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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急等待查出病源的时候，我每天四次给萧珊登记体温（我回家之前我女儿、女婿做这工作）。清早，温度低一些，以后逐渐升高，升到三十九度左右，全家就紧张起来，准备上医院去挂急诊号。明知到医院看门诊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在查出病源前十多天，门诊医生还断定她患肠结核呢！）但是发了高烧不去一趟又怎么说得过去？
今天回想起这些日子我还会打冷噤。
所以我不喜欢量体温。我长时期没有患过大病，没有住过医院，总以为自己身体好，什么病痛都可以对付过去。明明感觉到不舒服，有热度，偏偏不承认，不去看病，不量温度，还以为挺起胸来就可以挺过去。这次也是如此。大清早起来就觉得发烧，人不舒服，却不肯量温度。下午四点实在支持不住，我才到楼下找药吃，我的妹妹拉住我量体温：三十八度八，我女儿、女婿便拉我到医院去看病，再量体温：三十九度三，人已经十分委顿。两天后才退烧。
现在一切都正常了。不过十天光景吧，我在身心两方面都像是生过一次大病似的。
在病床上总结这次退烧的经验，我不能不感谢我的妹妹和女儿。她们怀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过不去，我当初有点责怪她们多事，后来才明白，要不是她们逼我量体温，拉我上医院，我很可能坚持到感冒转成肺炎，病倒下来，匆匆忙忙地离开人世。在讨厌我的人看来，这大概是好事。但对我来说，这未免太愚蠢了。
不承认自己发烧，又不肯设法退烧，这不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险的事。今后我决不再干这种事情，也劝告我的朋友们不要干这种事情。
七月十一日
思想复杂
在病床上读了唐瓊先生六月三十日的《京华小记》（《爱之与恶之》）①，我看出来他对我那句“”的话有所误解。有人说我“思想复杂”，并非读了我的《随想录》后所下的结论。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位比我年轻的朋友忽然想起替我树碑立传，得到他的单位负责人的同意，起初业余写作，后来请假写作，他翻了不少材料，找我谈话几次，辛辛苦苦，写成二十几万字的著作。我读了他寄来的两大叠的手稿，我不同意他的好些看法，也不知道他寄给我的是第几次的誊写稿。但他的辛勤劳动我是看得出来的。我不好意思给他泼冷水，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是指出少数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他告诉我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稿子。我有一种感觉：他对他这部著作有较大的自信。那么就由他去吧。
但是两个月前他写信给我的女儿，说稿子给退回了，据说出版社里有人怀疑替活人写传是否合适，何况我的“思想复杂”。朋友情绪不好，垂头丧气，从信上也看得出来。
很对不起他，我看了信，心里高兴。一则书出不了，无人替我树碑立传，我倒感到轻松，精神上少背包袱，二则说我思想复杂，我认为是对我的恭维。当然，说话人决不是有意吹捧我，他用的“思想复杂”可能是贬义词。
“思想复杂”的人喜欢胡思乱想。思想会长眼睛，想多了，会看见人们有意掩饰的东西，会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所以“文革”期间“思想复杂”的人遭受迫害，思想简单的人飞黄腾达。
思想不简单，怎么能创造出“忠字舞”？怎么想得到“早请示，晚汇报”？怎么能发明出“喷气式”？怎么能够不休止地召开以“高举”开始、以“打倒”结束的批斗会呢？
十年浩劫中的生活是应当详细记录下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想想看，十年中间八个样板戏，一位作家！简单到了这样的程度。人人都看样板戏，每个人脑子里都有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些喜欢夸大文学作用的人可能感到奇怪：几亿人民齐看革命样板戏，怎么产生不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形势！他们忘记了人民不只看戏，他们还要看人，看上面的掌权的人。十年中间人们的思想也渐渐变得复杂了。你不带头做，就没有人信你的话。
一切都会变，一切都在变。我也在变。我的思想由复杂变简单，又由简单变复杂，以后还要变下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决不会再低头弯腰“自报罪行”了。
今年四月我第四次访问日本，看见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相隔十七年，变化很大，几乎适应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变化总是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从复杂到更复杂。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也决不会由复杂到简单。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想谈谈，例如文字的发展究竟是为了简单易学，还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我也有个人的看法。说我“思想复杂”，是无足怪的。
七月十三日
世界语（1）
上一篇《随想》还是在病院里写成的。出院不久我到北欧去了一趟，出国前我又患感冒，到达斯德哥尔摩时，发了支气管炎，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老老实实地对我国驻瑞典使馆的同志讲了。晚上有一位从上海来进修的医生给我治疗。第二天使馆的同志们给我送稀饭、送面条、送水果来，我在旅馆里也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前一天我下飞机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第二天我却见到了这么多的亲人。在瑞典的首都我住不到两个星期，可是我过得轻松愉快。离开这个由无数个小岛构成，由七十多道桥连接起来的风景如画的和平城市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健康的人。
我是去出席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我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世界语，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即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也有可能是一九二一年。但是认真地学它，而且继续不断地学下去，却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事情。我在南京上学，课余向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了一些书，就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书不多，买得到的全读了。因为是自修，专门看书，说话不习惯。后来我到法国常和两三个朋友用世界语通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我回到上海，住在旅馆里，友人索非来看我，他当时还担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秘书或干事一类的职务。他说：“学会的房子空着，你搬过来住几天再说。”我就搬了过去，在鸿兴坊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屋子里搭起帆布床睡了将近半个月，后来在附近的宝光里租到屋子才离开了鸿兴坊。但从这时起我就做了学会的会员，不久又做了理事，也帮忙做一点工作。我还根据世界语翻译了几本书，如意大利爱·德·亚米西斯的独幕剧《过客之花》、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独幕剧《骷髅的跳舞》、匈牙利尤利·巴基原著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的炮火使鸿兴坊化为灰烬，我才搬出了闸北，上海世界语学会终于“消亡”，我也就离开了世界语运动。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用“上海市委”的名义把我打成“不戴帽”的“反革命”，剥夺了我写作的权利。我后来偷偷地搞点翻译，空下来时也翻看家里有的一些世界语书，忘记了的单字又渐渐地熟悉起来，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对世界语的兴趣又浓了。所以我出席了今年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几十年前我就听人讲起这样的国际大会。在上海世界语学会里我只是偶尔听见人用世界语交谈。现在来到大会会场，会场内外，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亲切的笑脸，友好的交谈，从几十个国家来的人讲着同样的语言，而且讲得非常流畅、自然。在会场里人们报告、讨论，用世界语就像用本民族语言那样地纯熟。坐在会场里，我觉得好像在参加和睦家庭的聚会一样。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来盼望的、想象的正是这样，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这种语言，它们从别人口里出来像潺潺的流水，或者像不绝的喷泉；有时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乐曲，听着听着甚至令人神往，使人陶醉。但是它们从我的嘴里出来，却像一些不曾磨光的石子堵在一处，动不了。不过我并不灰心，我们中国代表团里的年轻人讲得好，讲得熟。他们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同朋友们谈得很融洽，希望在他们的身上。
我去北欧前，友人几次劝我不要参加这次大会，甚至在动身前一两天，还有一位朋友劝阻我，他认为我年纪大了，不应当为这样的会奔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一直关心国际语的问题，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中国人把Esperanto称为“世界语”，我认为这种译法很好。经过九十三年的考验，波兰人柴门霍甫大夫创造的Espe — ranto成了全世界人民所承认的惟一的“世界语”了。它已经活起来，不断地丰富、发展，成了活的语言。我开始学习世界语的时候只有一本薄薄的卡伯（Kabe）博士的字典，现在我可以使用一千三百页的插图本大字典了。世界语的确在发展，它的用途在扩大，参加大会的一千七百多人中间，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只占少数，整个会场里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友情。
在斯德哥尔摩我还有一些瑞典朋友，因此我也有不少会外活动。朋友们见面首先问我关于世界语的事情，他们不大相信它会成为真正的“世界语”。我便向他们宣传，说明我的看法：世界语一定会大发展，但是它并不代替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语言，它只能是在这之外的一种共同使用的辅助语。每个民族都可以用这种辅助语和别的民族交往。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学世界语，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势，新局面！倘使在全世界就像在大会会场一样，那该有多好！世界语是易学易懂的，这是人造语的长处，不仅对于欧洲人，对于我们亚洲人，对其他的民族也是如此。但即使是人造语吧，它既然给人们使用了，活起来了，它就会发展、变化，而且一直发展、变化下去，由简单变为复杂，由贫乏变为丰富、更丰富而且积累起它的文化遗产
从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会场，回到上海西郊的书斋，静夜里摊开那本厚厚的世界语大字典，我有很多的感想。想到我们的文字改革的工作，我不能不发生一些疑问：难道我们真要废除汉字用汉语拼音来代替吗？难道真要把我们光辉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封闭起来不让年轻人接触吗？我并不完全反对文字的简化，该淘汰的就淘汰吧，但是文字的发展总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决不只是为了使它变为更简单易学。在瑞典、在欧洲、在日本人们每星期休息两天，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永远忙得连学习的工夫也没有！忙得连多认一两个字的时间也没有！忙得连复杂的思想也不会有？！我们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是使我们的文字简单再简单，一定要鬥斗不分、麵面相同？我不明白。在九亿人口的国家里，文字改革是大家的事情，慎重一点，听听大家的意见，总没有害处。
世界语（2）
八月二十四日
说真话
最近听说上海《新民晚报》要复刊。有一天我遇见晚报的前任社长，问起来，他说：“还没有弄到房子，”又说：“到时候会要你写篇文章。”
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
他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
我不曾答应下来，但是我也没有拒绝，我想：难道说真话还有困难！
过了几天我出席全国文联的招待会，刚刚散会，我走出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带笑说：“要是你的《爝火集》里没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还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个字：“姓陈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说：“我是有意保留下来的。”这句话提醒我自己：讲真话并不那么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样时，人们就在谈论大寨的事情。我曾经考虑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