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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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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很贴近,人物一出场,就显得很有个性和光彩,故此,王蓓把谢辉这个从幼稚到困惑、从迷茫到醒悟、从单纯到成熟,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最后在暴风骤雨中成长的一代革命女杰的形象,塑造得层次分明,激情飞扬。其他主要演员,伊琳则邀请了珠影本厂的演员,如简瑞超饰演忠厚的老大哥(大哥顾达明),史进扮演的革命党人赵锦章,林岚饰演陈独秀式代表人物的右倾分子薜建白,杜熊文扮演软弱沉沦的老四杨如宽,从长影厂调来的郭艺文,饰演另一个革命党人宋珠萍,而沦落成为反革命的老三余宏奎,则特邀湖南省话剧团的刘冠雄。 

        影片于1963年中旬开始,1966年5月“文革”运动前夕结束,前后历时三年多时间。但在影片拍摄中,所遭受到的各方面干扰,却是用文字难以形容的。
        当时,与苏联关系恶化后电影胶片的短缺,摄制组只好暂时解散,其次,因要远赴十几个故事发生的外景地,周期增长,再加上还有参加“四清运动”,更主要的是受到政治风潮的严重影响,多处已经拍成的样片,被勒令修改、重拍、剪掉,人物的语言、表情和动作,都受到了多方的无端指责。其中有许多场戏,演员本已发挥得很理想,但是,却难以抗拒政治压力的无情冲击,譬如剧中人赵锦章在被暗杀临死时,对着靳、顾俩人所说的那么一大段冗长的台词,明显是为了当时政治运动的需要,而强迫地加在距此已有四十多年前的人物嘴上,给人以非常明显的生硬之感,这使著名演员史进内心深感痛苦,但是难以抗拒;而另一场戏表现老四杨如宽对自己的恋人刘芬,充满憧憬和单纯幻想,所朗诵的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那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却被指责为“小资调”,而在完成本后,硬是通过对嘴形,而改补上另外一句直露的、充满革命意味的话:“若我战死在沙场,切莫为我而悲伤,今朝慨歌洒鲜血,他日红花遍地香”,虽符合剧情,但却使情节大为逊色。该片又在同时期出品的为数极其有限的影片中,率先在开头处煞费苦心地硬加上一段毛泽东的话,也就是“文革”即将开始后流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看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以弄巧成拙地进行人为抛开艺术的政治主题图解。就这样,反复地折腾,剪辑台上的胶片无休止地修补,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在当时的电影生产制作中,创下了拍片周期最长、修改次数最多、审查次数最多的多个之最。
        1964年,影片部分完成片送领导机关审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首先肯定影片的同时,特别指出其中一些情节不合理、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要求把影片改好。根据他的指示,这部影片的部分样片又分别送给了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恳请他们提出宝贵意见。陶铸为此两次亲临珠影厂,与影片的编导、演员和主创人员一起进行细致的讨论,影片的修改方案经厂党委通过后,再次报请陶铸。1965年,陶铸专程邀请陈毅、张际春、胡耀邦、王震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影片,赢得大家的一致赞同。1966年初,影片根据陶铸的具体意见全部拍摄和修改完成。陶铸又专门邀请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并请他们几位审查,发表意见。这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看完之后,面含微笑地走出放映间,在技术楼前下台阶的时候,陶铸笑着问大家:“你们看,这部片子还可以吧?”陈毅同志当时就举起双手豪爽地说:“我举双手赞成!”随后,陶铸又和陈毅继续对这部影片交换意见,认为有个别镜头在细节处理上还不够完善,并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供导演参考。
        可是随着“文革”运动陶铸被打倒,影片的“幕后操纵黑手”被揪出,一部普通的电影,由此上纲上线,快速升级,徒然成为政治运动中的大案要案,甚至还有人别有用心、挖空心思地把剧中人“金公寿”的名字,非要说成是陶铸的隐喻,因为在此前的剧本创作当中,作者曾把男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公金寿”,电影界前辈夏衍看了剧本之后,善意地提出意见说:中国的百家姓里没有姓“公”的,再说在南方叫“老公”,“老公”是指女方对自己丈夫的爱称,作为剧中的女性叫起来自然是极不合适,即便是同一男性这样叫,听起来也很不顺耳,何不干脆把前后两个字给颠倒一下。作者欣然采纳了夏衍的意见,于是,“公金寿”就变成了“金公寿”。但想不到这个毫无政治色彩的剧中人的名字,却在此时意外地惹出了麻烦。因为考虑到全部影片的对白已经完成,不得已,编导赶紧把此名改为“靳恭绶”三个字,可是,当权者仍步步紧逼,围绕此名大做文章,离奇地编造出“靳”即“金”,“恭”即“公”,“授”与“寿”如出一辙,“授”和“公”字放在一起即为“铸”意,再把这两个字一颠倒,即是“铸公”也,所以,男主角的原型就是暗指“陶铸”。这一荒唐、可笑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却在“文革”中演变成一场人世间的浩劫。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之一、资深著名摄影师姚士泉,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从艺,他的黑白对比用光摄影堪称一绝,但在“文革”风暴中被打成“三四十年代的黑线人物”,还要清查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姚士泉终因忍受不了人身污辱,而在厂外的甘蔗地里割腕自杀,他的名字便从摄影名单中给无情地划掉了。 

       《大浪淘沙》已经被定调为“严重歪曲革命史实”的“反革命”影片和“十大毒草”影片之一,被迅速查封,不准公开放映。导演伊琳被剧组某些风派人物揭发批判,其实这部与陶铸本人丝毫没有关联的影片,却硬被说成是为陶铸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导演硬被说成是陶铸暗授机宜的内线人物,惨遭批斗。“文革”运动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开始后,身体瘦削羸弱的伊琳卧病在床,他当时受到的严重打击,使他的身体健康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体重还不到一百斤。可是,当权领导和造反派却全然不顾,冷酷无情地把骨瘦如柴的伊琳,还是赶到了英德劳改茶场,去接受重体力的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的秋天,伊琳才得以返回厂里,但厂里坚决拒绝接收组织关系,其档案只好暂时放在省文化厅。情形有所好转后,伊琳强烈地表示在厂工作的愿望,并亲自主抓了描写叶挺的《白马将军》和《革命母亲李丽英》、《横空出世》等剧本,都因各方面的排斥,而未能搬上银幕。但他还是壮心不已,帮助导演刘欣拍摄了根据《渔岛之子》改编的儿童故事片《小螺号》、指导于得水导演了粤剧戏曲片《沙家浜》等。1979年,蔡辉厂长传达上级的命令,任命伊琳担任珠影厂副厂长,此时,已经64岁的伊琳已在“文革”中折磨得身体难以支撑,当罗戈东副厂长前去看望重病在床的伊琳时,他激动地抓住罗厂长的手说:“我们曾经去上海找朱道南、于炳坤,修改《大浪淘沙》的剧本,现在总算有了结果,我们再来一次合作,再拍一部故事片。”这是伊琳投入工作激情的自然迸发,也是他的临终遗愿。当年11月27日,瘦弱的伊琳便告别了人世,姗姗来迟的任命,最终使伊琳抱憾而去。
        一部《大浪淘沙》,一段中国电影在残酷年代中的曲折史。然而,电影艺术的步履,却永远是那么的匆忙而奋进!
        荒诞岁月里的七部重拍片
        在电影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大凡一部相同题材、抑或是同一部影片被反复重拍,其主要原因莫过于该影片为根据传世名著改编而成,具有不衰的生命力,所以常拍常新。
        然而,在我国影坛的“文革”后期,在那段不堪回首的荒诞岁月里,却有7部影片再次重拍,其咄咄怪事,前古未有,前所未闻
        早在“文革”伊始,江青为了达到个人的野心,就气势汹汹地从文艺战线开刀,一方面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电影事业的繁荣和取得的辉煌成绩,一方面又为了树立所谓的样板,盗名窃誉,把众多戏曲、戏剧艺术家潜心创作、早已形成并公演数年的现代京剧和芭蕾舞剧,通过严格的政审和精心挑选,不遗余力、精心炮制拍摄出《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5部京剧以及《红色娘子军》、《白毛女》2部芭蕾舞剧。另一个被列入第一批“样板戏”的是由交响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三段组成的舞台艺术片,统称为“八个样板戏”,以及“六京两舞”,即《龙江颂》、《红色娘子军》、《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红云岗》6部京剧和《沂蒙颂》、《草原儿女》2部芭蕾舞剧。
        “文革”后期,“四人帮”集团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还继续出炉一些如《欢腾的小凉河》、《春苗》、《反击》、《决裂》、《一月的汽笛》、《千秋业》、《盛大的节日》、《金钟长鸣》等一批故事影片,为其政治需要进行挖空心思的人工图解,愚民说教。就在这种政治高压和恐怖笼罩下的电影界,又继续出现了7部重新拍摄的故事片,它们分别是《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万水千山》、《年轻的一代》、《青松岭》、《战洪图》,这些早在“文革”前17年就已经拍摄并公映过的影片,在“四害”横行之时又重新进行了二次拍摄,其中除了《年轻的一代》、《青松岭》、《战洪图》这三部影片为当代现实题材,而被政治气候所利用,强行与政治挂上钩之外,剩余4部均远离时代,分别为不同革命战争时期的题材。这些影片的重新拍摄,其中人力、财力、物力的大量浪费,编导演主创人员和摄制组被迫重复劳动、耗费心血,还有在广大观众中产生的对重复拍片的种种议论和不满,不难看出当年“四人帮”之流为了政治的需求,那种黔驴技穷的狼子野心。
        提起《南征北战》,人们都知道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黑白故事片和197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这部影片以解放战争中的国共较量,热情地歌颂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和人民军队的战无不胜。老片的编剧沈西蒙、沈默君、顾宝璋,导演成荫、汤晓丹,新版的编剧不变,导演之一的汤晓丹换成老片的副导演王炎。前者的主演中,师长由陈戈扮演,高营长由冯扮演,赵玉敏由张瑞芳扮演,敌张军长由项扮演,敌参谋长由白穆扮演。后者的主演中,师长由王尚信扮演,高营长由张勇手扮演,赵玉敏由俞平扮演,敌张军长由王培扮演,敌参谋长由葛存壮扮演。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人们印象很深的敌张军长的扮演者,老版的项以扮演反派人物、国民党高级军官著称;而“北京人艺”的王培扮演新版的同类角色,给观众的直觉却是懦雅有余,凶悍不足。当然,这里面融进了“脸谱化”的创作倾向和当时观众爱憎分明的心理因素,以及朴素的阶级情感所产生的观感效应。 

        影片《平原游击队》,早在1955年就曾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黑白故事片,影片主要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我敌后游击队与日寇的英勇作战。这部由邢野、羽山编剧,苏里、武兆堤导演的影响极大的影片,直到现在,人们依然非常清晰地记得影片中的两个一正一反的剧中人和扮演者,那就是郭振清扮演的游击队队长李向阳,方化饰演的日本鬼子松井。1974年,长影厂又秉承“文艺旗手”江青的旨意,重新拍摄这部同名的影片,编剧、导演仍是原班人马,只是老导演武兆堤又带上一个新徒弟常甄华,苏里退出,李向阳一角在全国各地广征演员,竟然候选多达96人,最后确定由山东青岛话剧团的李铁军扮演,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多了外表的英俊,少了内在的质朴。有趣的是那个松井的角色,也不知选择多少演员,最终还是无人能取代方化,使之无奈地来了个“梅开二度”。其中;新版除了正反演员是沿袭“双枪李向阳”和“鬼子王”松井之外,那便是采用老版那段由车明作曲的著名的“鬼子进村”的音乐和李向阳嘴边上的一些经典台词。
        无独有偶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1954年拍摄的黑白故事片《渡江侦察记》,在1974年又由该厂再次搬上银幕。该片撷取了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之前,我军小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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