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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日比一日更深切体味到被一个完整的集体刻意孤立的痛苦，就请求乙班班主任将我调回丁班。她说；“学生好比是锁，老师是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又说丁班班主任那把钥匙开不了我这把锁，说我快成把锈锁了，要硬开才行。又说凡是因为调皮而调到她教的班的学生从来也不再调走，她要将他们一直带到小学毕业。于是我就想方设法要她赶我走。
我找了根又细又长的橡皮筋，悄悄地，一端系了前座女生的辫梢，一端固定在我课桌面凸出的钉头上。下课时，那个女同学一下子没站起来，就失声长叫。放学后老师带了我去这同学家，要我当她全家面自己声明是该校有史以来最调皮的一年级小学生。我同学的妈妈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
但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命自己安安静静地学那些我早已弄懂的功课，反正总巴不得出点什么乱子，以使日子不要显得那么无聊。于是有一天，让军区大院的小家伙们各自从家给我弄了堆空火柴盒，我兴冲冲搜寻得十几条肥嘟嘟的菜虫，一条一盒装了，找机会塞进同学们的课桌内，待他们发现时，吓得哭的也有，叫的也有，寻我放学后打架的也有。我在课堂上就对班王任承认是我干的，说：“老师，您把我赶回丁班去吧！”
她让我将菜虫捉走，罚我扫了15天的教室——因为有15条菜虫。那会儿，我已跟全班每个同学换过座位。家长们纷纷到学校，请求老师不要将我安排到他们孩子邻座。提起我时，谁也不道姓名，只说：“那匹害群马”。
我至今仍佩服乙班班主任的韧性。她不知从何处弄了付单人桌单人凳来，将桌凳用长木条钉在一起，摆在她的讲坛边要我坐。于是上课时间，我就无法骚扰邻座了。总而言之，她一点也没有赶我走的意思，也不去找我爸爸告状。我于是大有“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之感，深深体会到与老师斗智的种种乐趣，便终日绞着脑筋捣乱。老师告诉她的同事。她要费50％的精力管教我，只剩下50％的精力教育别的学生，但是，她要将我一直管教到小学毕业。
有天放学，班主任要大家回去好好温习算术，因为第二天有节数学公开教学课。公开课就是将许多数学老师集中在一个教室，观摩某个老师的教学方法。一般来说，公开教学的老师都要提一些难度较高的问题让学生回答，以向来参观教学的同僚印证自己的教学方法是否成功。而问题越难，老师就总要抽那些平日成绩优秀的学生回答。我虽然行止失检，但成绩优良，任何老师上公开课，总是要抽我回答问题的。我就终于想出了一个捣蛋的方法。
重庆的小女孩，喜欢采撷指用花，捣碎敷在指甲上，几小时后，取去花泥指甲就变得红红的，很好看。我放学后搞了一大堆指甲花带回家去，临睡前，用干毛巾拼命擦过牙齿，将花泥厚厚敷上，仰睡了，第二天跑完步就上学，早餐也不敢吃。到校门口，取出花泥才进教室。
老师果然叫我到黑板跟前解题。解完题，我转过身来同时将上下嘴唇用手指朝里一搓，便露出两排血红的牙齿，再将双瞳仁向鼻梁中间一聚，成了斗鸡眼。全教室的人猛地见了这么个怪物，顿时便惊叫之声此起彼落。但凡公开教学，必是将四排课桌全向中间并拢，留下三边空隙，让参观教学的老师靠墙坐。老师那天将我的单人桌椅搬了去木工房，让我坐在最后一排做完题后，便沿墙走回自己坐饮，一路向人展示着我的斗鸡眼和血盆口，乙班班主任气得快晕了过去。
我又被记了一个大过，调到甲班。
第十章
在我的读书生涯中我再也没有见过有另一位教书的在学生面前，能有着我的杜老师那样的潇洒随便，更没有见过教书的对于学生来说，有着杜老师那样的魅力！
甲班班主任是复员军人，敦敦实实一个小伙子，他不但教语文，还上我们班的体育。
第一天，他就没让我上课，叫我提了书包，跟他去了沙地边，就在那个秋千架旁，他翻看了我所有的作业本。然后，跑到教导处去，建议教导主任让我跳级插班。教导处说“没有这种先例”，况且，我进校时，还差3个月才够入学年龄呢。
我这位当兵出身的老师姓杜。杜老师从教导处走回操场，示意我坐在秋千板上，他自己也坐了另一架，与我并排。
杜老师用脚后跟使劲往上一蹭，秋千就荡起来。他默默地悠了几下，就用脚掌将秋千定下，没头没脑地，他问我：“那两个大本子上的作业，全是你自己做的么？”
我点点头。爸在丁班班主任家访之后，给我买了好厚的两个大本子，让我将语文算术书上的每一道练习题都做完，且是用毛笔。待老师布置功课，不管是堂上练习还是家庭作业，我便用铅笔将大本子上的东西挑点出来抄上去便是。
“很好。”他说，依然坐在秋千上，两手各抓住根绳子，好像随时准备荡秋千似的，“瞧，你都懂了，于是你上课简直不知干什么才好。我问过所有教你的老师，都说你在音乐体育与图画课时，是比较遵守纪律的。看来上课捣乱，也不全是你的错。但影响别人学习，总是不好的。就像一个吃得很抱的人，一面打着嗝，一面往那些肚子饿的同胞碗里撒沙子，不让别人吃一样，那是很残忍的，对吧？”
我点点头，觉得这老师真实在。自从入学以来，挨批评对我已是家常便饭，可只这杜老师，是坐在秋千架上批评我，我觉得这老师对我像对一个老朋友，而不似对一个坏学生。一年级所有学生都崇拜他，因为听说他从前在部队干的是侦察兵哩！
“我想，我可以在语文算术课上出些别的题给你做。每做出一道，我就教你一个新动作。”他用手一挥，扫过操场上的单杠双杠平衡木，还指指体操室里的鞍马吊环，“你的身子骨挺结实，应该好好做做体操。慢着慢着，你的眼睛先别发亮。”他笑道，“这是有条件的，两个条件：一、凡是班里同学有不懂的语文算术作业，在下课和放学后都可以来问你，你若解答不出来就要主动通知当天的两位值日生，放他们回家，你独自完成教室的清洁卫生。二、我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尽量独自完成，如果一道题自己花了3天时间都想不出来，你可以请教别的人，但必须做3天值日。”他从秋千架上下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好了，回家考虑一下我的话，今天也不用你上课了。你可以选择，真的。或者像你在别的班那样：进教室罚站，回家挨屁股；或者更严格一些要求自己，换种方法活。如果你愿意换种方法活，明天带个大本子来做我的作业。”一说完，就头也不回，大步朝办公室走去。
我朝着杜老师结结实实的背影，规规矩矩鞠了个躬。然后，一路背了书包踩山道，一边巴望太阳快快落山去。我盼明天盼得很心焦。
第二天一大早，我是跑着去学校的。杜老师正在吊环上翻腾哩。我双手将一个大大的厚本子呈到我的新班主任脑袋下面，他倒竖在吊环上神闲气定地看着我，说：“你第一个班主任几次告诉我，说你是个很勇敢很坚强的孩子。”他跃下棕垫，一面走出体操室，一面向我口述当天的作业：
有个耍把戏的人到了一条小河边。他想过河，并带走他的1只芦花鸡，l匹白狐狸，1条老黄狗。渡口有条独木舟，很小，每次只能载1个人加1只动物。
只要面对耍把戏的人，3只动物就很乖；只要他离开黄狗就会咬狐狸，狐狸就想吃掉鸡。
问：这耍把戏的人是如何将自己和3只动物都弄过河去的？
一从那以后，我成了班里的忙人。也不知班主任在我上课之前说了些什么，反正，每天都有同学来刁难我，特别是当班的值日生。开始，他们提的问题还只限于当天的功课，渐渐地，也有人来问老师还没讲过的书页。
我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学生，因为杜老师的题目刁钻古怪，让我非动脑筋不可。
我记得有这么一道题：
战争时期，有甲乙两村分别在两个江心岛上，若游泳，须用40分钟。在两岛正中，有座横跨河面的长桥，桥的一头有个敌人的岗哨。哨兵每半小时走出桥头望一望，不论见到哪个村的人游过警戒线——那条架在两岛中心的长桥，他立即开枪将人打死。若有小孩快游到中心，他就开枪警告。
当时，甲村有一条消息，必须马上告诉乙村的人，于是一个小孩完成了这个任务。
问：甲村这小孩是如何游到乙村的？
那天早上，杜老师亲自在我的大本子上画了示意图哩。
我只能在课堂上想。因为回到家里，父亲也会让我做功课——他布置的。
我从来没被同学们难倒过。让我不得不心甘情愿搞卫生的，是我的班主任。
他给我出过这样一个谜语——什么东西小的时候4只脚，大了两只脚，老了3只脚？
我想得脑仁疼也搞不清楚那是个什么东西。刚好周末了，便问我妈。
妈说：“那是斯芬克司向俄狄浦斯提的问题。如果他答不出来就要被吃掉。这是希腊神话里的故事。谜底是人”
于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三，我心甘情愿地搞卫生，不但将桌椅抹净地扫好，还从家里带些旧报纸去，将我们教室那4个大玻璃窗擦得透亮透亮的。
杜老师一句也不表扬我。他问了问这题是谁为我解答的，然后对我说；“你真幸福。”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不过我从来就没有向老师提问的习惯。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幸福，那时候。但我觉得很快乐。杜老师给我的功课是很生动的，让我深深地着迷。我发现，他从来不把学生弄到办公室去，而是喜欢把学生叫到那些单杠双杠平衡木边，随随便便地，就什么话也对人讲得明明白白了。在我的读书生涯中，我再也没右见过有另一位教书的在学生面前，能有着我的杜老师那样的潇洒随便，更没有见过教书的对于学生来说，有着杜老师那样的魅力！
直到如今，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当班主任的得不到自己学生的敬重与热爱，那么，最根本的原因，一定在班主任本身。
杜老师出的题目很简单，问题很明确，可是往往一个很小的问题，便让人不得不写出一篇文章来。比如有一次，他口述道：
有个财主死了，他留下遗嘱，将财产给了唯一的儿子。财主的一妻一妾，带了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上公堂，请包拯断案：两人都说是孩子的妈——谁得了孩子，谁就可以得一笔大遗产。包拯令人在堂上画了个石灰圈，将那孩子围起来，道：“两妇人听了，你们各人扯住孩子一只胳膊往外拉，谁将孩子拉出圈，谁就是亲生母亲。”两人就开始拉，孩子就开始哭。他终于被一女人拉出圈来。包拯马上判出孩子归谁，并使堂上堂下，连同真假母亲都心服口服。
问：“包公是如何论证他的判决的？”
有一天，我的邻座问我：“你每节课都眼睛发直想什么？全年级的人都说你是有名的掏蛋鬼，咋到了我们班却变呆了呢？”
我告诉他我要绞尽脑汁完成别的作业，比如设想包拯如何以石灰圈断案。这事马上传了开去，大家都对那些题很感兴趣，甚至有人觉得将这类题目交给一个全校出名的坏学生做实在有些可惜，也不公平。于是有人就去问老师。
在那节班会课上，我第一次发现我的班主任也有态度非常严肃的时候。他让全班认真讨论：为什么他要给我增加一份作业，倘若我做不好，还要大搞卫生？
同学们踊跃举手发言，很热心地重复各人从丁班丙班乙班听来的我的恶劣行径。一面数落，一面又有人忍不住嘿嘿笑大家一致认为：老师让我多做作业，是对我的一种惩罚——就像当时流传很广的关于“毛主席在陕北农村改造二流子”的故事一样——毛主席把二流于改造好了，而我呢，到了甲班，也被改造得正在好起来。
杜老师把双手撑在讲台上，静静地听同学们讲，越听，那眉头就皱得越高。
待同学们各尽所言后，老师说话了：“我很失望。”他说，声音很严肃，我低下头，老师走到我跟前，叫我站起来，说：“把你的语文、算术本拿出来，不不，我要的是那两个厚本子。”他将本子接过，伸出结结实实的巴掌来，抚了一下，“请同学们往下传阅，好好看看。她是全年级个子最矮，年龄最小的学生，开学3个月多点，她就独自将两本书全学期每道习题都做完了。”他将我从座位牵出来，牵着我跨上讲台。将我转过去，把他的双手重重按在我肩上轻轻说：“抬起头来，我的孩子！你好好看着你的同学们，看别人是如何诚心诚意地欣赏你的。”
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