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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娜齐尔越来越为母亲着急。自从布托夫人去卡拉奇中心监狱看望女儿时说医生怀疑她得了肺癌，到现在已有四个月了。布托夫人要求当局允许她出国治病，但当局不加理睬。谣传说内务部无能为力是因为齐亚·哈克把布托夫人的档案带在身边到北京访问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当局仍未允许布托夫人离开巴基斯坦。又一个月过去了。布托夫人的医生非常失望，便开始进行化疗。布托夫人把这一消息告诉贝娜齐尔，贝娜齐尔非常难过。
布托夫人的病越来越引起关注。萨娜姆打电话告诉贝娜齐尔说；“人民没有忘记妈妈。我们经常接到问候她的电话。法赫丽也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在外交场合、咖啡店、汽车站和电影院，母亲的健康情况总是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贝娜齐尔在穆尔塔扎为母亲祈祷。布托夫人的遭遇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人们喊出了口号：“我们没能救布托先生，我们怎么也不能眼看着布托夫人被整死。”
只有女性才真正理解女性，才真正理解痛苦，也只有女性才更懂得同情。布托夫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引起了广大女性的愤慨。表妹法赫丽打来电话，告诉贝娜齐尔说：“你猜怎么着！信德省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妻子和姐妹们参加了为挽救姑姑生命举行的妇女游行。”
“警察逮捕了她们吗？”贝娜齐尔又惊又喜。
“他们没敢。他们一来，游行的人就都跑进了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家里，关起了大门。”
贝娜齐尔并不知道母亲的遭遇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关注。
在英国，贝娜齐尔的一些老朋友和人权活动家发起了一场“救救布托妻女”的运动，并且游说议会对巴基斯坦当局施加影响。两位下院议员琼·莱斯托和乔纳森·艾特肯立即响应，在下院提出了“早日议案”：“有关布托夫人的治疗—一本院呼吁巴基斯坦政府准许正遭受癌症折磨的布托夫人去国外治疗。”
美国政府也发出呼吁。1982年11月8日，参议员外交委员会成员约翰·格伦参议员致信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说；“亲爱的大使先生，前总理的遗孀努斯拉特·布托夫人在两个月前申请去国外治疗肺部恶性肿瘤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我呼吁贵国政府尽快批准布托夫人的申请。迅速的批准将被视为是富有同情心的举动，并将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11月11日，出访东南亚的齐亚·哈克在吉隆坡说：“布托夫人没什么病。如果她想去国外度假观光，她可以申请出国，我会考虑的。”他还专门成立了联邦医疗委员会，由它来决定是否有必要批准布托夫人去国外治疗。
“齐亚将不得不放母亲出国”，贝娜齐尔对此充满信心。贝娜齐尔终于如愿以偿，联邦医疗委员会的委员们勇敢地在让布托夫人出国治疗的声明上签了名。
1982年11月，布托夫人发表了感情深沉的告别声明，她说：“为治病所迫，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暂时离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的思想将永远同大家在一起，同斗争中的群众、同遭受饥饿和压迫的人民、同被剥削的、遭受歧视的和那些向往巴基斯坦进步繁荣的人民在一起”
布托夫人在致人民的信中还说：“我向我的仍然被监禁在监狱里的女儿致敬。”她对人民党的领导班子作了安排，组成由贝娜齐尔·布托小姐为首的十二人委员会来领导人民党的日常工作。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在布托夫人出国期间任人民党代理主席。
贝娜齐尔获准来同母亲告别。11月20日夜晚，贝娜齐尔与母亲吻别。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抱头痛哭，母女俩谁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样。“保重自己。”布托夫人对女儿说。她们一起走出克里夫顿70号。就在这里，13年前贝娜齐尔去哈佛求学时，母亲把一本《古兰经》放在她头上祝福。历历往事涌上心头，贝娜齐尔百感交集。
1982年11月20日，布托夫人努斯拉特获准离开巴基斯坦，出国治病。
由于在联邦德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布托夫人的癌症得到了控制，而贝娜并尔则被软禁在克里夫顿70号。每天有11名狱吏驻守在她家，门外隔墙每隔两英尺就有一名准军事部队士兵站岗，特工人员密切注视着前后门内外的动静。贝娜齐尔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度过了11个月的软禁生活。
在这里，贝娜齐尔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雅各博·蒂默曼的著作《没有名字的囚犯，没有号码的牢房》。书中记述了这位报刊出版人在阿根廷被作为政治犯关押了两年半的经历，引起了贝娜齐尔的强烈共鸣。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们心灵的共鸣。当他提到电椅的酷刑时，那些字便跃然出现在我眼前。蒂默曼写道，身体似乎被撕裂，然而奇怪的是身上并没有疤痕。政治犯在被用刑之后抛在一边，稍有恢复，便又被施以酷刑。他是在讲阿根廷，还是在讲巴基斯坦军事当局的拷问室？”
贝娜齐尔并未经历过残酷的刑罚，但她听到的许许多多刑罚令她不寒而栗。据说军事当局给犯人戴重镣铐、压大冰块、灌辣椒水，甚至连妇女也不放过。人民党总书记的妻子纳希拉·拉纳·绍卡特受到电刑折磨，被连续审讯达23天，甚至不准她睡觉。
1982年12月，齐亚·哈克访问华盛顿。在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谈中，齐亚·哈克受到强烈的批评。“那些与会的人回忆说，在佩尔交给齐亚·哈克一封有关委员会对巴基斯坦一些政治犯表示关注的信前，他看上去沉着而自信。”《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委员会所列的政治犯的名单上，第一个便是贝娜齐尔·布托。”
佩尔参议员追问齐亚·哈克，贝娜齐尔·布托被软禁一案时，齐亚发火了。他怒气冲冲地说贝娜齐尔犯了法，“参议员，我可以告诉你，她现在住的房子比任何参议员的房子还要好。她可以见亲戚朋友，甚至可以随便打电话。”齐亚·哈克不无揶揄地辩解。
“是吗？”彼得·加尔布雷恩颇为怀疑地拿起电话，拨通了克里夫顿70号。彼得要求同贝娜齐尔讲话。
“你不能跟她通话。她被关在监狱里。”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从美国参议院打的电话，你们总统刚才还在这儿，他告诉我们布托小姐可以打电话。”
“你不能和她通话，这是不允许的。”对方断然放下了电话。
彼得·加尔布雷恩和佩尔参议员知道自己被愚弄了。
贝娜齐尔在孤独中迎来了1983年。晚上贝娜齐尔开始磨起牙来，早晨醒来后发现关节疼肿，指头紧紧地并在一起打不开。她的耳朵也又一次开始疼痛。
“你的耳朵没什么毛病。”当局海军医院的耳科医生说。
医院的牙医竟然问贝娜齐尔哪颗牙要拍X光照片。贝娜齐尔没好气地说：“你是牙医；不是我。我这一片都疼。”但牙医回答说：“我们不能浪费X光片子。”
关于贝娜齐尔健康问题的传闻在英国报纸上出现后，巴基斯坦驻英使馆新闻公使赶紧给《卫报》去信说：“每当她诉说有病时，都被送到卡拉奇最好的医院治疗。由于她抽烟很厉害，牙龈出了毛病，为此她正在接受她自己选择的著名牙医的治疗。”对于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英国的这场新闻战，贝娜齐尔当时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
1983年3月，贝娜齐尔惊讶地接到当局要她为共产主义分子贾姆·萨奇出庭作证的要求。贝娜齐尔所知道的贾姆·萨奇是一直反对她父亲的贾姆·萨奇，至于有关他别的事，她一无所知。但是贝娜齐尔经历了两年的软禁生活，非常渴望有机会谈论军法管制的问题，法庭能给她提供一个两年来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观点的场所。
3月28日，警察封锁了从克里夫顿70号到克什米尔路之间的所有道路，在人行横道上交叉设置了带刺的铁丝网。贝娜齐尔被警察带去法庭作证。当他们路过街道时，街道上空无一人。为了这个证人，政府大动干戈了。
原定贝娜齐尔作证一天，但贝娜齐尔对贾姆·萨奇提出的问题答复得非常长，因而作证用了两天时间。
“伊斯兰教里提到了军法管制这个问题吗？”贾姆·萨奇问。
贝娜齐尔借机发挥，猛烈抨击军法管制。她说：“要明白伊斯兰教里是否谈及军法管制的问题，我们应首先弄清什么是军法管制和什么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要求我们信奉真主，而军法管制要我们服从军事指挥官。一个穆斯林只能信奉真主。
军法管制，如果我没记错，源自普鲁士帝国和俾斯麦时代。为了兼并所征服的土地，俾斯麦废止了那些土地上原有的法律，用枪杆子强行推行根据他们意志制定的法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法管制也指占领军的统治。占领军指挥官的话就是法律。
在殖民主义时代，本土的人民被视为二等公民，被剥夺了选择政府的权利，被剥夺了根据自己的愿望和经济利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帝国撤出了大多数殖民地，新独立国家的人民一时享受到了自由和解放。就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批推行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民族领袖，如纳赛尔、恩克鲁玛、尼赫鲁和苏加诺。但是，先前的殖民帝国经过形式上的改变，为了取悦于它们自己的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决定支持军人——阿訇集团。而这种集团剥夺了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破坏了有益于指引人民向前进的指路灯。由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抗，这种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很多新独立的国家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军人统治之下，然而，一个基于武力的政权同强调协调一致的伊斯兰宗旨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次，军事当局往往是通过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夺取权力的，而伊斯兰教里没有夺权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里根本没提到过军事管制这一问题。”
尽管法庭不允许新闻界人士列席，但贝娜齐尔的慷慨陈词还是被影印，传发到报界、律师协会、甚至政治活动分子的牢房。英国的《卫报》曾对贝娜齐尔大加赞扬说：“布托小姐看上去身体不错，镇定自若。她的雄辩与才智毫不比以前逊色。”
但贝娜齐尔的病却越来越严重，耳朵疼痛难忍，耳内杂音越来越大。4月的一天晚上，当她正走过会客厅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她抓住沙发扶手，等着昏眩消失，然而，她眼前却一片漆黑，接着，昏倒在沙发上。
“快！快！赶紧给小姐请医生！”家仆急忙跑去对看守说。
不到一小时医生来了，检查完耳朵后，医生对贝娜齐尔说：“你的状况很危险，得请个耳科专家看一看。”
“如果你不说明我需要有耳科专家，当局会继续说我的耳朵没毛病”
贝娜齐尔赢得了这位年轻医生的同情，他用明确的文字在给当局的病历上写明了必须找一位耳科专家给贝娜齐尔看一看。
专科医生来了，“你的耳膜穿孔”，这位三年前曾为贝娜齐尔动过手术的耳科专家告诉贝娜齐尔，“穿孔引起了中耳和乳突骨发炎。你必须到国外去做显微手术，我们这里没这个条件。我们将不得不把你的颅骨锯开，那样极其危险。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到国外去治疗要好得多，好得多。”
这位医生坦诚相告：“我能在这里给你做手术，但我担心他们会给我施加压力要我在你麻醉后作手脚。即便是我拒绝，他们也会找别人来干这种事的。无论如何，你去国外治疗要好得多。”贝娜齐尔感谢他为自己健康和安全所做的努力。贝娜齐尔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写到：“可以说（他）挽救了我的生命。”
贝娜齐尔申请出国治疗没有得到当局的同意。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左半脸开始失去知觉，耳内杂音使她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医生每星期来克里夫顿70号一次，为她清理感染的耳朵，但医生日益受到刁难。
“你经常开车到海得拉巴去，是不是？”一个警长问医生，“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死亡的希望》？”第二天，有人匿名给他家送去了那部电影的录像带。此后，有人在电话里威胁他。但医生一如既往，这令贝娜齐尔深受感动。
尽管母亲已经出国，但贝娜齐尔并没有被人遗忘，她的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和佩尔参议员仍时刻在关注着她。
1983年6月21日是贝娜齐尔的生日，亲戚朋友获准来为她祝贺生日。
“感谢真主，蛋糕没遭殃。他们对什么都不放过，我们一直担心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