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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学校。非英是范予的好友，我在武庙里先认识范予，过三天非英从广州来，我也认识了他。他是一个数学教员，喜欢同年轻学生交谈，对文学似乎并无特殊兴趣。这一年我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他也不常到凉台上来。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穿蓝色西装上衣和翻领白衬衫，他给我的印象是服装干净，整齐。
过了将近两年，一个在泉州搞养蜂事业的朋友到上海来，遇见我，约我再去那里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们旅行非常简单，坐船到厦门，买一张统舱票，带一张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后搭长途汽车到泉州。这样来来往往，毫无麻烦，也用不着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养蜂朋友家里休息一会，吃过晚饭我就去找叶非英。我没有先去武庙，我的几个朋友都不在那里了。非英的学校在文庙，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过平民中学，当时非英也只是一个兼课教员，现在他做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我看见他那微驼的背，他那凹进去的两边脸颊，他那一头乱发，还有他那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学校办得有生气，这成绩是他的健康换来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里搭一张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却少有时间交谈，白天他忙，晚上虽然蚊子多，他却睡得很好。他太疲劳，倒在床上就打呼噜。其实我不是来采访，不需要记录什么，我只是在旁边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对他的所作所为，我只找到一个解释：都是为了学校和学生。有时我从别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总是苦行一类，讲话人一方面称赞他，另一方面又带了点批评的口气，我们都担心过度的工作会弄坏他的身体。他患痔疮，又不认真治疗，听说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体，我劝他放下工作休息一两个月，他只是笑笑，说是时间不多了，说是学生们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减轻他的工作负担。我又不愿意照他那种方式生活，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经过十天的接触，我们成了谈话毫无顾虑的朋友，但还不能说是互相了解。对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带点书给学校，我捐了两箱书给他们送去。为学校我就只做过这件小事。当时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许多杂事，常常办了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学校的影子就渐渐淡了。
又过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乡村师范的陈洪有同去的。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不过同非英谈话的时间多一些。学校又有了发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劝他治病，先治好痔疮再说。他却认为工作更重要，应当多做工作。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不过他那种“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当感动，因为我自己缺乏这精神，而且我常常责备自己是“说空话的人”。我总是这样想：从事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单靠“拼搏”是不够的。
洪有陪我在广东乡村旅行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和中山大学教授朱洗夫妇同船回上海。经过厦门船停在海中，两个朋友从泉州赶来同我见面，我们坐划子到鼓浪屿登上日光岩，眺望美丽的海，畅谈南国的梦。分别的时候我还把未用完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非英，请他一定治病。我说：“这是一个关心他的朋友对他的一点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钱用来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第二年听说他带了二十几个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又听说他第二次带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不是在摧残自己吗？后来我回国，他也从北方旅行回来经过上海，在闲谈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意思。我劝他留在上海治病，他还是同学生们一起走了。我不能说服他，他总是表示要尽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说：“时间不多。”我们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说空话，他多干实事。而且我越来越不赞成吃苦拼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学习他，我因为自己讲空话感到苦恼，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怀念非英兄（4）
一九四七年他来上海，在我家里住过一两夜，我们谈得不少，可是还保留着一些分歧。他回泉州后给我来过一封信，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业主义者，我只想我们应设法努力多做点好事。”除了教书办学校，他还想办小刊物，印书
四
全国解放后我忙着“改造思想”，跟多数朋友断了联系，仿佛听说非英、洪有都在广州教书，而且都参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开会，经广州去香港，也不曾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应该承认生活的经验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萧珊在广州过春节，洪有到宾馆来找我们，他讲起五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经死亡。他死在劳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么办呢？我叹了两口气，这个热爱教育事业、喜欢接近学生的数学教员没有家，没有孩子，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关于他的最后的结论，没有人出来过问，也没有人讲得出具体的情况。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阳光，到处听见“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的歌声，我心情舒畅地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当时我洋洋得意，以为自己讲出了心里话，没有想到过了不久上面又大抓阶级斗争，从此我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广州见面正是在充满希望的最好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为亡友做一件事情，当时也不可能为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后大抓阶级斗争，大树个人迷信，终于在我们国家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我们看见了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绘成的无比残酷的地狱。
五
辩证法并没有欺骗我们，黑暗到了尽头，光明就在前面。“四人帮”爬到权力的峰顶，便滚了下来。他们把别人关进监牢，最后他们也让别人关进牢去。我们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由于可怕的“十年浩劫”终于见到了天日。
错划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摘帽右派，什么帽子让别人拿在手里的右派，什么戴着帽子进棺材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类学有了这样创造性的大发展之后，大家不得不承认一个新的事实：那么多、那么多的人给错划成了右派。于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关于反右、划右、平反、改正的长过程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多讲了。为了保护自己我也曾努力扮演反右战士的角色，我不敢站出来替那些受害者讲一句公道话。帽子是别人给受害者戴上的，污水是别人泼到受害者身上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历史的报复，也是历史的惩罚。即使在孤寂地死去的叶非英的身上也不会有例外。
我在病中接到广东朋友陈洪有兄的来信，谈起叶非英的事情，他说：“我是五○年一月回广州的，非英兄继续办新民中学，我也在学校同住了半年，五○年间非英和我一同参加民盟，不久非英兄被选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代表，我也参加南方大学和土改离开新民中学。五三年新民中学改为十四中学，非英兄成为十四中学教师。我在土改结束后转到十三中学，直到反右斗争时，一个干部问我：‘叶非英在反右斗争中表现怎样？’我说：‘叶非英很沉着，少讲话。’那干部说：‘少讲话，也还是右派。’后来我才听说各单位划右派有一定的指标，凡在指标内的人，不管你多讲话少发言，都不能逃脱右派的帽子。一九五八年我们都去农场劳动，每逢例假回广州，我没有一次见到非英兄，听说他划为极右，在石井劳教场劳动，例假也不能出来。后来听说非英兄不幸死在石井劳教场。有一天我遇见一个与非英兄同在劳教场劳动的熟人，据说：非英兄劳动认真，有人劝他说：‘粮食不够，吃不饱，身体虚弱，你还这样卖力气去劳动，不怕送老命吗？’叶说：‘死了，就算了！’六○ — 六一年困难时期粮食欠缺，特别是下去劳动的人经常吃不饱，不得不煮地瓜藤吃。那是喂猪的饲料，饿得发慌的人不得不以猪食充饥，我也吃过无数次，幸而我的身体底子好，没有发病。非英体弱，有一次吃薯藤，发病泻肚，没有及时医治，就这样地在五十几岁离开人世了！”
洪有的信中还讲到给非英平反的经过。人死了，是非却并未消亡，他没有家，没有子女，过去的学生和朋友却不曾忘记他。泉州友人写信给广州市教育局要求落实政策，没有消息。广东朋友找民盟广州市委出面交涉，“要求教育局为叶非英平反”。洪有信中还说：“教育局说市公安局定叶非英为反革命。我追问：‘罪名是什么？’回答是：‘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分子。’我对民盟组织说：‘据我所知，肃反条例并没有这一条。’民盟组织也说‘没有’。我要求民盟组织据理力争，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教育局复函给广州市民盟说：‘关于原广州市第十四中学叶非英同志的问题最近经我局党委复查，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撤销广州市公安局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对叶非英同志以历史反革命论处送劳动教养的决定。广州市十四中学已将复查结果通知叶的亲属。’”
还有一个五十年代初期在广州工作的福建朋友也来信讲起非英当时在广州的情况，信中说：“由于他的教龄长，工资也较高，然而他无论住的、吃的、穿的，还是和过去一样简朴。他和学校的单身教师住在一起，他睡一张单人小床，盖的垫的都是旧棉被和旧棉絮。他自己说，这已经比过去好多了。他在学校里主要担任数学课，据说在附近几所中学里他的教学成绩是比较优异的。有个星期天我们去看他，在学校门口遇见，他正要去学生家里给学生辅导几何课。这以后我们才知道，节假日不只是学生找他补习，更多是他走访学生家庭，给学生辅导功课。他无所谓休息，走出教室就算休息了。”
怀念非英兄（5）
叶非英同志的问题已经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了。他活着，没有人称他同志；他含冤死去，没有人替他讲一句公道话。他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翻印过我年轻时候写的小册子，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几部著作可能对他有大的影响，因此我几次执笔想为他雪冤总感到踌躇，我害怕引火烧身。这一则“随想”写了好几个月还不成篇。病中无眠，经常看见那张瘦脸，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无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没有收入的一生，将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惭愧。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他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甚至在三年灾害时期条件差、吃不饱的时候，他还卖力气劳动，终于把生命献给他的祖国和他的人民。
“死了，就算了！”他没有说过一句漂亮的话。关于他的死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翻读洪有的旧信，始终忘不了这样一句：“在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死一个人不如一条畜牲。”我想说：“我比非英幸运，我进了牛棚，却不曾像畜牲那样地死去。”我还想说：“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
七月三日
三说端端（1）
一九八二年一月我写过一篇短文谈我的外孙女端端。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又写了《再说端端》。我写端端，也讲了我对儿童教育的想法。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好像有两份报刊先后转载，我并没有注意，可是有些熟人在晚报上看到端端写“检查”，说什么“我深深体会到说谎是不好的事情”，觉得有趣，以后遇见端端就要问她读过我的文章没有。端端不喜欢看书，也没有时间看书，我的《随想录》她一本也没有翻过。不过她懂得写检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听见人提起我那篇文章就脸红，偶尔还对我说：“下次把我写得好一点吧。”她并不知道我还写了第二篇。这一篇在《大公报》发表后，我那位在晚报当编辑的朋友又来信通知我晚报还想转载关于端端的第二篇随想，征求我的同意。晚报发表我的文章，我当然愿意，可是考虑了半天，我还是回信说：文章在晚报刊出，读者很多，会使端端感到很大的压力，她不愿意我谈她的缺点，那么就请晚报不要转载吧。
文章不见报，压力似乎小一点，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也不会解决。一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端端在小学毕业了。小学之后当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