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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李大钊在五峰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李大钊又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与其他几位代表见面后，便分别坐火车离开了中国。
被张国焘出卖的共产党员中，有一些并没有像李大钊那样幸运地脱离危险，如范体仁、孙云鹏、吴鹏九、叶云清等人不幸被捕。另外被开除、被通缉者还有40余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又一次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张国焘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将他出卖组织和同志一事全部抹去，相反，他把自己粉饰成了坚贞不屈的英雄，向人们述说他面对敌人的审讯，如何毫不畏惧，如何被人强扭着按了手印，如何绝食。但无论怎样，他也不能否认他后来得到了一般犯人所得不到的优待。对此，他这样解释：
关于我之终能转危为安的内幕，后来，我出狱后，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这并不是他所能为的，而是齐燮元的一句话，无意中发生了效用。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手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 ‘把他毙了吧！’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因而从旁插言： ‘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 ‘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这是曹锟随身侍卫所传出来的话，也是我所以由内乱犯变成内乱未遂犯的重要根源。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51页。
他的解释显然是勉强的。试想，如果敌人想要把他瘐死狱中，怎么会对他特别优待呢？
我们认为，可能使人信服的解释有两个： 一是他叛变有功，敌人才免他死刑，并对他特别优待；一是狱外的各方人士开展的营救工作产生了一定的效用。
如果说，张国焘的叛变是受刑不过，被逼无奈，那么他叛变之后对革命的怀疑和失望却是发自内心的，是自觉自愿的。请看他自己的表白：
我在狱中的思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 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过于天真。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56—357页。
四个月过去了，对共产主义和革命事业的怀疑和动摇，使他的狱中生活变得更加郁闷无聊。尽管在狱中受到优待，但他不知道命运将把自己抛向何方。每日每时，他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难道真要在牢狱中度过一生？他不无凄凉地这样想。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突然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突然发动了北京政变，由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随之倒台，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也被卸了职。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张作霖、段祺瑞组成联合政府，并表示同情广东革命政府，愿与孙中山合作，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时机，由李大钊出面，多次做冯玉祥的工作，把“二七”惨案以来一批被捕的工会领袖和骨干营救出狱。
10月底的一天，新到任的警备司令经过草草盘问后，便宣布将张国焘等人全部释放。
张国焘尽量按捺住狂喜的心情，挽着杨子烈疾步朝监狱门外走去。
这时，同行的范体仁问他为何不带头提出政府曾摧残人权的控诉，张国焘的回答是： “政局的变化五花八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时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的发展吧！”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61页。嘴上这么说，实际他心里在想： 我刚刚摆脱了厄运，何必自找麻烦呢？
张国焘夫妇出狱后，暂时住在赵世炎家，来看望的同志很多，大家都为他们侥幸出狱而感到欣喜。
从同志们的谈话中，张国焘了解到，在他们几个人被捕后，党立即发动了抗议和营救运动。《向导》周报连续发表《工界厄运重重》、《汉口之党狱》、《告劳动平民和青年学生——为汉口北京党狱》、《北京之党狱》等文章，声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镇压革命的暴行，并发动参众两院议员19人，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释放张国焘等被捕之人。
听到这些，张国焘真是感到无地自容、羞愧万分。与同志们鼎力营救的行为相比，自己的叛变行为是多么卑劣！他决心隐瞒在狱中叛变的真相，以便继续得到同志们的信任。于是，一个叛徒在厚颜无耻地向被他出卖了的党诉说着他在狱中是如何在敌人重刑之下咬紧牙关，坚强不屈，不吐露半点党的秘密。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凡是听到他“英雄”事迹的人，无不对他肃然起敬。
张国焘的隐瞒是成功的。如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在过去的档案里发现了他的自供状和其他档案材料，恐怕至今世人也不会知道他在1924年这段经历的真实情况。
同志们把张国焘当成了英雄。他不仅得到了信任，而且在后来还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之后，张国焘似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角色之中。他把对革命的厌倦埋在心里，开始关心党的工作和国共合作的发展，从表面上看不出现在的张国焘和被捕前的张国焘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但正如张国焘自己所说，经过四个月的牢狱生活，经过四个月的反思，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开始带着消极和圆滑的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一切，对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对于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要求，不再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
十七 再次进入领导核心
1924年10月张国焘出狱后，开始参与中共北京区委员会的一些工作。
11月底，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到达北京。随后，鲍罗廷由瞿秋白陪同，带着由30余名青年工人组成的便衣武装卫队，从广州乘军舰至青岛，然后改乘火车也来到北京。
鲍罗廷到京后，北京的共产党人经常由鲍罗廷召集在一起开会，张国焘也在被邀之列。通过这些会议，张国焘了解到当时的国内政治情况以及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等方面的情况。
在北京的这些会议由于没有发现原始记录，后人很难知道其内容。只有从当事人的零星回忆中，我们才能得到一点信息。这里是彭健华的回忆：
一次，鲍罗廷召集北京的党内负责同志及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同志在苏联大使馆开会，讨论有关国共合作及如何大力发展国民革命军军事力量，准备北伐战争的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 鲍罗廷、瞿秋白、李大钊、高君宇、赵世炎、范鸿动、张国焘、彭健华等。会上，鲍罗廷首先谈到如何发展国民革命军军事力量的问题，他提出要在广东现有的军队中建立一个军事中心力量。他说： “现在要准备北伐了，需要强大而统一行动的军事力量，但现在广东的军队有不同的系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对军事行动不利。因此，我们决定培植蒋介石的第一军作这个中心力量，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培养军事干部，在财力和军事装备方面多予支持。”
他的话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大家纷纷提出疑问和不同意见。主要有： 1。缺乏军事中心力量固然对统一的军事行动可能不利，但也有使各派力量互相制约，而便于从中驾驭的好处；2。鲍罗廷认为其他许多派系的将领不一定可靠，但蒋介石是否可靠？他一旦羽毛丰满，是否还能加以控制？3。与其用极大的财力和物力培植蒋介石，何不使用较少的财力、物力来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
有的人还提出，现在很多工农自卫队用的都是长矛和大刀片，无法对付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
李大钊一向十分重视河南的红枪会，他在会上特别提出： “河南的红枪会是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力量，成分都是贫苦农民，但现在大都被土豪劣绅所掌握和利用，我们已派了一些同志去进行工作，还应继续派更多的同志去掌握这部分力量，还须派些具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去加强领导，在财力和装备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才好。”
但鲍罗廷却说： “目前应以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为主体，工农群众组织应作为辅助力量支持军事行动。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对统一战线发生不利影响，不利于北伐战争。我们共产党员可以国民党员身份在军队中发挥作用。现在国民革命军中已建立了党代表制度，我们的同志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担任各级的党代表，在军队和黄埔军校中展开工作，只要我们把政治工作做好，便可控制军队。”
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鲍罗廷对党代表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作用估计过高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争论。
会议从晚上8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才告结束。张国焘、彭健华和另外一个人只得席地而卧，在地板上睡了几个钟头，天亮后才各自离去。彭健华： 《一九二四年冬鲍罗廷在北京召集的一次会议》，《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
这一时期，正值孙中山抱病北京。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在孙中山指示下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临时政治会议，张国焘作为候补委员，也经常参加临时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张国焘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尴尬。他后来回忆说：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到会，严肃地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6页。
孙中山逝世后，聚集在北京的国民党要人和中共领导人以及鲍罗廷等皆纷纷离去，张国焘也终于摆脱了尴尬的境遇。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维汉等20人，张国焘也参加了会议。
四大在中共历史上是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会议。大会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大会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特别指出右的倾向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大会决定，共产党人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