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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杭州我就去北京参加茅盾同志的追悼会。
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里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边。她忽然对我说：“我忘记不了一个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难的时候，主动地来找我，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不敢相信她，她来过几次，还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她真是个好人。”我感谢丁玲同志讲了这样的话。九姑自己没有谈过三十年代的这件事情。
五月十五日写完
《序跋集》序
我最近把过去我在自己写的和别人写的书上发表过的前言、后记集在一起，编成《序跋集》，并为这个集子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居住的地方气候并不炎热，因此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人那样喜欢风。风并不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吹，它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我的头脑迟钝，不能一下子就看出风向，常常是这样：我看见很多人朝着一个方向跑，或者挤成一堆，才知道刮起风来了。
说实话，有一个长时期我很怕风，就像一个经常患感冒的人害怕冷风那样。风不仅把我吹得晕头转向，有时还使我发高烧，躺在床上起不来。
但这也是过去的事情了。十二级台风也好，龙卷风也好，差一点把我送进了“永恒的痛苦”，然而我也见过了世面，而且活下来了。我不能说从此不再怕风，不过我也决不是笔记小说里那种随风飘荡的游魂。
我从未想过要把过去写的那些前言、后记编成集子。去年我还在怀疑写这些东西“是不是徒劳”。今年年初有一位长住北京的朋友来信动员我编辑这样一本《序跋集》，连书名他也想好了。他说明他这样建议和敦促（他后来还帮忙抄稿，他是一位现代中国文学资料的收藏者），只是为了支持一位广州朋友的工作，这位同志主持一家文艺出版社，不愿向钱看，却想认真出版书刊。北京的朋友爱书如命，也熟悉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脑子里贮藏着不少生动的书的故事。他关心书，关心写书的人，当然也关心出版书刊的人，他热心地替广州那家出版社组稿，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对他我才不便用一句话推出门去，他有具体的办法，还可以举出书名，还可以替我搜集稿子。我不曾拒绝，但我也没有答应。我还想慢慢地考虑。
有一次我意外地听见别人谈论那位广州同志的事，人们说冷风又刮起来了。我起初不肯相信，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有人在我面前显得坐立不安，讲话有些吞吞吐吐，或者缩着脖子，或者直打哆嗦，不久就有朋友写信来劝我注意身体，免受风寒。于是关于我的谣言就流传开来，有人为我担心，也有人暗中高兴，似乎大台风已经接近，一场灾祸就在眼前。
这个时候我非常冷静。有风，我却不感到冷。我一点也不害怕，但是我不得不严肃地考虑自己的事。我喜欢把自己比做春蚕，三十年代初我们几个未婚的年轻人游西湖到白云庵月下老人祠去求签，签上有一句话我至今还不曾忘记：“似春蚕到死尚把丝抽。”尽可能多吐丝，这就是我惟一的心愿。倘使真有龙卷风，那么也让我同它做一次竞赛吧。我要多做出一些事情，多留下一点东西，所以我决定编辑我的《序跋集》。
编选自己的集子，我已经有不少的经验了。但《序跋集》和别的集子不同，《序跋集》中有一些为别人的著作或译文写的前言、后记还是第一次在我自己的集子里出现。我还想指出：这本书是我文学生活中各个时期的“思想汇报”，也是我在各个时期中写的“交代”。不论长或短，它们都是我向读者讲的真心话。在“十年动乱”中我不知写过多少“思想汇报”和“交代”，想起它们，我今天还感到羞耻。在我信神最虔诚的时期中，我学会了编造假话辱骂自己。“监督组”规定：每天晚上不交出一份“交代”，不能回家。他们就是用谎言供奉神明的。我却不敢用假话来报答读者。我把五十几年中间所写的前言、后记搜集起来，编印出来，只是想把自己的心毫不掩饰地让人们看个明白。我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我的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五十几年的长期探索、碰壁和追求等等等等，在这本集子里都可以找到一些说明。我希望对我有偏爱的朋友多看到我的缺点。对那些准备批判我的人我提供一点材料。编辑的时候我没有改动原意，只是偶尔删去多余的字句。有些“豪言壮语”今天成了大话空话，但当时我却深信它们，因此也让它们保留在书中。
这本集子的编成并不是容易的事，我已经没有精力完成搜集和抄录的工作。我首先得感谢那位北京朋友的帮忙，其次我依靠了我的侄女国煣的努力，大部分的稿子都是她抄写的。我也感谢广州的朋友，他在困难的时候还不曾失去工作的勇气和信心，肯接受我的这样一本集子。
从决定编选到序文写成，经过了三个多月，抄写的工作还有一小半未做完。这中间几次刮起冷风，玻璃窗震摇不止。今天坐在窗前停笔深思，我想起了英国王尔德童话中的“巨人的花园”。春天已经来了。
五月二十二日
怀念丰先生（1）
丰一吟同志来信要我谈一点我和她父亲交往的情况。我近来经常感冒，多动一动就感到疲劳，但生活还是忙乱，很少有冷静思考的时间。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噪音很多，要使脑子安静下来，实在不容易，思想刚刚进入“过去”，马上就有古怪的声音把它们拉回来。过去、现在和将来常常混在一起，要认真地回忆、思考，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得到一吟同志的信以后，我匆匆想过几次，我发现我和她父亲之间并没有私人的交往。我觉得奇怪。按情理我们应当成为往来密切的朋友，第一，子恺先生和我都是在开明书店出书较多的作者；第二，三十、四十年代中我的一些朋友常常用亲切、友好的语言谈起子恺先生，他们中间有的人同他一起创办了立达学园，有的人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第三，我认为他是人道主义者，而我的思想中也有人道主义的成分；第四，不列举了。想来想去，惟一的原因大概是我生性孤僻，不爱讲话，不善于交际，不愿意会见生人，什么事都放在心里，藏在心底，心中盛不下，就求助于纸笔。我难得参加当时的文艺活动，也极少在公开的场合露面。早在三十年代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作家的名字不能离开自己的作品。今天我还坚持这个主张。作家永远不能离开读者，永远不能离开人民。作为读者，我不会忘记子恺先生。
我现在完全说不出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丰先生（我后来就习惯这样地称呼子恺先生），也讲不清楚当初见面的情景，可是我还记得在南京念书的时候，是在一九二四年吧，我就喜欢他那些漫画。看他描写的古诗词的意境，看他描绘的儿童的心灵和幻梦，对我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以后一直是这样。一九二八年底从法国回来我和索非住在一起，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要在开明书店出版。索非常常谈起丰先生，也不止一次地称赞他“善良、纯朴”。他又是一种辛勤的劳动者，我看到他的一本接一本的译著和画集。他介绍了西方艺术的基本知识，他讲述西方音乐家的故事，他解释西方绘画发展的历史；他鼓吹爱护生物，他探索儿童的精神世界。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丰先生”的形象：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但是我敬重他的为人。我不仅喜欢他的漫画，我也爱他的字，一九三○年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自传》脱稿，曾托索非转请丰先生为这书写了封面题字，我不用多说我得到他的手迹时的喜悦。这部印数很少的初版本《我底自传》就是惟一的把我和那位善良、纯朴的艺术家连在一起的珍贵的纪念品了。
我在记忆里搜索，可以说是一无所得，我已经没有条件深思冥想了。
在抗战前我从索非那里经常知道丰先生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细节。后来我读到他自己的文章亲切地描述他在家乡安静的写作生活，然后是战火爆发、侵略军逼近家乡，他同家人仓皇逃难。从此他从浙江，去江西、湖南、广西，再去四川。这期间我也到过不少的地方。我说不出什么原因，我同他不曾有过任何的联系，可是他的脚迹始终未从我的眼前消失。他在各地发表的散文，能找到的我全读了。阅读时我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感到亲切的喜悦。他写得十分朴素、非常真诚，他的悲欢、他的幸和不幸紧紧地抓住我的心。抗战期间我在重庆开明书店遇见过他，谈过几句话，事后才想起这是丰先生。另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到他在沙坪坝的新居去看望他。记不起我们谈了些什么，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保留着很好的印象，他仍然是那样一个人：善良纯朴的心，简单朴素的生活，他始终愉快地、勤奋地从事他的工作。一九四二年七月我还在成都祠堂街开明书店买了一幅他的亲笔漫画，送给我一个堂兄弟，为了激发他（堂兄弟）的高尚的情操。
上海解放后，我几次见到丰先生和一吟同志，听说他要翻译日本著名的《源氏物语》，他开始自学俄文，并表示要学好俄文才去北京。我相信他有毅力做好这两件事。果然他在一九五九年去北京出席了全国政协的会议，他从俄语翻译的文学作品也陆续出版。（在“四人帮”下台之前，我就听一位老友讲他正在阅读丰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全部手稿。）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在工作。我们有时一起参加学习，他发言不多。今天我还隐约记得的只是他在一九六二年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简短的讲话，他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他反对用大剪刀剪冬青树强求一律的办法，他要求让小花、无名的花也好好开放。三个月后他又发表了散文《阿咪》。这位被称为“辛勤的播种者”的老艺术家不过温和地讲了几句心里话，他只是谈谈生活的乐趣，讲讲工作的方法。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反”什么，要向什么“进攻”。但是不多久台风刮了起来，他的讲话，他的漫画（《阿咪》的插图——“猫伯伯坐在贵客的后颈上”）一下子就变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也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我第一个发言，大谈《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我带头“发扬民主”，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当时也有点担心，但料不到风向变得这样快。一方面我暗中抱怨自己不够沉着，信口讲话，我的脑子也跟着风在转向，另一方面我对所谓“引蛇出洞”的说法想不通，有意见。听见人批评《阿咪》，我起初还不以为然，但是听的次数多了，我也逐渐接受别人的想法，怀疑作者对新社会抱有反感。纵然我不曾写批评文章，也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回想起这一段时期自己思想的变化，我不能不因为没有尽到“作家的责任心”而感到内疚：在私下议论时我不曾替《阿咪》讲过一句公道话。其实我也不能苛求自己，我就从未替我那篇发言讲过一句公道话。那个时候好像有一种强大的压力把我仅有的一点独立思考也摧毁了。接着的几年中间我仿佛在海里游泳，岸在远方，我已经感到精力不够了。但是我仍然用力向前游去。
怀念丰先生（2）
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参加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后回到上海，送走外宾之前我到作家协会分会开会，大厅里就挂着批判我那篇讲话的“兴无灭资”的大字报。那天受批判的是一位不久就被迫跳楼的文学评论家，我被邀请坐在“上座”，抬起眼便看见对面一张揭露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知道，我送走客人后，大祸就临头了。我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心里很害怕。我盼望着出现一个奇迹：我得到拯救，我一家人都得到拯救。自己也知道这是妄想。我开始承认自己“有罪”，开始用大字报上的语言代替了自己的思考。朋友们同我划清了界限，其实大多数的熟人都比我早进“牛棚”，用不着我同他们划清界限了。丰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曾到过他的家，但我知道他住在陕西南路一所西班牙式的小洋房里。我去作协分会开会、学习、上班的时候，要经过他的弄堂口，我向人打听，他早在六月就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折磨了。
我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这只是几顶帽子中的一顶，而且我口服心服地接受了。我想：既然把我列为“权威”，我不是“反动的”，难道还是“革命的”？我居然以为自己“受之无愧”，而且对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