发都不碰。
我看着油灯说，贺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说对不起。
他挤出个笑容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还是他不计较这背叛。
他又说，反正我和你爸爸这辈子都是庄稼人了，一辈子也串不上门儿了，没啥对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说一报还一报。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种缘分。
我接着自己的思路。说我爸爸在那之后的失常。说我为他所蒙的羞耻。我还说，贺叔叔，我不愿你以为我老远来是为我爸爸做说客。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无情可讲，他做绝了。
他打断我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来看看贺叔叔，就好。我对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对不起我也好，你都别管，你不能改变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报〃，说：历史的误会，只有历史自己去解释。
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第四部分 9。心理医生在吗（54）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天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的集体户。他说：集体户？我说，二十多个同学，我们把一个土地庙改成男女宿舍，轮班劈柴、担水、烧饭，还种地。
他笑笑说，我们这里本该有七八个学生来，结果只来了一个，太穷了。
又成我问，他答。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许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乐。肚子瘪时，走二十里路到公社食堂去买一斤馒头，一路吃回来，留一个给看瓜大爷的重孙。那个快乐！不是快乐，是幸福。
我笑起来，说我知道那幸福的馒头。
他也笑，说他看出我是个嚼过麦芽的小庄稼汉。
一时间我真的是快乐得很。那种我爸爸和我要使劲忍受的不适，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千差万错的哑谜——源于它的极度不适，没有了。我们都在说最基本、最简单的话，那些没有弦外之音的简单语言。我知道他的快乐是真实的。他本来属于这快乐。他那快乐的乞讨童年，和快乐的中年流放，会合于一个点——他的故乡。他误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么大一个弯子，还是回来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无必要的，是误会。现在这个中年英俊农夫的快乐，与那个说快板的小乞儿的快乐，连接上了。这看上去很苦的快乐让我看到它的和谐和完整。那么他在兜出大弯子时所经受的，必定也是极度的不适。原来他在名望和万人崇拜中也必须忍受不适。他此刻快乐得真切，向我反映了他或许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适，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时。
他们不应该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恰恰走到一起，成了亲密的朋友。
你看，事情所含的背叛就在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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