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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一方面把发展国家机构、将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改造为社会自治机构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将继续执行把越来越
多的国家职能交给社会团体的方针。”
接着，赫鲁晓夫话锋一转，开始谈到苏共党的工作。赫鲁晓夫重又提起关于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
这使苏共中央委员们颇感意外。
他在报告中第一次亮出了所谓“反党集团”全部成员的名单。他说：“第 20 次代表大会所反映的列宁主义方针，
最初不得不在某些人强烈反抗的情况下加以执行；这些人是反党分子、个人崇拜时期居统治地位的那种方法和秩序的狂
热拥护者、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这个反党的派别活动集团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参加这个集团的有莫洛托夫、
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
“最初，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激烈反对党关于谴责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谴责并纠
正各种滥用权力现象、查明迫害活动的具体负责人的路线。他们的这种立场并非偶然，因为对于许多起大规模迫害党的
干部、苏维埃干部、经济干部、军事干部和共青团干部的事件，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发生的许多类似现象，他们本人都
负有责任。”
报告中，赫鲁晓夫对基洛夫的被害事件又一次提出怀疑，他说：“我们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死亡的材料，产生
的问题就越多。”他提出三点疑问：为什么凶手曾被抓获过并给予释放？基洛夫的警卫员为什么远离保卫者？基洛夫的
警卫队长为什么突然死于“交通事故”？
赫鲁晓夫报告中这种突然转向，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休息走廊里引起了代表们的激烈争论。中央主席团的一些成员
们无法控制住他们的愤怒情绪。
第三天，按会议程序，代表们对报告进行全面讨论。但是讨论变成了谴责和批判。
讨论中，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登台发表讲话。他严厉指责卡冈诺维奇当年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以及他
在担任交通人民委员时的各种做法。波德戈尔内说，在卡冈诺维奇的指使怂恿下，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受到
非人虐待。他把卡冈诺维奇称为早就该从党内清除出去的“败类”。
他的这一番话引起全场一片掌声，接着发言的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祖罗夫。他向大会详尽叙述
了马林科夫和叶若夫对白俄罗斯党的干部所进行的种种摧残和迫害。他指出，在 1936 —1938年期间，白俄罗斯加盟共
和国党组织的人数减少了 1／2。马祖罗夫呼吁大会将马林科夫清除出党。其他几名代表也陆续登台发言。福尔采娃提到
了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罪行；波利扬斯基证实了卡冈诺维奇在库班地区对党的干部队伍进行的破坏；伊利切夫、什
维尔尼克、克格勃主席亚。尼。谢列平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齐。季。谢尔久克等人的发言都详细他讲述了 19371939
年滥用权力的情形。
在对讨论情况进行总结时，赫鲁晓夫又用了较多的时间谈及斯大林和“反党集团”成员所犯的罪行。他详细讲述了
奥尔忠尼启则的自杀，阿。斯万尼泽（斯大林前妻的兄弟）的死亡，一些红军高级将领和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悲惨遭遇。
他在总结中提议，在莫斯科竖立一座纪念碑以“永远纪念专横统治下受害的伺志们”。这一提议得到了大会代表的一致
通过。
在代表大会闭会之前，来自列宁格勒地区的大会代表伊。斯波里多诺夫、莫斯科代表彼。杰米契夫、格鲁吉亚代表
基。扎瓦希什维利和波德戈尔内都提议把装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移出列宁墓。杰米契夫在发言中说：“再继续放在那
儿，就是一种亵渎行为。”随后，在斯大林劳改营和监狱中度过了27年的德。拉祖基娜发言。她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劳改
营中政治犯的非人生活和所受到的残酷迫害。在她发言之后，22大通过了如下决议：
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约瑟夫。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列宁遗训、滥用权力、
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他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枢留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墓中成为不可
能。
决议于 31 日傍晚执行。在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深坑，把斯大林的棺木放进去后，并没有往里填土，而是
运来了几卡车水泥浆，浇灌到墓穴中的棺木上。墓上立起一块花岗岩石碑，后来又刻上了简单的碑文：“约。维。斯大
林”。
诗人叶甫图申科在一首题为《斯大林的继承者》的诗中描述了这一情景：
大理石墓碑默然无语，
水晶棺无声地闪光熠熠。
守陵的士兵们站立一旁，
几缕青烟在灵枢上缭绕，
恰似青铜塑像在微风中肃立。
似有生的气息从缝隙中漏逸。
卫兵扛着遗体走出列宁墓大门，刺刀的寒光是那么凄厉，
他也那样不言不语，静得令人不寒而栗。那双涂有防腐剂的拳头，仍紧紧地攥在一起。窥视的目光透过缝隙？？
他的主意已然策划完毕，此刻的安息只是小憩。
我要向我们的政府大声呼吁：增添两倍、三倍的哨兵，把这具棺木看守严密，千万别让斯大林东山再起，
以免重演历史悲剧。
静得令人不寒而栗。
仍紧紧地攥在一起。
他的主意已然策划完毕，
我要向我们的政府大声呼吁：
把这具棺木看守严密，
以免重演历史悲剧。
代表大会关于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的决定，在社会上引起了大规模捣毁斯大林纪念碑和纪念像的行动。成千上
万的城市、街道、广场、农庄和工厂纷纷易名。早在20大之后，许多斯大林纪念像就已被拆除，矗立在伏尔加一顿河运
河上的巨型斯大林青铜塑像就是在那时被拆除和熔化的，现在所有类似的纪念碑都被从底座上推倒。只是在格鲁吉亚，
斯大林的塑像和纪念碑依然保留着；一些街道还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在当地博物馆里也能看到介绍斯大林生平事迹的
展览。
官方对斯大林的严厉态度，立即在全国报刊上得到了反映。有关 30 —40年代“悲惨死去”或“遭诬陷被害身亡”
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军队将领的名字和带有此类字样的讣告，大量涌现报端；20大后获得平反的一些受害人
的往事回忆，也开启禁忌，被大量披露出来。有关集中营、流放地纪事或犯其他大忌不能公开发表的文章，则以手稿形
式发表在被称为“萨米兹达特”（意为“独立出版”）的地下出版物上。瓦。沙拉莫夫的《科累马的故事》就属于此列。
22大后“解冻”的浪潮迅速波及科学和艺术各个领域。
“解冻”原是苏联作家伊。爱伦堡一部小说的名称，以喻个人崇拜的漫长冬日已经过去，坚冰消融，思想解放的季
节业已到来。这个术语代表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变化的特点。
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苏联文坛流行“无冲突论”。在“无冲突论”的影响下，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为政治
口号作图解的作品，被当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硕果。“无冲突论”的政治依据是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生产关系
和生产力完全相适应”和“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文艺创作中就要
表现好与更好之间的矛盾，否认社会上有好与不好之间的矛盾。这时，不少苏联作家感到政治空气压抑。他们想说话，
但是不敢说，也没有地方说。爱伦堡在 1948 年写成的论文《谈作家的工作》直到斯大林逝世之后，才在 1953 年 10
月号《旗帜》杂志上公开发表。之所以要在斯大林死后发表，爱伦堡解释说：“我经过了长时期的犹豫才决定发表这些
有关作家工作的意见。”“我自己问自己：提出有关作家工作问题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了呢？我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到
来了。”斯大林逝世，爱伦堡感到松了一口气，呼喊“解冻了！”实际上，这不仅是爱伦堡一个人的感受，而是苏联很
多知识分子的心声。
1953年底至 1954 年上半年，苏联的报刊开始出现一些批评性文章。例如，《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触及文学
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文章。其中，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最有代表性。文章揭露了文学中“粉饰现实”的种种积
习和手法，呼吁作家拿出“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
文章尖锐地指出，多年来文学作品“凭空杜撰”，制造了种种“升平景象”：农村本来贫困不堪，小说电影中却爱
描写庄员们大摆宴席；工人食堂的情况本来很糟，可是在一些作家的笔下，虽没有摆出奶猪冻和烤全鹅，但也看不到黑
面包？？作家在文章中列举了许多这类弄虚作假、歌舞升平的现象。在过去的年代，为了树立个人崇拜的形象，美化、
粉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电台、书刊、大会小会上假话大话空话连篇，制造种种虚假现象，这已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
社会问题。波麦兰采夫和其他作家、批评家一经在《新世界》上提出这个问题，立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舆论
的强烈反响。
广大读者热烈投入了关于真诚、真实问题的辩论。一读者给《新世界》杂志写信说，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了这种
丑陋现象，并且对之愤恨之极，他们想说但未能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是苏联文学替我们老百姓“说出了这句大胆、实
在、而又公正的话”。他向作家深表感谢，说道：“所有有头脑的、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
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就此发言说：“我认为，波麦兰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
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之所以需要向社会良知呼吁，是因为“因循成习的不诚实”，这不只是
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
这样一来，由文学杂志发端、由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提出的有关真实、真诚的议题，随着讨论的发展、深化，便转化
成一个具有最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并且被赋予明显的政治意义。
与文学的真诚、真实问题相联系，同时还提出了一个面向人的问题。就是说，文学要不要把有关人的描写放在第一
位，敢不敢真实地发掘人的内心世界，承认不承认人有个人生活的权利。高尔基早就说过，文学应该是“人学”。人是
文学注意的中心。但多年来的文学实践却不是这样。这反映了社会上的一种倾向：只承认社会利益、集体生活，而不承
认个人利益和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往往只是被视作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的附属物。在革命浪漫主义时代，个人生活、个
人感情往往被置于一边，这在当时被看成人们的行为准则。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用这样的准则规范
文学、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有悻于生活的真实。
在关于面向人、人该不该有个人生活权利的讨论中，一种把个人生活权利理解为取决于个人内心自由权利的观念，
在青年人中间得到了广泛共鸣。
文学的“解冻”带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解冻”。1955—1956年，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
制度下矛盾问题的争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本质、特点和解决方法应当是怎样的？矛盾和
对抗的相互关系又如何？在争论过程中，人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什么
“恶意的蓄谋”和“敌人的诡计”。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远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由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产生的，
或者是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其中一部分矛盾之所以激化，是由政策错误所引发，或者是因为不善于依据社会主义发
展的客观规律采取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而造成的。当时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选择解决矛盾的时机，在解决矛盾时
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形式，具有重要的原则意义。这样，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就破除了教条主义框框，摒弃了阶级斗争尖锐
化的理论，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提供了理论根据。
与此同时，《历史问题》杂志在这个时期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资料，打破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框，
从现实