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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残余观点。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96—197页。
张国焘以及中央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布了中央分局通告第三号，提出鄂豫皖红军的行动方针是： 调动一部分红军力量去打通商光路线，肃清亲区，完成中央指示我们的把整个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对抗张国焘“东进”指示的曾中生不但肃清亲区，同时要扩大苏区。他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认为红四军领导人提出的行动方针“有一种‘左’倾的观念，认为我们现在必须立即去做截断京汉路或截断长江的工作，这是无目的盲动的立三路线的见解。我们不应当放弃骚扰京汉路的工作，但这在目前决不是主要的任务。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目前，我们要团结力量作最后的伟大的斗争就是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截断京汉路占据武汉，或者截断长江都是必须的步骤，但这个必须动员千万劳动群众来做十倍扩大红军和苏区的战斗力才能够完成。在目前我们所做的正是必须的准备工作，这种‘左’倾的见解在实际上不能得到什么，只能够叫我们把自己的力量去葬送牺牲，或者阻碍真正积极的准备大举进攻，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②
6月28日，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红四军出席会议的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再次提议红军主力南下。张国焘为执行中央给予的援助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任务，才表示赞同。但这次扩大会议对红四军南下的具体方向和兵力使用并没有作出具体决定。因此，7月上旬，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又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会议决定留第十二师一个多团在皖西活动，留第十三师全部和第十师二十九团、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开辟亲区和巩固鄂豫边地区，其余第十、第十一师各两个团和第十二师一个多团南下发展。
会上，在关于红军出击的方向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根据地，必须威胁或攻占敌人的大城市，从而提出了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安庆是当时安徽省城。，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期一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同志认为，红军应当巩固阵地向外发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手段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因此，仍然主张打下英山后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这一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并使之与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同时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张国焘仍然按其个人意见作了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137页。
其实，在中央分局扩大会上，对于红四军南下长江行动的意图已经予以否定。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特委准备采取截断长江的行动是“立三路线的策略”；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中亦说“截断长江的决定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扩大会的总结中也认为本次会议打击了“左”倾的估计（即“目前立即采取截断长江的行动等等口号”）和想把红军行动限制在赤区以内逃避打击敌人主力与忽视帮助中央苏区的右倾观点。中央分局及张国焘刚刚在扩大会议上猛烈地攻击了“南下长江行动”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当然不会赞同红四军领导人的建议。
余家集会议后，中央分局立即掀起了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宣传热潮。7月8日，中央分局发出通告第六号，号召鄂豫皖的全体工农群众要坚决执行“扩大会所指出的方针和实行苏维埃大会一切法令中猛烈斗争，巩固扩大苏区援助中心（央）苏区”，并要求“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做以下的工作： 扩大红军，补充红军，准备运输、粮食、做鞋等等去拥护红军”；“各地方组织必须与红军负责同志共同决定整个以地方武装配合红军行动的计划”《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314页。等等。
7月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联合发出通知第一号，要求动员群众参加运输队配合红军行动；7月11日，中央分局发布“反军阀战争运动日和援助中心苏区宣传大纲”；7月16日，中央分局发布“反军阀战争运动日援助中心苏区告群众书”总之，在中央分局的大力宣传和督促之下，鄂豫皖根据地的工农群众积极投入到支援红军的运动之中。
中央分局为使红四军能够顺利地执行“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对红四军的领导进行了改组： 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调任红十三师师长，徐向前调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了南下作战的深入动员，部队士气十分高涨，积极进行南下英山、东出潜太的准备工作。
7月中旬，红四军第十、十一、十二师的五个团在徐向前、曾中生等率领下由商城亲区出发，冒着酷暑行军，直取英山。8月1日拂晓前，红军开始发动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战至午后，红军只打下了城南、城西的几个要点，徐向前、曾中生当即调整兵力： 以一部佯攻城北鸡鸣尖，集中主力从城西北角攻城。下午4时，红军再次发起猛攻，一举突破城西北角船形山、凤形山敌阵地，迅即登城。经两小时的激烈巷战，全歼守敌1800余人，缴枪1000余枝，重机枪18挺，迫击炮4门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红四军南下首战告捷。
根据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下英山后是要出安庆的。但是曾中生和徐向前等人估计了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及时配合中央苏区行动的要求，认为不如出蕲、黄、广直捣武穴为好。所以，曾中生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红四军决定留第十二师在英山地区掩护后方，开辟工作，军部率第十、十一师四个团向南进击。不料当部队行至武穴境内时，竟发生了徐向前等人根本没有料到的事。据徐向前、曾中生、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说： “事前我们不知武穴沿江尽成泽国，迄抵武穴百数十里之地，始知无法达到这一任务，由此而进据蕲水，发动了此地群众工作，解决红军物资问题，和诱致敌军来攻而扑灭之，地方工作与群众武装都是有极大的进展的，经济问题除得到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银子，数万现洋外，并相当的解决衣服问题。惟各路进攻的敌人徘徊不敢进，不是深沟高垒的死守，就是随时准备逃遁，因此我们不能不以飘忽行动迅速突溃敌之一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红四军在消灭敌人一部后，乘胜进占广济，并派倪志亮率一部兵力去打黄梅，但因城壕水深，没有打成。
红四军南下一个月来，以五个多团的兵力，取得了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4城，歼灭敌人7个多团的重大胜利，俘敌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枝、迫击炮28门、机枪26挺、电台1部和大批子弹、药品，牵制了敌人原拟派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但无论怎么说，红四军改东进为南下的行动违背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的决定。曾中生、徐向前、刘士奇等人估计到改变行动方向会招来麻烦，于是，由曾中生起草，由他们三人联名，向中央写信作了汇报，特别申明南下的必要性。信中说：
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黄、广、蕲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却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苏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缚在苏区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③《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362、359页。
徐向前元帅后来评论说： “曾中生同志在上海期间，看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工作报告，对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建军思想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十分重视。他起草的这个报告，反对远离根据地攻打安庆，主张依托根据地群众的强固基础逐步向外发展，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徐向前、曾中生向中央作了报告，详细地阐述了变东进为南下的正当理由，他们在信中还是不得不写上： “这是否是错误，是必然要请中央指示的。”③
张国焘得知红四军攻克英山后，其领导人没有按照中央分局、军委会的决定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大为恼怒，连续三次写信给予严厉批评，指出红四军出武穴的行动不能完成打击敌人要塞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在政治上是根本错误的；出武穴是脱离后方无阵地，是无把握的作战，也是错误的；不以政治任务为重，而以经济为目的，也是错误的。总之： “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拒抗分局指示，放弃后方赤区，给敌人以良机紧攻中央苏区，给敌人以可能扰乱后方赤区与秋收，使后方二百万群众不能安全秋收，这样解决经济问题，是工农红军绝不出此，是负责党与苏维埃的使命来领导红军的同志绝不应当如此。”信中要求部队立即北返，“不能有丝毫的停留”。《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370页。
红四军领导人事先曾预料，南下的行动将可能招来麻烦，但认为只要申述正当的理由，即使有麻烦也不会太大。然而，接到张国焘的信后，他们从字里行间异常严厉的批评语气中，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当即命令撤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进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
鉴于张国焘如此急迫的命令和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指战员们对突然撤叶家湾之围非常不满的情绪，红四军领导人一面总结南下以来的工作、创建鄂东临时特委领导蕲黄广地区斗争的经验教训，一面于9月4日在曾中生主持下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来信署名为中央分局、军委会）。这就是红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鸡鸣河会议”。
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红四军南下中已取得了重大胜利，应继续留下，恢复原蕲、黄、广根据地，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第三次“围剿”的行动。而且，鄂豫皖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的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调四军北上是不适宜的。会议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通过了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到新集，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红四军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实际上是对中央分局指责的反驳。信中认为： 中央分局给红四军的指示“是根本不合事实的。我们除在组织上采取绝对服从，立刻开向福田河一带待命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诉之必要”。针对中央分局对红四军的四点批评即： 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武穴是放弃了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任务；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而援助中央苏区既不能而又脱离后方阵地；陈调元力量弱，可乘英山之胜直抵安庆，而出黄、广夏斗寅力量强，而前者地势优过后者，后者军事或有危险更是不值；经济问题成为中心，而不从政治上去解决经济。，申明书说： “我们再四考虑，认为分局这种指示，完全凭借片面的根据和纯从主观的出发，与我们前方行动的事实意义和客观环境是绝对不相符合的。”“我们深深认为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是要以占领敌人要害打击敌人主力两者并重，而且在今日技术拙劣的红军，其战略目的应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